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
——《逻辑方法谈》序
刘跃进
科学方法引导着科学发现和科学进步。
逻辑方法是科学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古代,科学尚未从哲学中分离,人类只有一些关于自然现象的原始的感性观察和若干零星的实验,如《墨经》中的“小孔成像”和“杠杆平衡”,阿基米德的“浮体实验”等,而科学理论的构建更侧重于思辨和逻辑推演。因此,虽然归纳的方法在日常思维及哲学理论思维中都有运用,但思想家们还是对演绎方法情有独钟,由这种需要催生的逻辑方法,也是一种以演绎为主的体系。中国古代的逻辑思想以及古希腊以亚里士多德《工具论》为代表的逻辑经典,都重演绎而轻归纳。
但是,在文艺复兴时期,随着近代科学的萌芽,纯粹的演绎逻辑便不能为科学发现其所需要的强大方法。为此,英国哲学弗朗西斯·培根(1561-1626)便针对亚里士多德的以演绎为主体《工具论》,写了一本以归纳为核心的《新工具》,倡导了一种不同于演绎方法的科学研究新方法——实验归纳法。
培根强调实验归纳方法时忽略了的演绎方法,在法国哲学家和科学家笛卡尔(1596—1650),那里得到了阐明。与英国人重视经验不同,法国人重视理性。为此,数学方法,以及与此相关的逻辑演绎法,被以笛卡尔为代表的英国哲学家和科学家引进和科学领域。
指导英国人强调的实验归纳和法国人强调的数学演绎结合到科学研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是生于培根之后笛卡尔之前的意大利人伽利略(1564-1642)。伽利略主张研究自然必须进行观察和实验,同时又注意把观察实验得到的结果用数学公式表达出来,从而把实验归纳的方法与数学演绎的方法结合了起来。他不仅通过反复实验,推翻了被奉为权威的亚里斯多德学说——即“物体下落的速度和重量成比例”,而且建立了用数学公式表达的自由落体定律。正是实验归纳与数学演绎的巧妙结合,使他不仅成为当之无愧的“近代科学之父”,而且成为近代科学方法奠基之人。
从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科学与方法不可分割的联系,而且可以看到逻辑方法是科学方法中极为重要的内容。
前科学时代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对古代还没有达到系统化的科学思维所起的作用,虽然还不及其对日常思维所起的作用大,甚至不及其对中世纪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所起的作用大,而且还在近代科学的起步阶段因其与经院哲学的联系而受到了“过火”的批判和否定,但演绎的逻辑方法并没有因此而被科学弃之不用。
相反,在培根强调归纳的逻辑方法对实验科学至关重要的作用的时候,他的哲学著作和科学思维都是离不开演绎逻辑的。如果不仅仅是从文艺复兴这一特定历史阶段对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批判这一特定需要来看,而是从历史发展的长河来看,培根的贡献并不在其指头了亚里士多德的演绎逻辑,而在于他对归纳逻辑的倡导和强调,特别是他把归纳方法引入科学研究,把科学研究建立在实验归纳的基础之上。
此后,任何一种科学研究,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不可能摆脱逻辑方法的制约;任何一种科学理论的表达,无论是基础理论科学还是应用技术科学,都不能不考虑其逻辑结构和逻辑清晰性。我们无论是研究科学发现的过程,还是研究科学表达的形式,都会从中发现无所不在的逻辑身影。任何科学发现的作出,都是逻辑应用的结果,任何表达出来的科学体系都是一部应用逻辑体系。
逻辑方法是科学理性和思维规律的体现,是求知过程中整理经验材料,提出科学假说,构造理论系统,进行推理证明的工具。还是列宁说得好:“任何科学都是应用逻辑。” 爱因斯坦也指出:“科学家的目的是要得到关于自然界的一个逻辑上前后一贯的摹写。逻辑之对于他,有如比例和透视规律之对于画家一样。”这就是说,逻辑思维能力是科学家的基本素养。比较和分类,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证明和反驳,以及类比,公理化,等等,都是科学家在理论应用和创新中常用的逻辑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