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领域“传统”“非传统”相关概念辨析

(《学术论坛》2021年第1期)
（5-1）

刘跃进

    [摘要] 冷战后期的20世纪80年代，是（国家）安全领域“传统”与“非传统”的时间分界点。“传统安全（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前在（国家）安全领域已经占有重要地位发挥重要作用的各种安全事情和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及其后在（国家）安全领域出现或开始占有重要地位发挥重要作用的各种安全事情和问题。以此为标准，可以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传统安全要素”和“非传统安全要素”、“传统安全保障”和“非传统安全保障”、“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观”，以及“传统国家安全观”和“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等概念做出更恰当的划分和更深入的解析。

    在安全和国家安全领域，“传统”和“非传统”可以用来划分客观存在的各种国家安全事情和问题，如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国家安全构成要素、国家安全保障措施与手段等，从而在整体上形成“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两个概念，同时在不同角度形成“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传统安全要素”和“非传统安全要素”、“传统安全保障”和“非传统安全保障”等成对概念。同时，“传统”和“非传统”还可以用来划分主观上对安全和国家安全的不同认识，从而形成“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观”、“传统安全理论”与“非传统安全理论”，以及“传统国家安全观”和“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传统国家安全理论”和“非传统国家安全理念”等成对概念。从逻辑与理论上深入解析这些既相互联系又各不相同的成对概念，对于深入学习和理解总体国家安全观，对于准确把握“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这一新时代国家安全重要命题，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和现实意义。

一、非传统安全：从“事情”到“概念”到“语词”

    如果不是从“语词”而是从“概念”上讲，汉语中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概念出现的都很早。古代汉语中“国”字代表的“国”词，有表达现代汉语“国家”一词及“国家”概念的情况；“安”字代表的“安”词，也有表达现代汉语“安全”一词及“安全”概念的情况；汉语中“国安”一词，无论在现代还是在古代，都有表达现代汉语“国家安全”一词及“国家安全”概念的情况。成熟的逻辑学理论早已揭示，概念和语词虽然密不可分，但二者绝不是同一回事，现实中存在着“不同语词表达同一个概念”和“同一个语词表达不同概念”的复杂现象。不仅现代汉语中“国家”一词和其他语言体系中的相应语词可以表达“国家”概念，而且古代汉语中的“国”词和“国家”一词，也可能表达现代汉语中的“国家”概念。与此同时，不仅现代汉语中的“安全”一词和其他语言体系中的相应语词可以表达“安全”概念，而且古代汉语中“安”词也表达了现代的“安全”概念。古代汉语屡见不鲜的“国安”一词，与现代汉语中的“国安”一样，虽然不一定都表达了现代意义上“国家安全”概念，但多数情况下确实表达了“国家安全”概念。由此可以肯定，“国家安全”概念在中国古代早已出现，只是当时汉语表达形式是“国安”，而不是“国家安全”。无论“国家安全”概念在其他民族语言史和思想史中出现于何时，当古代汉语出现“国安”一词时，可以肯定“国家安全”概念在中国已经出现。事实上，“国安”一词在先秦诸子百家的遗留文献中，就经常出现。例如，《韩非子》中有“善任势者国安”、“国安而暴乱不起”[①]等句子。公元 2 世纪的汉代，“国家安全”一词已在汉文献中出现。据南朝史学家裴骃《史记集解》和隋唐时期史学家颜师古《汉书注》记载，东汉学者应劭说过：“使人君去此心，则国家安全也。”此外，明朝前已传入日本的汉文献中，载有“国家安全，天下泰平”的句子。[②]因此，不仅那种认为“国家安全”概念1943年由美国学者首次提出的观点不成立，而且我们自己这些年一直力图证明的“国家安全”概念最早出现于1934年苏联“国家安全总局”一语中，或最早出现于1936年汉语杂志《世界知识》中，也都不成立。严格来说，这些情况只是证明，1934年苏联“国家安全总局”的出现，表明当时已经有了俄语“国家安全”一词；1936年中国《世界知识》杂志相关文章使用了“国家安全”一词，也只表明当时出现了汉语“国家安全”一词；美国学者1943年使用“国家安全”一词，也只是说当时英语出现了“nationalsecurity”一词。最近几年，还有学者考证出了“国家安全”一词在汉语和英语中的更早使用，这确实证明了“国家安全”语词和概念在人类更早的认识和思想中就已出现，但这都不是“国家安全”概念的最早出现。古代汉语中的“国安”一词，是相对更早的“国家安全”概念，或者说是“国家安全”概念更早形式的语词表达。

    但是就本文要分析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来看，古今汉语的“安”和“安全”，表达的都是一种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而这种状态并不存在“传统”“非传统”的区别，不宜用“传统”和“非传统”进行划分。这就是说，传统汉语中“安全”，原不是一个可以用“传统”和“非传统”划分的语词。这如同现今我们在汉语中依然难以接受“传统卫生”和“非传统卫生”、“传统健康”和“非传统健康”、“传统颜色”和“非传统颜色”等等说法一样。只是由于最初汉译英语“non-traditional security”一词时，把其直接译成了“非传统安全”，后人一时想不出更好的译法，久而久之就习惯成自然，接受了这样一个不符合传统汉语习惯的外来概念的汉语表达。

    事实上，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最初对这样的翻译都是有某种程度抵触的。本人不仅在学术会议和私下交流时听到过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个术语的质疑，而且后来还专门写了一篇《不成立的“非传统安全”一词》来讨论这个问题。[③]中国党和政府在世纪之交前后陈述这样一种新的安全问题时，较长一段时间也不用“非传统安全”及其对应的“传统安全”这种术语，而是根据相关问题的实际情况，用了其他不同的表达。20年纪90年代末出现在官方话语中的“新安全观”一词，本质上与源于英文“non-traditional security”一词的“非传统安全观”含义相同，甚至可以说是用两个不同语词表达的同一种思想、同一个概念，即“不同以往的安全观念和思想”。这就是说，在应对国家安全领域新问题而需要新的安全思想时，中国政府没有用“非传统安全观”这种源于西方的术语，而是把其称作“新安全观”。对于客观上出现的国家安全新情况新问题，中国政府当时的习惯用语是“新情况”“新问题”等等，只有到了2002年，官方才在安全和国家安全领域使用“传统”和“非传统”这两个术语。

    2002年7月在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上发布的《中国关于新安全观的立场文件》，希望“除防止外敌入侵、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等传统安全领域外，重点对打击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予以关注”，并认为“在911事件后的新形势下，论坛更加重视非传统安全领域的问题。”[④]这就出现了“传统安全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提法。在此，“传统”和“非传统”修饰限定的都不是“安全”，而是“领域”，是“安全领域”，因而其含义不是“传统安全的领域”和“非传统安全的领域”，而是“传统的安全领域”和“非传统的安全领域”。这就避开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这两个原本不合汉语习惯的直译术语。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报告在讲到国际形势与外交工作时指出：“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恐怖主义危害上升。”[⑤]显然，这里与“传统”“非传统”相关的两个概念是“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传统”和“非传统”修饰限定的是“因素”或者说是“威胁因素”，而不是“安全”。这种表述，既抓住了国家安全现实中的重点问题，即什么在威胁国家安全，又避开了不合汉语传统习惯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这两个语词。[⑥]

    与汉语“安全”一词不同，英语security具有多种含义，虽然在与汉语“安全”对应的意义上也不宜用“传统”和“非传统”划分，但是在其他许多方面的含义上，则能用“传统”和“非传统”进行划分，因而英语中的“non-traditional security”及其对应的“traditionalsecurity”都符合英语习惯，都完全可以成立。这里“其他许多方面含义”的存在，使我们在汉译“non-traditionalsecurity”及其对应的“traditional security”时，不宜把其译作“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而应根据具体语用情况分别译作“非传统安全观”和“传统安全观”、“非传统安全威胁”和“传统安全威胁”，或者在一般意义上译作“非传统安全问题”和“传统安全问题”。这，或许正是多年前学界和政界抗拒“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这种汉语表达最重要的原因——不合乎汉语传统习惯。

    但是几十年过去之后，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汉语表达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和广泛使用的情况下，传统的语用习惯已经发生变化，汉语“安全”的含义也不得不发生拓展，从严格表达“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演化出了“与没有危险相关的问题”这样的含义，即“安全问题”的含义。只是由于事处过渡阶段，许多相关的理论问题还需要进一步详细分析。在这种情况下，党和国家领导人2014年开始直接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这种表达。这种新表达，其实就相当于传统汉语的“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虽然直到今天，把“traditional security”和“non-traditionalsecurity”在总体上汉译为“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更准确，但在语用已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讲“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也不是语病了。

    根据中国学者检索考证，“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 security）一词最早出现于迈克尔·J·迪茨克 （Michael·J·Dziedzic）1989年所著《跨国毒品贸易与地区安全》一文中。[⑦]在此之前，普林斯顿大学教授里查德·乌尔曼（Richard H. Ullman）1983年在《国际安全》期刊上发表的《重新定义安全》，已经把贫困、疾病、自然灾害、环境退化等均纳入安全范畴之中。虽然作者此时并没有使用“非传统安全”一词，但仍因较早界定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一些重要内容，因而被西方学界认定为最早提出非传统安全概念的人。当然，这里所谓的“非传统安全概念”，并不是使用了“非传统安全”一词的语词性概念，而是指没有相应语词的思想性概念，即非传统安全思想。此外，英国著名安全研究专家巴里·布赞在1983年出版的《人、国家与恐惧》（PEPLE,STATE,AND FIER）一书中，也对一些非传统安全问题做了初步研究，除了强调与国家安全相对的“个人安全”之外，还在研究军事、政治等领域安全问题的同时，强调要重视经济、社会、环境等领域的安全问题。用后来和现在的术语来说，这都是在强调非传统安全问题的重要性。为此，在安全研究特别是国家安全研究中，20世纪80年代，大致也就是冷战后期，是“传统”和“非传统”的时间分界点。正是因为“非传统安全”一词出现于冷战后期的20世纪80年代末期，“非传统安全”一词代表的与传统安全观念相对的非传统安全观念出现于20世纪80年代初，而“传统”和“非传统”又是一个时间性、历史性概念——今天的“传统”较早时期可能是“非传统”，今天的“非传统”在若干年后又会成为“传统”，因而可以说，冷战后期的20世纪80年代，是（国家）安全领域“传统”和“非传统”的时间分界点。

    在以20世纪80年代“冷战后期”作为划分“传统”和“非传统”时间点的同时，还必须注意的是，被界定为“非传统”的各种安全问题（如经济安全问题），并不一定都是这个时间段之后才出现的，而只是在这个时间段及其后整体上才成为重要安全问题的；而被界定为“传统”的各种安全问题（如军事安全问题），肯定是在这一时间段之前就存在并具有重要地位的，但并非在此时间段后就不存在或就不重要了。事实上，冷战后期“非传统”安全观念和“非传统”安全语词出现之前，那些后来和当今被认定为“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许多就已出现了，甚至早已出现了，只不过在（国家）安全领域还没有什么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在古代，世界各国就曾经零星出现过的各种生态环境安全事件，例如持续800多年的楼兰古国在公元630年由于生态环境恶化而消失。近代工业化过程中，生态环境安全事件更是不断发生，著名的就有1930年的比利时马斯河谷烟雾事件、1943年的美国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48年的美国多诺拉烟雾事件、1952年英国伦敦烟雾事件、1956年的日本水俣病事件、1955年的日本富士县神通川流域河岸骨痛病事件、1968年日本米糠油事件、1984年印度博帕尔毒气事件、1986年苏联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1986年剧毒物污染莱茵河事件。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20世纪80年代前工业化进程还比较缓慢的国家，也在1972年发生了一起引起广泛关注的环境安全事件，即北京城水源地官厅水库的污染事件。因此可以说，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世界范围频繁出现并不断恶化的生态环境问题，早已是非常显著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甚至可以说是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但是，这些问题在当时和此前的（国家）安全领域，并未来占据重要地位，也未发挥太重要的作用。

    这就是说，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在“非传统安全”一词出现之前，甚至在非传统的安全思想和概念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了。非传统的安全问题或事情，要早于非传统的安全思想和概念，而非传统的安全思想和概念，又要早于“非传统安全”这个语词。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非传统安全研究中的许多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既不能以“非传统安全”一词的出现作为所有非传统安全思想和非传统安全理论出现的时间，更不能以此作为所有非传统问题或非传统安全事情出现的标志。事实上，非传统安全事情或非传统安全问题，早在“非传统安全”一词出现之前就出现了，而且肯定也出现在各种非传统安全思想或非传统安全观之前。因而我们只能说，在20世纪80年代“非传统安全”语词和概念出现之前，现今被认定为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在整个安全和国家安全领域还没有起到太重要的作用，也没有占据太重要的地位。

    还有一点是，非传统的安全思想也不一定都用“非传统”一词来表达。虽然直接译自英文的汉语“非传统安全”一词，1994年就首次出现在中国的学术文献中，1999年首次出现在文章题名中，[⑧]2003年出现在学术专著的书名中，[⑨]此后逐渐被中国学界使用，但当时中国学者和政府用的更多的是“新安全观”这样的术语。中国政府20世纪90年代后期开始使用的“新安全观”一词，其中的“新”表达的就是“非传统”的意思，是“非传统”概念的另一种语词表达。退一步，如果说“新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两个语词不能作为同一个概念的不同语词表达来看，那么它们也是两个含义非常相近的概念。“新”就是“非传统”，“非传统”即是“新”。在安全和国家安全问题上，中国官方文件最初是抵抗“非传统”这种语词表达的，因而用的是不同于西方的“新安全观”一词。即使后来接受了“非传统”的表达，也曾在一段时间内固守汉语“安全”的传统含义，不讲“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只讲“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就目前所见材料，中央政府直接使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表述，最早是2014年4月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

    20多年来，汉语环境中使用“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语词的越来越多，而且学界也如此使用，汉语“安全”的传统语用习惯因此发生变化，从严格表达“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演化出了“与没有危险相关的问题”这样的含义，即“安全问题”的含义，因而无论是官方文件还是国家安全学理论，在2014年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之后都普遍接受了“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汉语表达。

    但是，即使“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已经成为我们不能不接受的汉语习惯用语，我们依然必须看到，非传统的安全事情和问题要远远早于非传统的安全思想和概念，而非传统的安全思想和概念，也要早于“非传统安全”术语的出现。因此，无论是“安全研究”、“国际安全研究”，还是“国家安全研究”，都需要分清三个不同层次的一些相关语词和概念，一是客观事实层面的“非传统安全事情”，以及相近的“非传统安全问题”等语词和概念；二是主观认识层面的“非传统安全思想”，近义词是“非传统安全理论”“非传统安全观”及“新安全观”等语词和概念；三是“非传统安全”语词，如汉语中的“非传统安全”，英语中的“non-traditional security”，以及其他语言中的相应语词。这里的“安全事情”和“安全问题”，是两个不同语词表达的同一个概念，都是指国家安全领域客观存在的事物和情况。如果说“传统安全事情”（“传统安全问题”），是国家诞生直到冷战后期的20世纪80年代前在（国家）安全领域长期存在且具有重要地位起重要作用的事物和情况，那么“非传统安全事情”（“非传统安全问题”），则是冷战后期的20世纪80年代才在国家安全领域开始出现或才开始具有重要地位并起重要作用的事物和情况。只有认识到安全领域存在的这三个不同层次，分清了与这些不同层次相关的不同语词和概念，我们才不会误把“非传统安全”一词的出现看作是非传统安全思想或非传统安全观的出现，也不会把“非传统安全”一词与非传统安全观或非传统安全思想理论的出现看作是非传统安全事情或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出现。由此，我们才能理直气壮、名正言顺地研究“非传统安全”语词出现之前的各种非传统安全思想，特别是“非传统安全”语词出现之前中国思想史上早有的非传统的安全观念和思想，以及在“非传统安全”语词和思想出现之前及其表达之外古今各国存在的各种非传统的安全事情和问题。

    在此需要注意的是，一些非传统的安全问题，包括非传统的安全思想和事情，虽然是在冷战后期才被认定为“非传统”，但它们可能早已不那么重要地存在于古代社会了。当把某一类事情（如环境污染、生态恶化）归为“非传统”时，只是说这类事情在冷战后期整体上开始成为重要的安全问题或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而不是说这类事情在此之前完全没有发生过或完全不存在。事实上，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在古代农业社会也零星发生过，也是存在的，但它们在整体上都没有对安全和国家安全造成重要影响，不是重要的安全问题，更不是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因此，虽然古代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早期已发生过一些环境污染事件，环境污染在冷战后期之前早已存在，但因其整体上没有对国家安全全局产生影响，不是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因而不是“传统的安全威胁因素”,而是“非传统的安全威胁因素”。

    在当今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中，很少有当今时代才出现的。能够确定是当今时代才出现的非传统安全问题，恐怖只有以计算机技术为核心的信息安全问题，而且还不是普遍意义上的信息安全问题。严格来说，信息普遍存在于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包括动物心理）各个领域，信息安全问题在古代军事、政治、情报、商业等领域早已出现。信息安全问题之所以被人们认定为非传统问题，特别是在我们的分析中也承认信息安全问题是非传统安全问题，并不是因为信息安全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或之后才出现，而是因为信息安全问题在此之后才成为突出而重要的安全问题和突出而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文化安全、经济安全等等，都是在古代社会已经存在的问题，但又都不是古代社会就已经突出且重要的安全问题，更不是突出而重要的国家安全问题，而大致都是从20世纪 80年代开始才成为突出而重要的安全问题和国家安全问题的，因而它们才被归为非传统安全问题。事实上，所有的非传统安全问题，都是20世纪80年代前就已出现了的问题，但又都是20世纪80年代才成为突出而重要的安全问题的。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出现于古代或近代的情况，否定不了它们属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本质特征。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本质特征不是其出现于何时，而是其彰显于何时，是其在什么时候才变得突出而重要。

    总之，在客观、主观和语词多个层次上，总体性的“传统安全（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前在（国家）安全领域已经占有重要地位发挥重要作用的各种安全事情和问题，“非传统安全（问题）”是20世纪80年代及其后在（国家）安全领域出现或开始占有重要地位发挥重要作用的各种安全事情和问题。

    当前中国政府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强调“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是要在客观的“安全事情”“安全问题”层面上“既重视又重视”和“统筹”，是要在主观上和实践中努力“统筹（客观的）传统安全事情和非传统安全事情”，或者说是要“统筹（客观的）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而不是在主观的“安全思想”“安全观”层面上“既重视又重视”和“统筹”，不是要在主观上和实践中去“统筹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观”，更不是在“安全语词”上做到“既重视又重视”和“统筹”。

    然而即便在客观的“事情”和“问题”层面上，“传统”与“非传统”也还具有不同的侧面。虽然在总体上，现在非常需要“统筹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但是要深入下去，特别是要在深入下去时不发生或少发生概念混乱，就必须对国家安全领域与“传统”及“非传统”相关的问题和概念作进一步解析。为此，我们下面先探讨“传统的安全威胁因素”和“非传统的安全威胁因素”，然后再分析“传统的安全构成要素”和“非传统的安全构成要素”，以及“传统的安全保障措施”和“非传统的安全保障措施”，最后再讨论“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