中国政府新安全观的基本内容及其实践与体现

    [摘要] 1983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在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成立国家安全部，以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的表述中，首次使用了“国家安全”这一专业表述。此后，“安全”和“国家安全”越来越成为中国政府关注的重点。在世纪交替前后，中国政府开始探索并逐渐形成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但是，中国政府的新安全观并没有局限于这种在国际场合提出的事实上的“国际安全观”，而是经过不探索和发展，逐渐形成了一种包括国际国内两方面问题、传统和非传统两方面要素的系统的国家安全观。这种包含了丰富内容的系统安全观，在中国政府各项具体工作中不断得以落实和体现。2009年政府工作报告对反恐怖、食品安全、财政安全、社保基金安全、中小学生安全、医疗卫生安全、维护社会稳定、军队应对多种安全威胁、保障我国公民和法人在海外的权益等问题的论述，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

一、21世纪前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安全”与“国家安全”

    与1997年前的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没有“国家安全”一词不同，此前由政府总理向全国人大代表大会所作的工作报告中，已经多次用过“国家的安全”、“我国的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祖国的安全”等语词，特别是在1983年后，还多次出现“国家安全”这一更加专业的表述。

1954年5月23日，周恩来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提到了“我们国家的独立与安全”、“我国的安全”。这个报告的一开头就说：“我国伟大的人民革命的根本目的，是在于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面，最后也从资本主义的束缚和小生产的限制下面，解放我国的生产力，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而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水平，并且巩固我们国家的独立和安全。”后面还说到，“为了保卫我们的国家建设事业不受破坏，还必须加强国防力量。当公开敌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疯狂地扩张军备并且加紧威胁我国的安全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有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力量。”

1959年4月28日周恩来向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政府工作报告，曾说，“逃窜缅甸的国民党残匪十年来不断骚扰我国边境，威胁我国安全”。报告还指出：“岸信介政府又积极准备修改日美‘安全条约’，同美国进行新的军事勾结，并且企图用原子武器装备日本军队。这对于亚洲各国的安全，特别是我国的安全，形成了严重的威胁。”“美国在东亚地区的这些侵略活动，严重地威胁到越南民主共和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和东亚的和平。”

1964年12月21日和22日周恩来向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政府工作报告，指出：“人民解放军和民兵，在保卫祖国的安全和社会主义事业、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75年年1月13日周恩来向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政府工作报告，受“文化大革命”影响，阶级斗争提得较多，“安全”字样却一次也没有出现。

1978年2月26日，国务院总理华国锋以《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为题向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全文中只在“认真搞好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一句中出现“安全”一词，其他各处都见不到“安全”字样

在1983年6月6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向四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安全”一词出现了6次，其中集中出现了3次的一段表述是：“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和加强反间谍工作，国务院提请这次大会批准成立国家安全部，以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中的3处“安全”都是“国家安全”，这是历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用到“国家安全”这种更为专业的表述，而不是“我国的安全”、“祖国的安全”等表述。

对于这次人大上政府工作报告中提请批准成立“国家安全部”一事，新华社当日有专门的电讯稿予以报道：“赵紫阳总理今天代表国务院提请六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批准成立国家安全部，以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赵紫阳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在复杂的、动荡不安的国际环境中进行的。他说，为了确保国家安全和加强反间谍工作，国务院提请这次大会批准成立国家安全部，以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领导。”

这里还需注意的是，这次代表大会后没出1个月，国家安全部于1983年7月1日正式成立。对此， 7月2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该报记者赵相如的报道：“7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部召开了成立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万里、习仲勋、胡乔木、陈丕显、胡启立、田纪云，有关部门负责人郑天翔、杨易辰、刘复之、邹瑜、崔乃夫、伍修权等出席了大会。大会由国家安全部部长凌云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陈丕显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作了重要讲话。他在分析了当前我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之后说：国家安全部是人民民主专政机关之一，是国家机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任务是非常艰巨而光荣的。国家安全机关的工作，直接关系到党的安危，国家的安危，人民的安危。组建国家安全部是一件新事物，对此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国家安全工作做好了，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祖国的统一和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力的贡献。”“陈丕显还对今后国家安全部的工作提出了六点要求：第一，解放思想，总结经验，积极改革，大胆创新。彻底肃清林彪、江青、康生、谢富治一伙所造成的恶劣影响，坚持和发扬我们的优良传统和成功的历史经验。第二，建设一支精干、内行、对党绝对忠诚的干部队伍，保证国家安全机关的纯洁性。第三，一手抓组建，一手抓工作，保证组建工作和业务工作两不误。第四，教育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做好国家安全工作。第五，在共同的政治基础上搞好团结。第六，加强组织性、纪律性，树立良好的风气。陈丕显要求国家安全部门的工作人员能自觉地做到：模范地遵守党纪国法；严格工作纪律、坚持调查研究、发扬实干精神、不尚空谈；自觉地遵守各种安全保密制度、堵塞各种不安全的漏洞；廉洁奉公、反对和抵制一切不正之风。万里、习仲勋、胡乔木也在会上讲了话。凌云代表国家安全部的同志表示，一定不辜负党、国家和人民的期望，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领导下，依靠人民群众，在有关部门的大力协助下，为开创国家安全工作的新局面而做出贡献！”赵紫阳这一政府报告另外3处的“安全”表述分别是：“我们同东盟国家的关系在维护东南亚和平与安全的斗争中有了可喜的发展”；“改善中苏关系，应该从解除苏联方面对中国安全的现实威胁着手”；“国防建设和国防力量有了新的加强，保卫了祖国的独立和安全”。

1988年3月25日李鹏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共7次出现“安全”（其中2处为“国家安全”），依次为：“不论是交通运输，还是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都必须执行‘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公安、安全、司法行政部门和广大人民警察，要以身作则，严肃纪律，改进作风，不断提高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廉洁奉公，执法如山，尽心尽力为人民排忧解难”；“必须依照法律，制裁破坏社会主义制度的敌对分子，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间谍活动，惩处各种刑事犯罪和经济犯罪，禁止一切扰乱社会秩序的活动”；“希望看到有各方参加的阿富汗联合政府早日成立，看到数百万阿富汗难民能够安全地返回家园，重享和平生活”；“我们支持南非人民反对种族歧视，纳米比亚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南部非洲各国人民维护国家安全、反对南非侵略的正义斗争”；“我们赞赏第三世界的各种地区合作组织为维护本地区的安全、促进本地区的发展所作的努力”。

1993年年3月15日李鹏向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所作政府报告中，仅在“加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公安、国家安全部门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一句话中2次提到“安全”，但都是“国家安全”。   

1998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安全”一词共出现了6次（其中2次是“国家安全”），包含在6句话中：（1）“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在维护国家主权和安全，参加重点工程建设和抢险救灾中，做出了重要贡献”；（2）“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对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3）“加强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搞好防洪工程建设，疏浚中小河流，保证安全度汛”；（4）“要防止变相逃债，保护银行资产安全”；（5）“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保证”；（6）“加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公安、国家安全部门的建设”。

二、世纪之交中国政府新安全观的萌发与形成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此前后，中国政府已经开始思考和探索新的安全思维和新的安全观念。

虽然有人认为，“中国安全观的转变可以上溯至20世纪70年代末，这一点可以从‘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和‘大规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这两个判断上体现出来”（刘国新《中国新安全观的形成及实践》，《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06年第1期第63页），但当时不仅没有“安全”和“安全观”的概念，而且还是用“和平”与“战争”（而不“安全”与“威胁”）这样的字眼来表达一种基于军事的传统安全观念，因而这就不能说是非传统的新安全观形成的开始。只有当战争的阴影渐远，和平基本成为一种常态时，人们才可能逐渐提出比“和平”更高的要求，即“安全”。这时，人们所要排除就再不限于大规模流血暴力，即“战争”，而是进一步要求消除比战争威胁要次级的各种各样“威胁”。这样的要求，虽然对于那些较早就处于战争阴影之外的国家和人民来说，特别是对那些处这种环境中的知识精英和政治精英来说，在“冷战”后期就已经有所意识，因而提出了“综合安全”、“合作安全”等等新观念，但对于中国人民以及中国的知识分子和政治领袖来说，当前还没有这样的先知先觉。

中国学者和政府能够不囿于“战争与和平”的传统思维，而进一步去思考“威胁与安全”，是在“冷战”结束七八年后的20世纪中期以后。这样一种认识的形成，可以说是受到了当时国际安全形势的重大变化的影响，同时也。

1996年7月，钱其琛在东盟地区论坛大会上的讲话，就已显露了新安全观的端倪。根据新华社当年7月23日来自雅加达的报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当日在雅加达举行的第三届东盟地区论坛会议上发表讲话说，亚太地区已步入一个持久的和平发展时期。钱其琛认为，亚太地区实现持久的和平与发展主要有四个方面的因素：第一，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经济蓬勃发展，各国均将发展经济作为首要任务，维护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和平环境已成为本地区各国最大的共同利益；第二，区域内经济联系大大加强，国与国之间的相互联系与依存不断加深，为地区安全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第三，本地区冷战式的集团对抗和地区冲突不复存在，各国之间的协调与合作日益成为主流；第四，本地区旧有的和新出现的问题基本上控制在一定范围内，对话和谈判已成为处理国家间争端的主要手段。钱其琛表示相信，上述这些因素将长期起作用，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是可以长久保持的。他强调，“我们主张，通过对话与协商，增进相互了解和彼此信任；通过扩大和深化经济交往与合作，共同参与和密切合作，促进地区安全，巩固政治安全。”钱其琛说，中国作为亚太的一员，对本地区安全环境高度重视、十分关注，始终致力于发展与各国的对话与合作。中国十几年来经济高速健康发展得益于稳定安宁的地区环境，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繁荣也为促进本地区稳定与繁荣作出了贡献。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将是中国面临的持久课题，中国将继续积极致力于本地区的和平与发展，履行作为一个大国的责任和义务。中国经济的发展不构成对任何国家的威胁，相反，如果有12亿人口的中国陷入贫困和混乱，这将对地区的稳定构成不利的影响。（http://lw23.com/paper_136069531/）钱其琛还提议，论坛开展军转民方面的对话，并适时开始探讨综合安全方面的合作问题。

由于这篇讲话涉及了“信任”、“合作”、“地区安全”、“综合安全”等术语，同时还明确要通过“军转民”来“探讨综合安全方面的合作问题”，因而可以看作是中国新安全观形成的开端。

正是在这次论坛上，决定由中国和菲律宾明年在北京共同主办建立信任措施会议。这也促使中国进一步探索新的安全观念。

1997年3月，中国政府同菲律宾政府在北京共同举办东盟地区论坛信任措施会议，这是中国首次承办关于安全问题的官方多边国际会议。会议就地区安全环境、安全观念和国防政策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中国政府提出考虑到这个地区多样性的特点，维护地区安全的应尊重各国主权、和平解决争端和采取综合安全的观念，要通过磋商、对话与合作等和平手段促进地区安全。在这次论坛上，中国政府还使用了“新安全观”的表述。

1997年4月23日，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发表演说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关于维护整个世界安全的新安全观的基本主张，即各国有权根据本国国情，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别国无权干涉。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的成员，任何国家都不应谋求霸权，推行强权政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与国之间的一切分歧和争端，而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在平等的基础上，加强和扩大经济、科技、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和繁荣，反对经济贸易中的不平等现象和各种歧视性政策与做法，更不允许动辄对别国进行所谓的经济制裁,并特别强调：“双方主张确立新的具有普遍意义的安全观，认为必须摈弃‘冷战思维’，反对集团政治，必须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之间的分歧或争端，不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以对话协商促进建立相互了解和信任，通过双边、多边协调合作寻求和平与安全”。这些内容写入同一天中俄两国元首签署的《关于世界多级化和建立国际新秩序联合声明》之中。

1999年3月26日，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表的《推进裁军进程，维护国际安全》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 3月27日，在瑞士工商界人士集会上发表《发展中欧友好合作，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演讲时，江泽民再次对新安全观进行了阐释。

1999年3月26日，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发表了《推进裁军进程，维护国际安全》的讲话，更全面地论述了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内涵，提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讲话就此指出：“历史告诉我们，以军事联盟为基础、以加强军备为手段的旧安全观，无助于保障国际安全，更不能营造世界的持久和平。这就要求必须建立适应时代需要的新安全观，并积极探索维护和平与安全的新途径。我们认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各国相互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以及其他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是维护和平的政治基础。互利合作、共同繁荣，是维护和平的经济保障。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是解决争端、维护和平的正确途径。只有建立新的安全观和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才能从根本上促进裁军进程的健康发展，使世界和平与国际安全得到保障。裁军的目的在于增进安全，而安全必须是各国的普遍安全。国家无论大小、贫富、强弱，都有享受安全的平等权利。” (3)这里第一次指出新安全观的核心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八个字。江泽民2000年9月6日在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的发言中和6月15日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大会的讲话中，都重申了 “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和国家关系的主张 。

2001年7月1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江泽民对新安全观的表述做了调整，将八个字当中的“合作”改为“协作”，提出“国际社会应该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 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新安全观形成的标志，但也有人认为，2002年7月31日，中国代表团在斯里巴加湾市向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提交的《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才是中国新安全观形成的标志，因为这个2200余字的文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在新形势下的安全观念和政策主张。我们认为，后一种观点更为合理。

三、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

    据中新网2002年8月1日报道，2002年7月31日，在斯里巴加湾市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向大会提交了中方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方在新形势下的安全观念和政策主张。这份《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包括引言、背景、政策、实践4个部分。

《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引言”部分写道：“人类曾经历无数次战争，最近100年更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和40年冷战对峙的磨难。历史证明，武力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争端与矛盾，以行使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为基础的安全观念和体制难以营造持久和平。人们普遍要求摒弃旧的观念，以新的方式谋求和维护安全。在此形势下，以对话与合作为主要特征的新安全观逐渐成为当今时代的潮流之一。”

《文件》“背景”部分认为：“新安全观实质是超越单方面安全范畴，以互利合作寻求共同安全。新安全观建立在共同利益基础之上，符合人类社会进步的要求。”“背景”部分指出：“冷战结束后，国际关系的缓和、世界经济的发展成为国际形势的基本特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安全的涵义已演变为一个综合概念，其内容由军事和政治扩展到经济、科技、环境、文化等诸多领域。寻求安全的手段趋向多元化，加强对话与合作成为寻求共同安全的重要途径。‘9·11’事件突出表明，当今世界安全威胁呈现多元化、全球化的趋势，各国在安全上的共同利益增多，相互依存加深。”这一部分还认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希望基于以下原则构筑自身和国际安全：——在《联合国宪章》、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及其它公认国际关系准则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通过谈判和平解决领土、边界争端和其他有争议的问题；——本着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原则，改革和完善现有国际经济与金融组织，寻求共同繁荣；——除防止外敌入侵、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等传统安全领域外，重点对打击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予以关注；——根据公正、全面、合理、均衡的原则，在各国普遍参与的基础上，实行有效的裁军和军控，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维护现有国际军控与裁军体系，不搞军备竞赛。”这一部分最后强调：“上述安全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是人类文明的进步，也构成了新安全观的基础。”

《文件》“政策”部分说：“中国是新安全观的积极倡导者。1996年，中国就曾根据时代潮流和亚太地区特点，提出应共同培育一种新型的安全观念，重在通过对话增进信任，通过合作促进安全。近年来，中国领导人在多边、双边场合多次呼吁树立新安全观。新安全观已成为中国对外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政策”部分强调：“中国认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是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互信，是指超越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异同，摒弃冷战思维和强权政治心态，互不猜疑，互不敌视。各国应经常就各自安全防务政策以及重大行动展开对话与相互通报。互利，是指顺应全球化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互相尊重对方的安全利益，在实现自身安全利益的同时，为对方安全创造条件，实现共同安全。平等，是指国家无论大小强弱，都是国际社会的一员，应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不干涉别国内政，推动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协作，是指以和平谈判的方式解决争端，并就共同关心的安全问题进行广泛深入的合作，消除隐患，防止战争和冲突的发生。”这一部分还说：“中国认为，新安全观的合作模式应是灵活多样的，包括具有较强约束力的多边安全机制、具有论坛性质的多边安全对话、旨在增进信任的双边安全磋商，以及具有学术性质的非官方安全对话等。促进经济利益的融合，也是维护安全的有效手段之一。”“中国认为，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亚太地区更是如此。兼容并蓄，增进合作，才有利于共同进步和发展。为此，安全合作不仅是指发展模式和观点一致国家之间的合作，也包括发展模式和观点不一致国家之间的合作。”

在最后一部分“实践”中，《文件》强调“中国是新安全观的积极实践者，通过自身经验证明了新安全观的可行性。”接着，“实践”部分通过5个方面阐述了中国对如上新安全观的具体实践。第一，“中国积极寻求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与邻国的争议问题。中国目前已同绝大多数周边国家解决了陆地边界问题，同越南签署了北部湾划界协定，与东盟就制订‘南海地区行为准则’保持磋商。在未决争议问题上，中国与有关各方就在争议地区保持和平稳定、通过和平手段解决问题达成共识。领土、领海争议已不再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开展正常合作、发展睦邻关系、共筑地区安全的障碍。”第二，“国把加强经济交流与合作作为营造周边持久安全的重要途径。中国积极参与各种形式的地区经济合作，与本地区各国共同努力推动形成多渠道、多层次、多形式经济合作新局面。以东亚10＋3合作为代表的各种地区经济合作机制的发展，不仅给有关国家带来了现实经济利益，也增进了各参与方的相互交流、信任与合作，进而促进了本地区的安全与稳定。”第三，“中国努力推动地区安全对话合作机制的建设。中方相信，一个对话而非对抗的地区安全框架，是亚太安全的重要保障。为此，中国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上海合作组织和东盟地区论坛。”第四，“上海合作组织是对新安全观的成功实践。从1996年‘上海五国’进程启动以来，中、俄、哈、吉、塔五国先后签署《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和《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通过友好协商妥善解决了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并率先提出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鲜明主张。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后，六个成员国相继签署《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关于地区反恐怖机构的协定》，积极参与国际和地区反恐斗争，稳步推进区域经济合作，大力倡导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安全合作模式。”第五，“东盟地区论坛在开展建立信任措施、推动预防性外交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论坛通过平等对话促进安全的思路符合新安全观的主张。在‘9·11’事件后的新形势下，论坛更加重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开展了实质性的探讨与合作，增强了论坛的活力，促进了互信合作。”

事实上，在中国代表团2002年7月31日向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提交《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熊光楷5月22日在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演讲时，就已经涉及到了其中的主要内容；在此之后的2002年9月16日，外交部长唐家璇在第五十七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的发言中，又分别阐述了这个文件的基本内容。

四、十届全国人大期间政府工作报告对新安全观的强调与发展

    中国政府提出的新安全观，其核心虽然被概括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八个字，但全面分析《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便能够看到，中国新安全的内容并不限于这八个字及其具体内容，而是包括了对安全威胁、安全内容、安全手段等多方面问题的全面思考。

但是，《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所涉及到的问题，实际上也还不是中国政府新安全观的全部内容。这份在国际场合发布的《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涉及的还只是中国政府对国际安全的认识、评估、政策和实践，而没有涉及国内安全问题。我们知道，“冷战”结束前后国际社会开始出现的“安全观转向”，不仅包括了对安全内容或安全构成要素的认识从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向经济安全、信息安全、文化安全、生态安全等方面的转变，对安全威胁的认识从传统的军事侵略和战争等因素向非传统的恐怖主义、信息攻击、文化渗透、生物入侵等因素的转变，对安全保障手段的认识从军事攻防、政治对抗、情报保卫到安全合作、综合保障的转变，对安全目标的认识从自身安全、绝对安全到共同安全、集体安全的转变，而且还包括了对安全重心的认识从对外安全向内部安全的转变。这就是说，人们在继续关注国家的外部安全问题的同时，开始越来越多地关注到国家内部的安全问题。当然，处于“后冷战”这一“和平与发展”新时代的中国政府，不可能不关注和重视国内的安全问题。

事实上，中国政府在持续关注国家的外部安全和整个国际安全形势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国家内部的安全问题，并把国内安全问题放在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上。同时，中国政府对国内安全问题的认识，也越来越远离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维方式，越来越重视通过构建“和谐社会”来实践和实现国内安全。此外，无论是对外安全还是内部安全，中国政府的认识都已经超越了单纯的军事政治观点，开始向民生、文化、信息、科技、生态等方向延伸，形成了一种综合性、系统性的国家安全观。非常明显，这样的安全观，对2002年所提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发展。

用通行的术语来说，这就是一种新的“综合安全观”，但如果更科学合理地来表述这种安全观念，应该称之为“系统安全观”。

如前所见，在1998年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就有“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对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加强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搞好防洪工程建设，疏浚中小河流，保证安全度汛”；“要防止变相逃债，保护银行资产安全”等表述，这种对民生问题关注，反映的正是新安全观念下对“国民安全”的强调。这里虽然还没有明确地把民生问题放在国家安全的范围之中，没有在国家安全论域中谈论民生问题，但却已经出现了重视民生和国民安全的新动向。此后，在政府工作报告和其他文件中，特别是有关构建“和谐社会”的文件中，不仅越来越重视民生和国民安全问题，而且逐渐把其纳入到了国家安全的视野之中。同时，信息安全、生态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也逐渐被纳入政府的国家安全视野之中和工作范围之内。

在新世纪的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上，即2003年3月的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年在3月5日的政府工作报告中，13次提到“安全”，其中已经显露出综合安全观的端倪。这份报告中包含13个“安全”的11句话分别是：（1）“在全国先后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打击走私、骗税骗汇、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专项行动，对文化、旅游、建筑、集贸等市场和安全生产秩序进行专项整治。”（2）“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进一步落实，社会治安状况好转，人民群众安全感增强”。（3）“人民解放军、武装警察部队、预备役部队和民兵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支持经济建设和抗灾抢险中，作出了重大贡献。”（4）“综合运用经济、法律和必要的行政手段，以纺织行业为突破口，逐步扩大到煤炭、冶金、建材、石化、制糖等行业，关闭了一大批产品质量低劣、浪费资源、污染严重和不具备安全生产条件的企业，淘汰了一大批落后设备、技术和工艺，压缩了部分过剩生产能力。”（5）“深入开展基层安全创建活动。”（6）“重视和加强安全生产，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7）“切实维护国家安全。”（8）“重大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9）“加强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和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10）“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切实加强监督管理，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11）“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的可靠保证。”

在2004年3月5日新一届政府总理温家宝首次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即十届二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安全”一词出现了18次，其中2次是“国家安全”，还有一次是“新安全观”。在此，我们也把包含了这18个“安全”的12句话罗列出来，以便观察：（1）“党中央、国务院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及时研究和部署防治非典工作。”（2）“统一内外贸管理体制，调整了食品安全和安全生产监管体制。”（3）“重大安全事故接连出现，给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教训极为深刻。”（4）“凡在环保、安全、能耗、技术、质量等方面不符合标准的项目，尚未建设的不准开工，在建的要进行清理，已建的要限期改造。”（5）“大力发展优质、高产、高效、生态、安全农业，提高农产品质量和竞争力。”（6）“加大执法力度，强化生态环境监管，严格控制主要污染物排放，抓紧解决严重威胁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的环境污染问题。”（7）“加大整顿和规范市场秩序的力度，重点是继续抓好直接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食品、药品等方面的专项整治。”（8）“加强民主法制建设，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9）“要以对国家和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切实加强安全工作。强化安全生产监管，加强安全专项整治，落实安全防范措施，健全安全责任制。坚决查处各类安全事故，依法追究有关人员责任，维护法制和纪律的严肃性。”（10）“加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11）“单边主义倾向有新的发展，局部冲突不断，国际恐怖主义活动频繁，南北差距拉大，传统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给各国人民带来严峻挑战。”（12）“要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继续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在200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安全”一词出现了28次之多，其中有4处是“国家安全”，同时还有依次出现过 “社会安全”、“金融安全”、“人民群众健康安全”、“生命安全”、“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公共安全”、“国家安全意识”、“维护国家安全的机制”、“地区安全”、“新安全观”等概念，特别是还强调“将全面加强经济外交和对外文化交流，积极维护我国公民在海外的生命安全和合法权益。”更为值得关注的是，这次报告中有关国家安全意识和国家安全机制的论述，是放在事关国内安全的“社会稳定工作”一段加以论述的。这段话的全文是：“高度重视社会稳定工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及时合理地解决群众反映的问题，坚决依法纠正各种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认真实施《信访条例》，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建立健全社会矛盾纠纷调处机制，完善社会稳定的预警体系和应急处理机制，积极预防和妥善处置群体性事件。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积极推进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依法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特别是危害国家安全犯罪、严重暴力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毒品犯罪和多发性侵财犯罪，增强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减少自然灾害、事故灾难等突发事件造成的损失。增强国家安全意识，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机制。”这说明，在中国政府的工作中，已经开始把以社会稳定为重点的国内安全问题纳入整体的国家安全工作中了，并且把此作为维护国家安全工作机制中的重要内容。包括国内安全在内的系统安全观，在中国政府的安全思维开始逐渐形成。这可以看作是对2002年《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所阐述的“新安全观”的重要发展。

2006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安全”一词的有4处，其中有3处是“安全生产”，一处是“粮食安全”。正是此后，“粮食安全”成为中国政府越来越关注和重视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2007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共出现3次“安全”，分别是“安全饮水”、“食品药品安全”和“安全生产”。

五、十一届人大以来政府工作报告对新安全观的强调与落实

    2008年，在新一届即第十一届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温家宝代表国务院向大会报告该届政府过去五年的工作、对下一年工作提出建议时，在34句话中共42次讲到“安全”。这34句包括了42个“安全”的话依次是：

（1）五年新增节水灌溉面积666.7万公顷、新增沼气用户1650万户、新建改建农村公路130万公里，解决了9748万农村人口饮水困难和饮水安全问题，建立了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体系，防止了高致病性禽流感等疫情蔓延。

（2）土地和矿产资源市场秩序、产品质量和食品药品安全等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保护知识产权力度加大，严厉打击了制假售假、非法传销、商业欺诈、盗版侵权等违法犯罪活动。

（3）高度重视安全生产工作，健全安全监管体制，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加强安全生产法制建设。

（4）依法打击各类犯罪活动，有效维护了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5）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为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和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

（6）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卫生、收入分配、住房、产品质量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方面，还有不少问题需要认真加以解决。

（7）粮食安全，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丝毫不能放松粮食生产。

（8）推进农业标准化生产，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9）今年要再解决3200万农村人口的安全饮水问题，增加500万农村沼气用户，支持建设一批大中型沼气项目。

（10）加快发展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农业，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

（11）加快推进农业机械化。加强良种、信息、农产品质量安全和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搞好动物疫病和植物病虫害防控。

（12）加大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