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当代国家安全系统中，文化安全是一个重要方面，是国家安全的深层次问题。对于相对落后的国家和民族来说，文化安全具有比发达国家更为重要也更为现实的意义。近代以来，一些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凭借其先进的生产力和强大的经济基础、政治军事优势，不仅对相对落后的国家进行军事侵略和政治压迫，而且同时也进行文化渗透，搞文化霸权。这就迫使落后的国家不得不考虑自己国家的文化安全问题。虽然我们不知道在近代史上人们是否已经使用了“文化安全”这样的语词，也不知道是否已经提出了“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问题，但是我们完全可以肯定的是，文化安全近代确实已经非常明显地摆在了人们的面前，特别是摆在遭受列强侵略欺凌的落后国家的人民面前，人们也确实对此作出了理论上和实际上的不同回答。中国清朝末年“帝党”与“后党”之争，“洋务派”与“守旧派”的对立，以及五四前后发生的新文化运动中的各种观点的争论，各种人物和党派的政治活动，都不仅直接涉及当时中国的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等，而且同时也涉及到了文化安全问题，人们已经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回答着如何保障民族文化安全的问题。

　　在中国近代发生的文化争论中，有些人站在“国粹”的立场上，认为老祖宗留下的东西都是好的，不仅排斥以西方为代表的任何外来文化，而且不容许任何文化变革，不仅孔孟之道不能变，传统体制不能变，儒家伦理不能变，民俗礼节不能变，而且还把男人留长辫、女人缠小脚也当成不可变革的国粹。持这种思维方式和行为模式的人，有意无意都是认为，只有坚定地维护老祖宗留下的东西才能保障中国的文化安全。其实，这种既排斥外来先进文化，又不容许变革民族的传统文化以求创新的思想和做法，不仅不能保障国家的文化安全，而且必然把中国传统文化甚至整个中华民族推向危险的境地，甚至可能由于自身的落后而国破家亡，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由此失去生存的可能性，变成后人考古挖掘的历史遗存或探索研究的素材和对象。事实上，这种守旧拒变的“国粹主义”，在近代中国反对外族文化侵略时，根本无力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就像长矛大刀敌不过坚船利炮一样，孔孟之道最终也败给了科学民主。

　　与此不同，在中国不断遭受列强侵略欺凌的现实中，一些觉醒较早的先进分子开始思考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所在，逐渐认识到变革中国现实及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文化的重要性，认识到要战胜侵略欺凌自己的列强，就必须向列强学习，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技术，学习其先进的社会制度，学习其先进的文化文明。也就是说，要想不受先进发达国家的欺负，就必须向先进发达的国家学习，学习其先进的科学文化、制度文化、思想文化、语言文化。向敌人学习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但不向敌人学习就只能走向灭亡。落后的民族和国家要想生存下去，要想摆脱侵略欺凌，必须向侵略欺负自己的先进国家学习。在这个过程中，由于对中国的落后极端悲愤，出于一种恨铁不成钢的主观愿望，一些人走向了“全盘西化”歧途。但无论如何，这种倾向的主流代表着向先进文化学习的方向，也只有在这种变革图强的探索中，才可能找到古老中国的现代出路，找到古老中华民族文化的安全出口和新的生长点。

　　事实上，正是在追寻先进的方向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把中国的出路定位在“向俄国学习”上，从而产生了以俄国为榜样的中国共产党。虽然在中国共产党80年艰难曲折的行程中也曾出现过这样或那样的偏差，出现过完全照搬俄国经验和马列主义的教条主义，出现过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先进文化都采取虚无主义的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但中国共产党在文化建设上的基本经验却是正确的，那就是既批判地继承中国传统的民族文化，又批判地汲取西方新生的先进文化。“三个代表”所阐述的“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对我国当前的文化安全工作的重要指导意义就在于，我们不能把文化安全仅仅定位于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安全，而应该更加重视在全球的范围吸纳当代先进文化成果，通过用先进文化改造传统文化来保障我们的文化安全。就像只有建立在先进生产力基础上的经济才可能获得真正的安全一样，也只有体现时代精神的先进文化才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才能获得最持久的安全。近代以来的历史说明，无论是面对赤赤裸裸的文化侵略和文化霸权，还是面对掩藏在文化交流中的文化渗透，落后国家的文化安全只有一条出路，就是吸纳先进，摈弃落后，变革传统，塑造体现和代表先进性的新文化。

二

　　在讲到文化安全时，人们常把国家文化安全等同于传统文化的安全，或者等同于现存文化的不受侵害。从表层来看，国家文化安全确实与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现存文化的不受侵害具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必然联系，与“文化渗透”、“文化霸权”直接对立，包括抵抗“文化渗透”、“文化霸权”，保障现有文化，包括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社会意识等等免受外来文化的冲击与破坏。但是，从本质上讲，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社会意识等等一切文化形式，在历史上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发展变化虽然脱离不了前人留下的各种各样的遗产，并且根植于本民族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中，但同时也受到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从历史上看，产生于古印度的佛教曾深刻地影响了中国文化，而且现在早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重要的组成部分；中国文化也曾深刻地影响了日本文化，而且也已经成为当代日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更重要的是，当代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早已经不是纯而又纯的中国传统文化，它不仅蕴含着中国土生土长的儒家传统，而且更体现着当今中国的经济基础，并且已经越来越多地包含了各种各样的西方近现代文化，特别是产生于西方的近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意识形态，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当然是马克思主义。

　　在中国告别封建帝制，迈向现代民主社会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和近代西方的许多优秀文化成果，早已“渗透”到了当代中国文化之中，而且在这种“文化渗透”的过程中，时常还伴随着“文化霸权”的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搞“文化霸权”和“文化渗透”时在主观上追求的是自身的利益，有时甚至通过非常野蛮的形式追求自身的特殊利益，表现出来的经常是一种对落后民族的歧视、掠夺、侵略、压迫，但是在客观上，这一过程确实又起到了传播“优秀文化”和“先进文化”的作用，使其文化中的某些先进内容“渗透”到了落后国家之中，成了落后国家改变自身落后状态的精神养料。这就是近代以来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进行“文化侵略”，搞“文化霸权”和“文化渗透”的双重性。这就如同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在客观上具有双重作用一样。“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中国”^{[1]（P.628）}，但是在客观上，“外国资本主义对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起了很大的分解作用，一方面，破坏了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破坏了城市的手工业和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另一方面，则促进了中国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 ^{[1]（P.628）}。对此，毛泽东还进一步概括指出：“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在一方面促使中国封建社会解体，促使中国发生了资本主义因素，把一个封建社会变成了一个半封建的社会；但是在另一方面，它们又残酷地统治了中国，把一个独立的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中国。”^{[1]（P.630）}

　　因此，在分析帝国主义和西方国家的文化侵略、文化霸权、文化渗透等问题时，也需要辩证地看，看其中的两面性，既看到其中“侵略”、“霸权”、“渗透”的残酷与阴险，也要看到其中所包含的“文化”特别是“文化”中优秀的和先进的方面，以及这些优秀的特别是先进的文化对于落后国家文化建设和文化安全的重要意义。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近代以来，列强在对中国进行军事的、政治的、经济的侵略的同时，也没有放松文化侵略，它们“传教，办医院，办学校，办报纸和吸引留学生等，就是这个侵略政策的实施。其目的，在于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 ^{[1]（P.630）}。对此，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但是对于国家文化安全来说，更为重要的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发达国家搞不搞“文化渗透”、“文化霸权”、“文化侵略”，而是我们如何科学地认识和理性地面对“文化渗透”、“文化霸权”、“文化侵略”。我们反对残酷野蛮的“侵略”，反对恃强凌弱的“霸权”，反对包藏祸心的“渗透”，但是我们却不应反对“文化”，特别是不应因此拒绝在帝国主义国家产生的“优秀文化”和“先进文化”。这些优秀的特别是先进的文化，在现实中常常是与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霸权态度混杂在一起的，是与某些人的“西方中心”文化观纠缠在一起的，因而是非难辨、好坏不清。如果对此缺乏辩证唯物主义的分析精神，就可能顾此失彼，导致决策的失误。

　　事实上，在近代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时，不仅同时给中国带来了比封建生产方式先进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了中国商品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同时也给中国带来了比封建文化更先进和优越的资本主义文明和文化，带来了科学技术与民主自由的思想理念。这些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过程中逐渐渗透到中国的先进文化，已经成为当代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一种外来文化之所以能够在本民族开花结果，无论如何都说明它相对本民族的相应文化来说具有一定的优越性，具有不同程度的先进性。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集中体现了资本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和共产主义理想这一时代精神，所以它不仅比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先进、优越，而且在现代中国的文化之争中击败了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主导文化。如果把文化安全定位于民族文化免于外来文化的影响、渗透，那么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开花结果，岂不是破坏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安全吗?

　　因此，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并不是维护传统文化和现存文化的纯洁性，也不是拒绝外来文化的影响和渗透，而是保障和促进传统和现存的民族文化沿着先进性的方向发展。拒绝接受外来文化，拒绝原有文化的更新改造，不仅在过去没有成为维护文化安全的有效手段，而且在今天更不可能真正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在全球化浪潮汹涌澎湃的当今世界，无论是要维护经济科技的安全，还是要维护政治军事的安全，抑或要维护文化安全，都不可能拒绝接受外来的东西，都不可能拒绝对现有的东西进行更新改造。我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不仅仅是发展经济的需要，而且也是一种传统文化的更新改造过程。无论我们承认与否，也无论我们愿意与否，“入世”以后我们将面临着更多更复杂的“文化渗透”，而且也必然更多更快地接受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的优秀的、先进的文化成果。当然，这一过程中，我们也需要注意外部腐朽落后文化的负面影响。但是从整体上讲，一个国家只有在与其他民族，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在不断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并改造民族文化以保持自身文化具有一定程度的先进性的基础上，才可能真正获得自身的文化安全。保持文化一定程度的先进性，是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文化的先进性程度越高，文化安全度也就越高。

三

　　当然，在具体的国家文化安全工作中，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我们需要探讨什么方面的文化具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什么方面的文化没有先进与落后的区别，探讨在具有先进与落后之别的文化领域如何从本质上和实际操作中区别先进文化与落后文化，如何科学认识并谨慎处理文化先进性与文化民族性及文化多样性的关系。这就是说，我们在强调文化先进性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的同时，还需要注意和处理好文化的先进性与文化的民族性、文化的多样性的关系，把文化的先进性与文化的民族性、多样性很好地结合起来。如此等等，都是在国家安全工作中落实“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所必须解决的。
事实上，从近代以来我们就展开了文化先进性与民族性的争论，无论是“中体西用”之争，还是“全盘西化”之论，拟或“儒学兴国”之建议，问题的关键都是如何处理好文化的民族性与先进性问题。对于国家安全工作来说，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具体的但具有战略性的重大问题。我们认为，国家文化安全的本质是保障文化民族性的延续，而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是如何把文化的先进性溶入文化的民族性中，使国家的文化建设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民族文化只有具备了先进性，才能生存，才能发展；先进文化只有溶进民族性才能在一个国家生根结果。

　　先进文化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土生土长，二是舶来引进。对于土生土长的先进文化，由于其是在原土著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只要其原有文化没有完全丧失自我更新的要求与能力，那么还是比较容易存活生长的。例如，中国的先秦文化，可以说是在不断自我更新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其中先进的文化在不断替代落后文化。但是对于外来的先进文化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外来先进文化，是要嫁接到土著文化之上，所以必然受到土著文化的不同程度的抵抗。如果这时的土著文化依然具有发展的要求，那么它就可能比较容易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而如果土著文化已经成为一个缺乏发展要求的封闭系统，那么它就难以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近代日本与中国两种不同民族文化对外来文化的不同态度，可以说就是这两种情况的反映。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历史进程、文化传统，日本土著文化在近代还在寻求新的发展途径，从而就比较容易地接受了西方的近代文化，促进了日本在近代的社会变革和发展。这就像其在古代为了发展自身文化而广泛吸收大量中国的先进文化一样。但是对于近代的中国来说，情况便不一样了。也是与特殊的地位条件，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与中国封建王朝已经养成一种狂妄自大，惟我独尊的心态一样，中国文化在近代也是目中无人，惟我独尊，不求发展，从而对外来的先进文化采取了一种极端的抵抗态度。无论是西方近代的科学技术，还是哲学艺术，抑或政治理念，一概被中国多数文人所拒绝。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经过长期艰苦的探索，才逐渐对西方近代文化有了越来越多的认同，最终接受了各种西方文化，并试图以此来改造中国。当然，西方各种文化在中国这古老土地上激烈竞争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占据了最终的主导地位。

　　那么，当代的先进文化是什么?它可能包括许多方面的内容，但最基本的还是五四时期提出来的科学与民主。马克思主义就是体现了科学民主精神西方先进文化的集中代表。科学是最先进的改造自然的文化，民主是最先进的人文精神，这两种先进文化的典型代表，还没有在中国真正扎下根来，还常受到各种反科学、反民主的冲击。因此，我们在讨论中国文化安全时，重要的并不是维护传统文化，而是进一步吸纳西方的先进文化成果，经过改造，用以发展我们自己的新文化。

　　总之，维护国家的文化安全，要认清文化的先进性是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在实际工作中处理好文化的先进性与文化的民族性、文化的多样性的关系，通过促进文化建设不断沿着先进性方向发展来保障我国文化安全。

参考文献

[1]毛泽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Ａ],毛泽东选集(第2卷)[Ｃ].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2]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Ｎ].人民日报,2001-07-02.

[3]刘跃进.“安全”及其相关概念[Ｊ].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0,(3).

[4]刘跃进.系统安全观及其三层次[Ｊ].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