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国家安全的论述与决定

    [摘要]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在大会报告中使用了“国家安全”一词，并且多处出现“安全”一词，同时还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提到了国家安全机关。此后，在十五大报告、十六大报告、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七大报告、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重要文献中，中共中央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拓展，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理论和观点，做出了一系列符合时代要求的国家安全重大决定和决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从传统领域扩展到了非传统领域，对国家安全重心的认识从国际转到了国内，在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国际安全观”同时，越来越重视以“公平、正义、法治、民主”为核心、内容丰富的 “国内安全观”，并决定“针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新情况，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完善国家安全战略”，“抓紧构建”和“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并把这些重大的国家安全决策落实到包括“执政党能力建设”、“和谐社会构建”、“农村改革发展”等在内的各项具体工作中，从而形成了一种统领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兼顾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的全面系统的新安全观。这样的认识和决策，对于在全球化时代日益复杂和多样的安全形势下，有效保障我国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指导作用。

一

    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在大会报告中使用了“国家安全”一词，并且还多处出现“安全”一词，同时还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提到了国家安全机关。

江泽民在《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的报告的第二部分“九十年代改革和建设的主要任务”中，提出“为了加速改革开放，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必须努力实现十个方面关系全局的主要任务”，其中第十个方面的任务是“加强军队建设，增强国防实力，保障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顺利进行”。正是在对第十个方面任务的论述中，报告用了“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表述，集中论述了国家安全问题。报告要求：“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按照邓小平同志关于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思想，走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为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革命军队，不断增强我国国防实力，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提供坚强有力的安全保证。我国已经裁军百万，今后军队要努力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注重质量建设，全面增强战斗力，更好地担负起保卫国家领土、领空、领海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祖国统一和安全的神圣使命；同时，要自觉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积极支持和参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国家的发展和繁荣贡献力量。军队要努力搞好各项建设和改革，切实把教育训练摆到战略地位，全面提高官兵素质，使全军部队做到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重视国防科技研究和国防工业，逐步改善武器装备。各级党组织、政府和全国人民要一如既往地关心国防建设，支持军队完成各项任务。抓好全民国防教育，广泛深入持久地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活动，发展军政军民相互团结、相互支持的大好局面。做好民兵、预备役工作，不断加强国防后备力量建设。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是保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要继续加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公安、安全等部门的建设，更加有力地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这一段话中出现了4个“安全”，包括其中的1个“国家安全”。这也是整个报告中出现的4个“安全”及其中的1个“国家安全”。另外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安全部门”，其实就是“国家安全部门”。这也是在中共全国党代会报告中第一次提到国家安全机关。

此后，在中共全国党代会提到“国家安全”一词就比较多了，而且也开始比较集中地论述国家安全问题，并且把一些非传统的安全问题也纳入自己的视线之中了，而不像过去那样只是在军队建设、国际形势、对外关系等部分才涉及到相应的国家安全问题。从统计数字来看，1997年中共十五大报告6次提到“安全”，其中3处为“国家安全”；2002年十六大报告14次提到“安全”，其中3处为“国家安全”；2007年十七大报告23次提到“安全”，其中5处为“国家安全”。在此，我们把1992年十四大到2007年十七大共四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安全”和“国家安全”出现次数图示如下。

二

    与十四大只是在有关“军队建设”中提到“安全”和“国家安全”不同，1997年9月12日至18日举行的十五大上，江泽民在题为《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的报告中6次提到“安全”（包括3处“国家安全”）时，则是分散在报告的不同部分进行论述的。

十四大报告共十个部分，分别是“一、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展望”，“二、过去五年的工作”，“三、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四、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纲领”，“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六、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七、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八、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九、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十、面向新世纪的中国共产党”。报告第一处提到“国家安全”是在“二、过去五年的工作”中，具体是在论述军队建设成就时指出：“在保卫国家安全、维护祖国统一和参加国家经济建设、完成抢险救灾等任务中，人民军队作出了重要贡献。”接着，在第七部分讲完“文化建设”后，又用一段文字说到军队建设时，两处出现“国家安全”一词。这段原文中的两处“国家安全”是：“在讲了经济、政治和文化任务之后，这里要专门讲一讲国防和军队建设。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是国家安全和现代化建设的基本保证。……继续加强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公安、国家安全等部门的建设。”值得注意的是，这是继十四大后，在中共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第2次提到国家安全部门，而且与十四大报告笼统说“安全”部门不同，这里更准确地表述成了“国家安全”部门。

这一报告另外三处提到“安全”的地方是：在“ 五、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战略”的“（七）努力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中，要求“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六、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的“(五)维护安定团结”中，讲到“搞好社会治安，是关系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改革、发展、稳定的大事”；在“九、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中，报告指出：“扩大军事集团、加强军事同盟，无助于维护和平、保障安全”。

由此可见，1997年9月12日的十五大报告，虽然把“安全”和“国家安全”问题主要还是放在“军事”中进行论述，但无疑又已经开始超“军事”而进入“经济”和“社会”领域。除第二次在全国党代会报告中提到了“国家安全部门”这外，报告还第一次提到了“国家经济安全”，第一次提到了“人民生命财产安全”，而且还涉及了“国际”上的“安全”。这说明，“冷战”结束后世界范围内的“国家安全观”的变化，已经开始影响到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也开始更新自己的国家安全观念，特别是开始关注和重视以“经济安全”、“国民安全”等重要内容的非传统安全问题。

事实上，中共十五大报告，不仅使用了“国家经济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这样的术语，而且对相关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也提了相应的认识和对策。这一报告一方面要求“更好地利用国内国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另一方面又要求，“完善和实施涉外经济贸易的法律法规”，“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这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在经济全球化时代，经济开放必须带来相应的风险，而这些经济风险影响的将不仅仅是个别企业，而可能是整个国家经济体系，甚至可能影响到整个国家安全。在这种情况下，通过完善立法来化解经济风险，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对整个国家安全来说就成为一项非常重要的非传统的安全战略和任务。当然，这种非传统安全意识在这一报告中还没有明确化，还处于朦胧状态。事实上，在整个中国社会，包括中国学术界，当时都还没有形成明确系统的非传统安全观念和理论。

然而，中国对新安全观的探索在此前后已经开始了。在1996年7月举行的东盟地区论坛大会上，时任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提到了“信任”、“合作”、“地区安全”、“综合安全”等术语，同时还明确提出，要通过“军转民”来“探讨综合安全方面的合作问题”。1997年3月，在中国政府同菲律宾政府于北京共同举办东盟地区论坛信任措施会议上，中国政府提出要考虑到这个地区多样性的特点，维护地区安全的应尊重各国主权、和平解决争端和采取综合安全的观念，同时还提出要通过磋商、对话与合作等和平手段促进地区安全，并且使用了“新安全观”的表述。1997年4月23日，江泽民在俄罗斯联邦国家杜马发表演说中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关于维护整个世界安全的新安全观的基本主张。这些在1997年9月中共十五大召开前就已经开始的新安全观探索，并没有完全反映在十五大报告中，这似乎说明，中国政府在国际场合对新安全观念的阐述，还没有完成“出口转内销”的过程，也还没有完全被全党普遍理解和消化。这种转化的实现，可能还需要再过5年，需要等到下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在这5年中，不仅在国际场合，而且在国内和党内文件中，涉及新安全观的论述逐渐多了起来，新安全观的内容也逐渐完善起来。

1999年3月26日，江泽民在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发表的《推进裁军进程，维护国际安全》讲话中，第一次明确提出；“新安全观的核心，应该是互信、互利、平等、合作。” 3月27日，在瑞士工商界人士集会上发表《发展中欧友好合作，推动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演讲时，江泽民再次对新安全观进行了阐释。2000年9月6日，在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的发言中和6月15日在“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大会的讲话中，江泽民都重申要“建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合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2001年7月1日，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江泽民把新安全观“八个字”中的“合作”改为“协作”，提出“国际社会应该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努力营造长期稳定、安全可靠的国际和平环境”。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新安全观形成的标志，但也有人认为，2002年7月31日，中国代表团在斯里巴加湾市向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提交的《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才是中国新安全观形成的标志，因为这个2200余字的文件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在新形势下的安全观念和政策主张。2002年9月13日，中国外交部长唐家璇在第57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时也指出，中国提倡树立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

三

    经过如上以国家、政府、党等不同名义对国家安全问题特别是“新安全观”的探索，以及在国际国内不同场合对新安全的宣传和提倡，到2002年11月8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江泽民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代表大会作报告时，便有了对此进行全面总结和集中论述的可能。

这份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为题的报告，虽然依然只有3次提到“国家安全”，但提到“安全”一词的地方却上升到11处，并且第一次在党代会报告中写上了“安全观”一词，论述了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同时还在讲到“安全构成”时，超越了军事国防，再次提到并强调了“国家经济安全”问题；在讲到“安全威胁”，超越了“传统”安全威胁，注意到了“非传统”的安全威胁，并且强调了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的相互交织。

具体来说，在总结“过去五年的工作和十三年的基本经验”时，报告认为：“我们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始终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在论述“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时，报告强调：“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大型国有企业、基础设施和重要自然资源等，由中央政府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特别是“在扩大对外开放中，要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在讲到“政治建设和政治体制改革”时，报告要求“加强国家安全工作，警惕国际国内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在“国防和军队建设”部分，报告指出，“建立巩固的国防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统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障”；更重要的是，在论述“国际形势和对外工作”时，报告认为“影响和平与发展的不确定因素在增加”，“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强调“安全上应相互信任，共同维护，树立互信、互利、平等和协作的新安全观，通过对话和合作解决争端，而不应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

如果对这些论述从理论上进行总结的话，我们可以说十六大报告已经超越了以“军事”“政治”为核心传统安全观，形成了一种包括既包括传统的军事安全、政治安全在内，又包括非传统的经济安全、恐怖主义威胁等在内的综合安全观，以及强调“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国际安全观。当然，把新安全观概括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在理论上并非无懈可击，因为这一概括只包括了良好的主观愿望，而略去了对安全现实严峻性的关注，同时也只概括了对外安全或国际安全，而缺失了对内安全或国内安全这一更重要的方面，但是这一概括毕竟已经大大超越了过去，实现了突破，而且也为新安全观未来的发展开拓了道路，特别是对中国的国际安全实践具有重要作用，因而得到了各方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

四

    在十六大到十七大之间，2004年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是讨论中国共产党的国家安全思维和国家安全观念时必须提到的，因为在这次中央全会上，通过了一个决定，对国家安全作了前所未有的更集中更全面的论述。这个决定就是2004年9月19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

出台于2004年9月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共16次提到“安全”一词，其中4次是“国家安全”，同时还依次出现了“公共安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新安全观”、“传统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威胁”、“国家安全意识”、“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工作机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国防安全”等术语，而这些术语中的“公共安全”、“国家安全意识”、“国家安全战略”、“国家安全”“工作机制”、“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都是在以前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没有出现过的。、

在此，除一处提到的是“安全生产”外，其他各处都有很必要给予具体的展示。

在“七、坚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这一部分的“（四）健全工作机制，维护社会稳定”中，《决定》写道：“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方针，落实维护社会稳定的工作责任制。建立社会舆情汇集和分析机制，畅通社情民意反映渠道。建立健全社会预警体系，形成统一指挥、功能齐全、反应灵敏、运转高效的应急机制，提高保障公共安全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有效发挥司法机关惩治犯罪、化解矛盾和维护稳定的职能作用。坚持打防结合、预防为主，专群结合、依靠群众，加强和完善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机制，依法打击各种犯罪活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在这段话中，《决定》继此前的“安全生产”之后，第2次和第3次提到“安全”，分别是“保障公共安全”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接着的第4个“安全”，出现在“八、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的“（二）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对外方针政策，掌握处理国际事务的主动权”中，具体说法是“促进新安全观的树立”。

再后面，就是第5个到第15个“安全”连续在一段话中的出现。这一段共有11个“安全”字样的论述，同样是在“八、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不断提高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中，具体内容是：“（四）始终把国家主权和安全放在第一位，坚决维护国家安全。针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新情况，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完善国家安全战略，抓紧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坚决防范和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有效防范和应对来自国际经济领域的各种风险，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

紧接着这一段，还是在第八部分，《决定》写道：“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建设一支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确保国防安全，是党执政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这是《决定》中第16次出现“安全”一词。

我们需要强调的是，上述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关于国家安全问题那段集中论述，不仅在中共文件中是前所未有的，而且也是至今对国家安全问题最集中最完善的论述。我们认为，这段话通过相关论述，揭示了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在“安全威胁”、“安全内容”和“安全保障”三个层次上存在的问题。

第一，通过“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以及“坚决防范和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有效防范和应对来自国际经济领域的各种风险”的表述，具体说明了当前面临的“安全威胁”既有传统因素也有非传统因素。

第二，通过“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这样的表述，具体说明了当前的“安全内容”既包括“政治安全”、“经济安全”（以及下述的“国防安全”）等传统要素，也包括“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要素。

第三，通过“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完善国家安全战略，抓紧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的表述，以及上述提到的“坚决防范和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有效防范和应对来自国际经济领域的各种风险”的表述，具体说明了我国在“安全保障”方面需要做好哪些方面的工作，其中既包括“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完善国家安全战略”，“抓紧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这样三个具有战略规划性质的工作，也包括“坚决防范和打击各种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和分裂活动”和“有效防范和应对来自国际经济领域的各种风险”这样两个具有现实紧迫性的具体工作。

五

    2004年9月《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关于国家安全的如上系统论述，同样出现在2006年10月11日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和谐决定》的这段集中系统的论述是：“加强国家安全工作和国防建设，保障国家稳定安全。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健全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有效应对各种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严厉打击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破坏活动，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全面推进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抓紧做好军事斗争准备，提高应对危机、维护和平，遏制战争、打赢战争的能力，努力为党巩固执政地位提供重要力量保证，为维护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提供坚强安全保障，为维护国家利益提供有力战略支撑，为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共同发展发挥重要作用，坚定不移地捍卫国家安全统一和领土完整。”

虽然在总体思路上，这一《和谐决定》与前述《能力决定》并无太大区别，但个别表述的变化还是值得深入研究。例如，《能力决定》提出的“抓紧构建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在《和谐决定》中变成了“健全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而这种由“抓紧构建”到“健全”的表述变化，已经暗示原来需要“抓紧构建”的国家安全工作机制，现成已经有了，接下来的任务是如何“健全”这一机制的问题。

事实上，据“维基百科”介绍，早在2002年十六大和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之前，中共中央已于2000年9月决定组建“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与“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合署办公，两块牌子，一套机构，并由江泽民任组长，钱其琛任副组长，刘华秋任办公室主任。2002年十六大后，随着中共中央新一届领导上任，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的领导也作了相应调整。除国家主席、国家副主席分别担任正、副组长外，成员包括负责涉外事务的国务院副总理或国务委员，外交部、国防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商务部、港澳办、侨办、新闻办的负责人，以及中宣部、中联部的部长，总参谋部的高级将领等。现任组长是胡锦涛，副组长是习近平，成员有刘云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梁光烈（中央军委委员、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孟建柱（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戴秉国（国务委员）、廖晖（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杨洁篪（外交部部长）、王毅（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主任）、乔宗淮（外交部副部长、中纪委委员）、王家瑞（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王晨（中央对外宣传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耿惠昌（国家安全部部长）、陈德铭（商务部部长）、李海峰（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马晓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

中央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成立后，全国各省市自治区党委陆续成立了相应的国家安全工作领导小组，甚至高校和乡镇也设立了国家安全领导小组。这可能就是《和谐决定》中所说“健全”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词频统计看，与《能力决定》中16次提到“安全”（包括4处“国家安全”）相比，《和谐决定》24次出现“安全”，其中5次是“国家安全”。除上述一段表述中的4个“国家安全”外，“国家安全”出现其中的另一表述是：“敌对势力的渗透破坏活动危及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六

    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和2006年《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如上集中论述，在2007年10月召开的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分解为不同方面，在胡锦涛15日所作《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中分别作了阐述。这一报告中，“国家安全”一词出现的次数，由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中的3次，《能力决定》中的4次，上升到5次，与《和谐决定》中出现的次数持平；“安全”一词出现的次数，也由十五大报告的6次、十六大报告的14次，《能力决定》的16次，上升到23次，比《和谐决定》中的24次少了1次。

十七大报告与以往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对国家安全的整体论述，既没有放在军队国防建设部分，也没有放在国际关系和对外政策部分，而是放在了“八、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六)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中，具体内容是：“完善国家安全战略，健全国家安全体制，高度警惕和坚决防范各种分裂、渗透、颠覆活动，切实维护国家安全。”这一变化，说明中共中央已经认识到，对当前的中国来说，国家安全的重点不在外部，也不是军事问题，而是我国内部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以及如何有效化解这些社会问题。

此外，在“九、开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中，也论到了“国家安全”，指出“必须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的高度，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实现富国和强军的统一”；“加强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建设，更好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同时，在继续强调“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情况下，报告还广泛地论及了“国家粮食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食品药品安全”、“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以及经济、金融、生产、发展等方面的安全问题。这一情况表明，中共中央既把军事问题作为当代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不断强调，同时也已经充分认识到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在整个国家安全系统中的重要地位，已经决定通过各方面的具体工作来解决这些问题，以保障整个国家安全。

七

    在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国家安全的决定”时，除了需要关注2004年《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外，还必须关注2008年《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份2008年10月12日由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农村改革的决定中，事实上也是一份中共中央有关“粮食安全”这一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决定。决定对于“国家粮食安全”的论述，特别是关于粮食安全对国家安全的重要性的认识，与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在非传统安全论域中对粮食安全问题研究和关注具有很高的一致性。

过去，中共关于农村和农业问题的各种决议和决定，都很少与“国家安全”联系起来，也很少出现“安全”二字，但在《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安全”一词却出现了高达19次之多，其中“粮食安全”就出现了7次，“国家粮食安全”则出现了5次，甚至“国家安全”还出现了一次。

这一《农村决定》关于国家安全的论述，是与农业发展特别是粮食问题联系起来考虑的，具体表述是：“必须巩固和加强农业基础地位，始终把解决好十几亿人口吃饭问题作为治国安邦的头等大事。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方针，加大国家对农业支持保护力度，深入实施科教兴农战略，加快现代农业建设，实现农业全面稳定发展，为推动经济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维护国家安全奠定坚实基础。”

在其他两处论述了国家粮食安全面临的严重挑战之后，《农村决定》集中提出了确保粮食安全的对策，指出要“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粮食安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必须长抓不懈。加快构建供给稳定、储备充足、调控有力、运转高效的粮食安全保障体系。把发展粮食生产放在现代农业建设的首位，稳定播种面积，优化品种结构，提高单产水平，不断增强综合生产能力。各地区都要明确和落实粮食发展目标，强化扶持政策，落实储备任务，分担国家粮食安全责任。……”

同时，《农村决定》还论述了农村的金融安全、生产安全、医疗安全、饮水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外资并购境内涉农企业安全审查机制等问题，因而完全可以被看作是一份中共中央有关农村、农业、农民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决定。

    通过以上考察可以看出，在十四大报告、十五大报告、十六大报告、十六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十六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十七大报告、十七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等重要文献中，中共中央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拓展，提出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理论和观点，做出了一系列符合时代要求的国家安全重大决定和决策，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国家安全的认识从重国际转变为重国内，由传统领域扩展到了非传统领域，并决定“针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新情况，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完善国家安全战略”，“抓紧构建”和“健全”“维护国家安全的科学、协调、高效的工作机制”，并把这些重大的国家安全决策落实到包括“执政党能力建设”、“和谐社会构建”、“农村改革发展”等在内的各项具体工作中。这说明，中共并非只重视和倡导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国际安全观”，而是越来越重视和倡导一种以“公平、正义、法治、民主”为核心、内容丰富的 “国内安全观”。这样一种统领国际与国内两个大局、兼顾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的全面系统的新安全观，对于在全球化时代日益复杂和多样的安全形势下，有效保障我国国家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指导作用。

[1] 人民网．中国共产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数据库[DB/OL]. 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68/index.html．

[2] 江泽民．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2年10月12日[R]．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2．

[3]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97年9月12日) [R]．北京：人民出版社, 1997．

[4]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2002年11月8日) [R]．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

[5] 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Z]．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