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国文化安全中的重要要素是汉字安全。汉字安全是指汉字系统这项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处于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又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在中国国家文化中不失去其主导地位；保持合理的纯洁性；不给人民带来不便和害处；中国人使用汉字的权利不受外部强权的威胁和侵害。目前，汉字在中国媒体以及社会生活各领域中的应用方面有潜在危机，人们对汉字安全问题的认识存有误区，不重视汉字应用的合理性、纯洁性和规范性，出现了汉字系统的混乱和疾患，给人民生活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不便和害处，汉字安全的危机由此正在萌生。中国大众传媒过度使用英文字母缩略词对汉字安全构成外源性的冲击。海峡两岸以及港澳地区汉字字形不统一、中国人书写汉字能力下降以及不雅汉字的滥用，形成对汉字安全的内源性冲击。正视汉字安全的潜在危机，积极应对，维护祖国汉字体系的安全、完整和稳定，对于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保持对自身文化的自信、耐力和定力，提升文化软实力，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随着国际互联网时代的迅猛发展、全球一体化背景下世界大国国力的博弈深层次展开，当代中国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愈显突出。2002年9月，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唐家璇在第57届联合国大会上指出：“安全问题不再是单纯的军事问题，已经涉及政治、经济、金融、科技、文化等诸多领域”，代表中国政府从新的国家安全观的角度，首次明确提出文化安全问题。2003年8月，在第十六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七次集体学习会议上，中国最高决策层第一次将“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提高到重要位置，指出要“确保国家的文化安全和社会稳定”。文化安全已成为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之后的中国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国家安全战略的重大意义。2014年4月，习近平在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又首次提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将文化安全列为当代国家安全体系中十一项构成要素之一，成为五项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中的重要一项。文化安全研究可谓新时期国家安全理论学界之“显学”，也正如有学者所言：“文化安全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文化市场化的时代背景下提出来的一个重要时代命题”；“当前，文化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和信息安全并列，成为国家的四大安全之一”。

一 中国人对文化安全中汉字安全问题的误区

　　  按照目前国家安全理论研究的共识，“国家安全就是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也就是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又没有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作为国家安全派生要素之一的文化安全，其最基本的内容就是语言文字安全。按照《国家安全学》的阐述，语言文字安全的基本含义是：“一个国家使用自己固有的语言与文字的权利不受外部因素特别是外部强权的威胁和侵害……保持合理的纯洁性……不至于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多于便利的不便、多于益处的害处”。目前，汉字在中国社会生活中的应用方面，由于英文缩略词滥用、两岸三地之间汉字字形不统一、中国人书写汉字的能力下降、不雅汉字的泛滥，都极大地影响了保持汉字系统的稳定性、纯洁性，呈现出汉字系统内部的混乱和疾患的客观状态，给民众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不便和害处，可谓正在萌生文化安全中汉字安全的危机。正如《人民日报》评论员曾指出的：“一些报刊上错别字随处可见，电视荧屏上的错别字时有所见，广播和电视中读音的讹误时有所闻，一些地区和行业滥用繁体字、乱造简体字，……一些企业在营销活动中乱造音译词，影视作品中滥用土语、外来语，……语言文字应用的混乱，会影响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
  　　中国文化安全问题重大而复杂，其中对汉语言文字安全问题的探讨也是充满争议。在当前无国界的互联网时代，在全球化、“地球村”的世界大潮中，与讨论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或经济安全明显不同的是，讨论汉字安全问题可谓敏感而棘手的话题，颇具学术风险。概括而言，目前社会上以及学界对汉字安全问题的认识存在三方面的误区。
 　　一是某些自谓“世界主义者”“国际主义者”“融入世界大潮流主义者”的人士认为，在互联网信息大发展时代、数字化生存时代，在“非零和性”与全球共赢的现代化时代，人们都向往并享受着全球化、跨文化交流给国人带来的方便和惊喜，而这时呼吁汉字安全的理念，那就是守旧、不开化的冬烘思想，往往被扣上文化保守主义、民族主义、排外主义等帽子。赫伯特·马歇尔·麦克卢汉（Herbert Marshall McLuhan）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地球村”传播学概念——“我们这个地球只不过是个小小的村落”，更是这种质疑重视汉字安全的一个利器。又受当代英美语言文化以及西方语言学理论的强势影响，不少国人认为，在“世界是平的”全球化背景中，全世界的语言文字理应相互开放、交流，所谓保持汉字的稳定性、纯洁性是“伪命题”。
   　二是有一些人认为，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正在复兴雄起，不必担心什么汉字的安全问题，不必杞人忧天。孔子学院在全球各大洲全面“开花”，当今全世界都在学习汉语言文字，汉字安全没有受到什么威胁、不存在什么风险或危机。
  　　三是不少媒体、国人甚至学者对复杂而重大的汉语言文字学术问题的认识存在误区，没有厘清汉语与汉字的关系，将“汉字”理解为“汉语词汇”，把两者混为一谈。《人民日报》的发表有关语言的纯洁和健康、反对外来语滥用等一系列评论文章，受到很多网民的质疑，被认为是伪命题，甚至有《让所谓的“汉语纯洁性”随风去吧》这样的文章见诸媒体，其实也正是因为《人民日报》评论的表述在学术性和科学性方面出现不足，反而引起很多读者的误解。加之不少的全球文化多元主义的拥趸者往往夹杂着偏激、浮躁的情绪，从而产生简单化、情绪化的表述：汉语怎么不可以吸收外来词汇？其实，我们反对的并不是“禽流感”“微小颗粒物”这样的词汇、概念或语义，而是“H7N9”“PM2.5”这类非汉字笔画特质的英文字母缩略词大量嵌入中国大众媒体，进入报刊文章之中；我们忧患的是汉字形态的纯洁性、规范性，而不是词汇语义意义上的汉语纯洁性。所以，《人民日报》等媒体笼统地提“汉语的纯洁性”并不科学，本身就存在学术误区，容易引起歧义，应该提“汉字的规范性”或“汉语写作中使用规范的汉字”才准确。
  　　文化安全这种“非传统安全的研究，属于高难度的系统工程，需要多学科的攻关，更需要广泛的参与和支持”。习近平近期在论及思想宣传工作时曾指示，阐释中国文化特色时要做到“四个讲清楚”，要求在各个层面讲清楚、讲明白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渊源、文化积淀、发展脉络、精神追求等方面的独特创造。笔者认为，探讨汉字安全问题应该做到：一是要在“跨学科”和“多视阈”的角度观察，二是要在更深层的学术层面讲清楚。正如有学者谈到目前文化安全研究时指出：“从宏观全局性和全程性问题转向微观局部性和环节性问题，突出研究的深入性和准确性。只有学理研究的深入和局部环节性问题的明晰，才能进一步在更高层次上从宏观和全局的国家战略高度解答中国的国家文化安全问题”。我们正视汉字安全面临的潜在危机，深入细致地展开对汉字安全问题的探讨，有助于当前学界对中国文化安全研究的空泛化现象。

二 汉字安全在中国文化安全中的特性

　    汉字安全是保障中国文化安全的重要元素，汉字体系一旦变异或者消亡，也就谈不上中华文化的存在或延续。传说中华先民先祖创造汉字时，惊天动地，“天雨粟，鬼夜哭”。汉字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发展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正如“字圣”许慎所言，是“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蕴藏着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信息，是中国文化的主要根基和承载者，是中华民族的面孔、灵魂和精神象征，而不仅仅只是记录汉语言的工具。曾有学者说：“我们有了方块字教育愈普及，则民族愈团结；民族愈团结，则政治统一便愈容易推动。……如今世界，四个人之中便有一个是‘炎黄子孙’，岂偶然哉？”五千年的中华灿烂文明，现今似乎什么都发生了巨变，例如社会制度、生活方式、烹饪饮食、语法词汇等等。连音韵也发生巨大变化，今人吟诵唐诗宋词已经很多不合辙押韵了。但唯有汉字的形态和结构特性还是保持本色原样，包含着巨大的文化认同和凝聚的力量，是中华民族保持统一的最稳定的因素之一。中国各地方风俗、方言迥异，几千年来虽然也时有分裂、乱离，但至今仍然作为大一统的世界强国屹立世界东方，除了其他的政治、文化诸原因之外，稳定的汉字体系是重要的原因。20世纪初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指出：“历代以来，中国所以能保存政治上的统一，大部分也不得不归功于这种文言的统一势力。”汉字对古代中华帝国控制东南亚大陆也发挥着巨大优势，正如西方汉学家所说：“汉字对中国文化产生统一和保存的效应……在东亚历史上，汉字也有重要的压倒性的重要意义，这就是中华帝国对朝鲜、日本和东南亚大部分地区所拥有的文化支配地位”。 1910年日本人山木宪之《息邪论》也佩服汉字对东亚大陆的文化优势：“中国文字既已统一语言庞杂之东亚大陆之民，而为同文之国。” 
 　　 汉字安全对中国文化安全具有重要价值和意义。被誉为世界第五大发明的汉字，是中国文化的重要基石，由于其鲜明的方块特征、平面形态以及布局对称、构件组合等特性，同时还衍生了许多与之相关的艺术门类，如书法、剪纸、楹联、字谜、格律诗词等，具有很强的艺术属性。2008年北京奥运会运用篆体汉字设计会徽以及运动项目标识，得到世界舆论的好评。2014年8月南京青奥会吉祥物“砳砳”，受到国人的热捧，被誉为“青春的密码”。不用“乐乐”两字，而用不常见的汉字“砳砳”，也是因为设计者紧扣南京的象征物雨花石，用本指敲击石头发出声音、谐音“乐”的“砳”这个字，给人一种平面设计的新奇感，充分运用了汉字的文化元素，显示了汉字艺术的魅力。2014年11月，中国举办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在北京“水立方”的烟火表演，也是着力在夜空中用烟火呈现“春、夏、秋、冬”四字，进而彰显中国特色。可见，我们应当增强汉字安全意识，使汉字系统始终保持合理的纯洁性和稳定性，从而为中国文化安全提供保障。正如有学者所言：“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汉字文明的时候，最重要的启发就是，任何政治、军事甚至制度上的成就都是暂时的，而文化内在的生命力则是永久的。但是决定文化内在生命力的东西是什么呢？是文字，以及用文字写成的伟大经典。……无论光阴如何流转，只要仓颉的灵感不灭，美丽的中文不老，我们的民族之魂就会熠熠生辉。珍视汉字这个文化精髓，传承这份宝贵财富，是每个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无与伦比的荣耀”。
    　当代国人对汉字安全的忽视和误解，原因很多。其中主要原因就是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界对于汉字学与汉语学的关系问题研究上出现的偏差和误区。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文字学自古就是独立的学科，有深远的学术渊源。远在周代，宫廷教育科目设立“六艺”：五礼、六乐、五射、五驭、六书、九数。其中之一的“六书”（象形、会意、指事、形声、假借、转注）就是研习汉字形体结构的学科。此后两千年，汉字学在中华传统学术中的崇高地位已无人质疑。但由于自晚清以来经济军事的积弱衰败，导致近现代国人对传统文化的不自信，这正如有学者所感叹：“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为追求现代化，付出极大代价——解构承载中国文化的知识体系，反复批判自己的文化，在接受来自西方的、有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思想观念的同时，也逐步遮蔽了自己的文化意识，一步步丧失了自己的文化自信。” 在中国汉语言文字学术理论发展中，长期照搬西方的语言学理论。欧洲自亚里士多德“文字是言语的符号”到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言语中心主义”，都认为“文字是记录语言的书写符号系统”，“文字只是语言的工具”，言语为本、体，文字为辅、用。因而，传统西方语言学系统并不重视文字学。风靡世界语言学界“索绪尔主义”是在西方拼音文字系统的语言传统背景下产生的，并不计入中国语言文字的研究，忽视汉字的特质，具有极大的缺陷和严重局限性。甚至后来许多西方学者也不苟同，当代法国哲学家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67年发表的《论文字学》就认为语言和文字是两种具有本质差别的实体，文字不是语言，文字独立于语言。“文字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创立文字科学或文字哲学是一项必要而艰巨的任务”。牛津大学前语言学系主任罗伊·哈里斯（Roy Harris）《文字再思》（Rethinking Writing）就提出，文字的产生，并不是为了记录语言，文字和语言是两个平行的系统。法国著名汉学家白乐桑（Joel Bel-Lassen）指出：“中国文字是中国文化的遗传基因，远远不仅仅是工具，而且影响着中国文化。”
   　早在20世纪40年代，汉字学家唐兰先生也对盛行的西方语言中心主义保持清醒的认识，今天看来极为难得：“千万不要以为这一套新兴的科学是万能的，忘记了中国文字的特殊情形，把语言和文字的界限混淆了，而抹杀中国两千年来的固有的文字学”，认为由于汉字的历史及其特殊性，汉字学应该是独立的学科。他在60年代又继续强调：“文字从它形成的那一天起，就有它自己的独立性……语言学与文字学是不同性质的两门科学”。倡导建立“中国文字学”（The Science of Chinese Characters）。对于汉字和汉语两者的关系，近期许多学者极力主张汉字具有其独特性、并不全然附属于汉语的观点。有学者指出：“汉字的创造和演变渗透了、固化了当时的文化信息。……汉字能够体现中国人的文化思想和民族精神……汉字不仅仅是一种文化的负载体，而且是文化的‘化石’”；“要注意汉字跟汉语的区分”。还有学者认为：“汉字是一个独立于汉语的视觉符号系统”，提出“字本位”观点：“文字不代表语言，文字不表现语言，语言和文字是人类使用的两种功能不同的表达思想的工具，一个是以‘音’示‘义’的听觉符号系统，一个是以‘形’示‘义’的视觉符号系统，二者是有本质区别的，是相对独立的”。也有学者论证“汉字与拼音文字不完全相同，它是自源性的表意文字……表意的汉字本身就能构成一种符号，而不是‘符号的符号’，……正因为此，汉字和语言的关系不同于拼音文字”。有学者说得好：“汉字不是指向意义、本质、概念，意义就在汉字中，汉字不是向事物获取本质、概念的声音桥梁……汉字不是文明的工具，不是科学、知识，而是存在，汉字就是文明本身”。“方块汉字作为一种信息载体，是中国文化缩微系统。汉字本身有深刻的文化性”。因而许多学者都强调以汉字字形及其构形系统为中心来研究汉字的文化特性，认为“汉字本身是一种文化项，与文化巨系统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 
    　依此推理，我们可以认清汉字安全问题在文化安全之中的定位与特性。第一，汉字安全问题决不能与汉语安全问题等同起来，汉字安全的规律不能完全等同于汉语安全的规律。汉字的使用和延续，除了适应汉语外，还有其自身独特的规律。而目前在中国国家安全理论研究领域，许多论著大多是笼统地论述汉语言文字安全，不加区别地将之作为文化安全项之下的一个子项，其中并没有区分汉语安全与汉字安全（参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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