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领域“传统”“非传统”相关概念辨析
(《学术论坛》2021年第1期)
(5-3)
刘跃进
三、传统的安全构成要素与非传统的安全构成要素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国家安全学》，构建了一个包括国家安全本身构成要素、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和国家安全保障体系等四个方面的国家安全体系。显然，这个体系中的第一方面，并不是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也不是影响国家的因素，而是国家本身的构成要素。这种排序，考虑的不是这些方面在现实中重要程度，而是这些方面在理论上的逻辑顺序。从理论逻辑上讲，国家安全本身的存在，是影响国家安全因素、威胁国家安全因素、国家安全保障活动等等存在的前提。如果没有国家安全，如果不是为了国家安全，就无从谈起也没有必要谈起影响和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以及国家安全的保障问题。世纪之交刚开始探索国家安全理论体系不久，我们就把国家安全构成要素分为国民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这样十个方面，并且在2004年出版的《国家安全学》中依次列出十章分别讨论国家安全的这十个基本要素。后来，我们陆续又增加了资源安全、社会安全两个基本要素，从而把国家安全基本要素扩展为12个，同时还把“国土安全”概念扩展为“国域安全”。[16]这一点在2014年1月《为国家安全立学》一书出版前就已经完成，同时也体现在这本专门探讨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的专著中。但是如同当时我们没有从“传统”和“非传统”角度对威胁和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进行分类一样，我们当时也没有从这个角度对国家安全构成要素进行分类，没有“传统的安全构成要素”和“非传统的安全构成要素”的概念。当时，根据这些要素产生的时间顺序，我们把它们分为国家安全的“原生要素”和“派生要素”两类，同时对把“原生要素”分为“史前要素”和“伴生要素”，并从“派生要素”中进一步分出“新生要素”。具体来说，国家安全史前要素有国民安全、国土安全、资源安全、经济安全和社会安全五个，国家安全伴生要素有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主权安全三个，国家安全派生要素有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和信息安全四个（其中信息安全是新生要素）。这样的划分虽然比“传统”和“非传统”的划分要好些，但也不是绝对的，更不是没有值得进一步商榷探讨的。
在党和政府文件中，从“安全威胁”角度提出“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概念，早于从“安全构成”角度细分“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等等概念。时至今日，党政文件虽然已从“安全构成”角度揭示了包括十多个基本要素和几十个次级要素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但一直没有使用与“传统安全威胁因素”“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相似相应的术语“传统安全构成要素”“非传统安全构成要素”或“传统安全要素”“非传统安全要素”，更没有具体指出哪些是“传统安全要素”哪些是“非传统安全要素”。正因如此，本文才根据党政文件相关概念出现的先后，前面先讨论了“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这对概念，然后开始讨论“传统安全要素”和“非传统安全要素”。
党政文件从“安全构成”角度揭示国家安全本身的构成要素，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探索的过程。虽然国家安全工作长期以来都把政治安全置于很高位置，起码置于经济安全之前，但是在党政文件论述国家安全构成要素的历史进程中，“经济安全”却是一个早于“政治安全”被提出的概念。如前所述，1992年中共十四大首次在党代会报告中使用“国家安全”这一专业术语，同时还在4处出现“安全”一词，但并没有出现“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等等作为国家安全构成要素的概念术语。1997年十五大报告，共6处提到“安全”，其中3处是“国家安全”，而且首次出现作为国家安全构成要素的“经济安全”一词，要求“正确处理对外开放同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关系，维护国家经济安全。”[17]但这远远说不上是从“安全构成”角度来揭示国家安全构成要素，更没有从“传统”“非传统”角度来划分国家安全要素。2002年的十六大报告，“国家安全”虽然依然只出现了3次，但包括“国家安全”在内的所有“安全”一词却上升到11次，并且再次提到“国家经济安全”，强调“在扩大对外开放中，要十分注意维护国家经济安全。”[18]对揭示国家安全构成要素具有重要意义的，是 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这一《决定》共16次提到“安全”，其中4处是“国家安全”，并且在“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和信息安全”[19]一句中集中提到了国家安全的4个基本构成要素。这可以看作是自觉揭示国家安全构成要素的开始，但并没有对国家安全构成要素进行分类的意思，更没有从“传统”“非传统”角度对国家安全构成要素进行分类的意思。此后，党政各类文献提到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不断丰富，其中既包括国家安全的基本要素，也包括不同层次的国家安全次级要素。
从2004年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到2007年中共十七大报告和2012年中共十八大报告，再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论及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在不断扩展和丰富，除政治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信息安全这4个基本的一级构成要素外，还涉及国民安全、军事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等其他的国家安全一级构成要素，以及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等更加多样复杂的国家安全次级构成要素。例如，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报告，不仅比历次代表大会报告更多论到“安全”和“国家安全”，而且涉及安全的领域进一步扩大，依次包括食品安全、药品安全、信息安全、粮食安全、公共安全、企业安全、人民生命安全、人民财产安全、生态安全、能源安全、生存安全、发展安全、海洋安全、太空安全、网络空间安全、国际安全、军事安全、资源安全、网络安全等，[20]从而显示出一种综合考虑传统安全要素和非传统安全要素的非传统安全观。[21] 2014年4月15日，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讲话时，提出了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并且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的论述中直接讲到了11个国家安全要素，加上前面讲的的人民安全或国民安全，整个讲话共涉及12个国家安全要素，即国民安全（人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虽然这里并没有出现“国家安全构成要素”或“国家安全要素”这样的术语，也没有具体指明哪些是“传统安全（要素）”哪些是“非传统安全（要素）”，但是根据“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一句列出政治安全、国土安全等国家安全构成要素的语用情况，可以肯定这就是从“传统”“非传统”角度揭示国家安全构成要素的。
2020年9月，教育部印发《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列出了国家安全16个“重点领域”：“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网络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海外利益安全以及太空、深海、极地、生物等不断拓展的新型领域安全。”[22]如果说这16个领域的罗列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那么最不该的就是没有把“人民安全”列入。这可能是因为用了“领域”一词，因而才不好把人民安全列入。但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的论述，“人民安全”不仅可以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等等并列，而且还处于至高无上的优先地位，因而把其忽略是不应该的。此外，用“国家安全构成要素”来衡量，核安全、太空安全、极地安全、生物安全，与前面的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直到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等10个要素不同，不是处同一层次的国家安全基本要素，而是处于更低层次的国家安全次级要素。例如，核安全虽然非常重要，但却不是国家安全一级要素，而是分别处于军事安全、科技安全、资源安全等一级要素下的不同层次的次级要素（图2）。
图2.国家安全体系中的核安全
还有生物安全，也不是国家安全一级要素，而是分别处于资源安全、科技安全、军事安全等等之下不同层级的国家安全次级要素（图3）。
图3.国家安全体系中的生物安全
至于太空安全、深海安全、极地安全等，也是处于不同基本要素下的不同层级的国家安全次级要素（图4）。
图4.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太空安全、深海安全、极地安全
在此还有一个问题是，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等等处于同一层次的，应该是“信息安全”，还应该“网络安全”。我们认为，信息安全是一个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等属同一层次的国家安全基本要素，网络安全是信息安全下的一个国家安全次级要素。因此，《国家安全教育纲要》用“网络安全”取代“信息安全”也不合适，而应像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4月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那样，把信息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等并列为国家安全一级要素，而把网络安全置于信息安全之中，把其作为信息安全下的国家安全次级要素（图5）。
图5.国家安全体系中的信息安全和网络安全
这里还需要认清的是，“海外利益安全”与其他“安全”不同，不是同一个划分标准下形成的种概念，因而不宜与其他“安全”并列，而应另外讲清：依据“内外”标准对国家安全构成要素进行划分，可分为“海内利益安全”与“海外利益安全”。即便这样，由于国家在海外的安全，不仅包括利益，而且包括人，包括本国公民或国民在海外的安全。因此，从“海内海外”角度对国家安全构成要素进行划分，更合理的概念是对应“海内安全”的“海外安全”，其下才是“海外利益安全”和“海外国民安全”两个种概念。把海外利益安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等等并列讲述，一方面会对包括青少年学生在内的所有人逻辑思维造成不良影响，起码不利于培养或强化青少年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另一方面还因为对国民海外安全的遗漏，或者是无形中把国民安全归为利益安全，从而降低国家安全的价值定位，影响人们对“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这一社会主义中国国家安全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和理解。因此，我们应该根据内外标准，划分出“国内安全”（或海内安全）与“海外安全”两个概念，然后在“海外安全”下分出“海外国民安全”和“海外利益安全”两个概念（图6）。
图6.海外安全及其下的海外国民安全和海外安全利益安全
总之，在主权安全归入政治安全，作为政治安全之下国家安全次级要素的情况下，总体国家安全观在2014年首次提出时，就揭示了当代国家安全的11个基本构成要素，即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国土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这次讲话提到的核安全，与水安全、主权安全、粮食安全、金融安全、太空安全、深海安全、极地安全、生物安全等等一样，都是处于上述某个或某些基本要素下的次级要素。例如核安全，就是分别处于军事安全、科技安全、资源安全下的国家安全次级要素。具体来说，核安全是军事安全下“武器装备”中的“核武器安全”，是科技安全下“科技应用安全”中的“核技术应用安全”，是资源安全下矿物资源安全中的核矿资源安全。再如生物安全，则是分别处于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科技安全、军事安全下的国家安全次级要素。[23]
在没有讨论“传统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和“非传统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之前，我们之所以花了很多笔墨分析国家安全构成要素的层次结构，只是为了根据“传统”“非传统”给这些要素进划分时，能够有更明晰的思路。在清楚地给出国家安全11个基本构成要素的情况下，可以根据“传统”“非传统”的划分标准，先在国家安全11个基本要素中分出“传统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和“非传统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
那么，在人民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国土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等11个国家安全基本构成要素中，究竟哪些是“传统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哪些是“非传统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呢？为此还需要回到前面对普遍性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界定：传统安全是20世纪80年代冷战后期之前在国家安全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发挥重要作用的各种安全事情和问题，非传统安全是20世纪80年代冷战后期开始在国家安全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发挥重要作用的各种安全事情和问题。把这一普遍定义运用到“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上，“传统国家安全要素”就是20世纪80年代冷战后期之前在国家安全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则是20世纪80年代冷战后期开始在国家安全领域占有重要地位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据此，国家一经产生就存在且古今中外历史上一直占据重要地位的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当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而在信息网络技术出现之后才出现的信息安全，以及冷战后期才成为重要安全问题或重要国家安全问题的人民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则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
对于把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归为“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以及把信息安全归为“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学界和社会上一般没有什么异议，因为政治安全、军事安全和国土安全三个要素，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一直都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是国家安全的重点要素，因而毫无疑问属于传统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而信息安全，当下就是依附于当代信息网络技术的信息安全，是以电磁为载体的信息安全，它只能随着信息网络技术出现而出现，面不可能在古代社会就出现，因而是非常明显的非传统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但是，对于把人民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归为非传统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人们的认识就不一致了。相对来说，在这七个要素中，把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归为非传统安全要素，比较容易理解一些，因为虽然古代也有生态恶化，也有资源争夺，但一是它们客观上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不是太大太重要，还不突出，二是古人也没有把它们作为国家安全重要问题来思考，因而不能把它们归为“传统安全要素”。但是，把人民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归为非传统安全要素，尤其是把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归为非传统安全要素，确实缺乏严密的根据和论证。如果说“人民”并不是一个古人常用术语，古代社会对个体人的安危并不十分重视，个休人的安全对国家安全来说客观上也并不重要（重要的只是人的群体，是人口），因而“人民安全”难说是传统安全要素（勉强可以说“国民安全”是传统要素），那么与此不同，经济安全不仅是古代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的构成要素，而且客观上在古代国家安全中一直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并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而这一点曾被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做了充分揭示和论证，因而把其归为“非传统安全”就需要更强有力的论据和证明。对此，本人也只是从众，在用“传统”“非传统”划分国家安全构成要素时，大致做出如上归类，并希望有人对此进行更深入的研究，给出更科学的答案。
在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上划分“传统”“非传统”，问题的复杂性不止于国家安全基本构成要素，更在于国家安全多层次的次级要素。如前所述，教育部《大中小学国家安全教育指导纲要》列出的16个“重点领域”，不仅涉及上面已经分析的国家安全基本要素，还涉及网络安全、核安全、太空安全、深海安全、极地安全、生物安全等不同方面的国家安全次级要素，而这些次级要素，分别处于上述一个或几个基本要素之中。虽然《纲要》中涉及的这些次级要素都可以归为“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但他们上属的基本要素却不一定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如前所述，核安全分别处于资源安全、军事安全、科技安全三个基本要素之下，是资源安全下的矿物资源之一，是军事安全下的武器装备安全的内容，是科技安全下的科技应用安全的构成要素，其中的资源安全和科技安全虽然被归为“非传统”，但军事安全却属于“传统”。反过来说，军事安全属于“传统”，是“传统国家安全要素”，但当代军事安全下的军事信息安全、军事网络安全等次级要素，无疑属于“非传统”，是“非传统军事安全要素”，也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再如，生物威胁虽然是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但生物安全并不是传统安全要素，而是非传统安全要素。这是因为，生物虽然很早就严重威胁危害到人和国家的安全，但生物在古代并不是国家的重要构成要素，生物安全也不是古代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只有当动植物保护成为人类一项重要事业的时候，只有在动植物的安全对国家及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的今天，生物安全才在人类安全和国家安全体系中取得自己的一席之地，从而成为非传统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但是，传统安全要素下的次级要素，并不一定传统安全要素，非传统安全要素下的次级要素，也不是定是非传统安全要素。不是国家安全基本要素和传统要素的生物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次级非传统要素，既处于非传统的资源安全、生态安全、科技安全之下，也处于传统的军事安全之下，分别是资源安全下的生物资源安全，生态安全下的生物生态安全，科技安全下的生物技术应用安全，及军事安全下的生物武器安全。
其实，由于非传统的信息、网络在当今社会的普遍存在，二者广泛渗透于国家安全各个方面，因而使所有传统国家安全要素都包含了非传统的信息安全、网络安全。如此，不仅传统安全要素中包含了非传统安全要素，而且非传统安全要素中包含了传统安全要素，呈现出一种传统安全要素与非传统安全要素相互包含、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对于这种复杂情况，这里不再一一阐述。
但是，对于“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来说，重要的并不是把哪些归为“传统”，把哪些归为“非传统”，而在于把无论可归为传统还是可归为非传统抑或难以归为传统非传统的所有安全问题，都要给予充分考虑，并运用系统思维进行系统性研究，从而构建出国家的大安全体系。从“国家安全构成要素”这一角度看，就是要把无论传统要素还是非传统要素抑或难以归为传统非传统的所有安全要素，都给予充分考虑和研究，从而全面“统筹传统安全要素和非传统安全要素”。这是在“统筹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统筹传统安全影响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影响因素”之后，“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不可或缺的又一层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