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化”还是“安全议程化”
刘跃进
——《山西师范大学学报》2019年第5期
[摘要] 汉语“安全化”一词，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存在，基本含义是“使变得安全”，即“由不安全变得安全”，指向的是由不安全变得安全的客观过程。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学者在翻译介绍以巴瑞·布赞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理论时，把这一安全理论中的securitization一词，也翻译为“安全化”。但是，哥本哈根安学派的securitization一词，含义与汉语中原有的“安全化”一词不同，不是“使变得安全”的含义，不是指“由不安全变得安全”的客观过程，而是指把原来不在安全讨论范围的问题纳入安全讨论范围之中进行讨论，因而是一个主观过程。因此，根据其理论解释与含义，哥本哈根安学派安全理论中的securitization一词，应准确汉译为“安全议程化”，而不应翻译为给人以误导的“安全化”。把一个不在安全议程内的问题纳入安全议程进行讨论，并没有改变这个问题究竟是不是安全问题的客观现实，改变的只是这个问题是否被纳入安全议程的主观认知。由于security一词在英文中的多义性，它在表达与汉语“安全”相同的“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含义的同时，还可以表达人们对安全的感受，甚至可以表达安全行动、安全机构等等，因而汉语中表达“使变得安全”之含义的“安全化”，也可以翻译为英文securitization，但英文securitization并不能总是翻译为“安全化”，有时需要根据具体含义翻译为不同汉语语词，例如在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理论中翻译为“安全议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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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同含义的“安全化”
在“冷战”后国际上的“安全研究”中，“安全化”是一个非常重要且有其确切含义的概念。但是，“安全化”一词在汉语中的出现并非开始于这种具有非传统性质的“安全研究”了，也并非源于政治性的安全研究和国家安全研究领域。
根据资料检索，汉语“安全化”一词最迟在1958年就出现了。《中国药学杂志》1958年第9期所载天津市制药工业公司生产简报《天津市制药工业公司成立技术革命委员会》写道，该委员会“技术革命方向是‘八化’、‘四用’”，其中的“八化”就有一个“生产安全化”，具体内容是“改善劳动条件，保证安全生产。”显然，这里“生产安全化”中的“安全化”一词，表达是“使变得安全”的意思，具体来说就是“使生产变得安全”，也就是“保证安全生产”。这样一个“安全化”概念，描述的是一个客观过程，即在客观上由不安全变得安全的过程。
1959年，刘应修所写《抓喜秀龙草原散记》一文，记述当地藏族妇女参加兽医诊疗所后,“她们提出口号,要提高技术,保证在今年更大的跃进中,实现全部牲畜安全化。”这里的“牲畜安全化”，描述的也是一个客观过程，即牲畜由死亡过多变得不怎么死亡，亦即由不怎么安全变得更加安全。
此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正文中包含“安全化”一词的文献数量虽然不断增长，但主要都是人们生产生活领域的安全和安全化问题，基本含义都是使某个或某些安全主体变得更加安全，或者使某个或某些领域变得更加安全，而很少有涉及政治和国际政治领域的安全及安全化问题。
20世纪80年代后，题目中包含“安全化”的文献开始陆续出现，但直到世纪之交，此类文献的年度数量只有缓慢的增长。在“知网”数据库中，1981年开始出题名包含“安全化”的文献，此后到世纪之交各年度的文献数量分别是：1981年3篇，1982年1篇，1983-1986年间0篇，1987年1篇，1988年2篇，1989年0篇，1990年1篇，1991年1篇，1992年2篇，1993年2篇，1995年4篇，1996年4篇，1997年12篇，1998年9篇，1999年5篇，2000年9篇。
然而重要的是，在此期间，学术文献开始出现源于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理论的“安全化”概念。罗天虹在发表于《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8期的《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理论评析》中，在“安全的定义与安全化理论”一部分，初步探讨了哥本哈根学派对安全概念的理解，及其关于“安全化”和“反安全化”的理论。虽然此后几年，涉及哥本哈根学派“安全化”概念的汉语文章增长并不明显，具有数量和题名在知数据库中分别是：2000年1篇，题名《生态城市研究》；2001年1篇，题名《我国大城市道路系统存在问题及其更新改造研究》；2002年2篇，题名《国际政治理论的社会学转向——建构主义解读国际政治》和《关于在广东省建设绿色养殖场的初步探讨》；2003年3篇，题名分别是《安全与非安全化——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研究》《对哥本哈根学派的几点质疑》和《国际关系还可以这样研究——介评》，但非常明显的是，题名点明是直接研究哥本哈根学派及其“安全化”理论的文章明显开始增长。事实上，2003年2月，朱宁翻译了哥本哈根学派的1998年出版的《安全：一种新分析框架》（Security:A New Framework for Analysis）一书，并中文版书名定《新安全论》。尽管后来人们对这本书的翻译质量有些诟病，但哥本哈根学派的“安全化”和“反安全化”理论对中国学界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这个译本开始的。
然而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无论是直接翻译出版原著原文还是解读研究哥本哈根学派的相关理论，也无论是接受认可原来的翻译还是新译相关语词，学者们毫无例外地把英文securitization一词直接汉译为“安全化”。
但是，哥本哈根学派理论中的securitization一词，与汉语原有“安全化”的含义并不相同，也不符合汉语“安全化”一词的字面含义。无论是从字面来看，还是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汉语“安全化”的普遍使用来看，“安全化”的基本含义都是“从不安全变得安全”或“使不安全变得安全”。与此不同，哥本哈根学派理论中的securitization一词，表达的并不是从不安全变得安全或使不安全变得安全这样一种客观过程，而是指人们把原来没有作为安全问题进行讨论的问题作为安全问题进行讨论，更准确的说法就是把原来不在安全议程中的事情纳入安全议程进行讨论。显然，既不是汉语“安全化”的字面意义，也不是汉语中早已出现和使用的“安全化”一词“含义，事实上也是汉语“安全化”容纳不下的含义。
二、securitization应汉译为“安全议程化”
既然在哥本哈根学派那里，securitization一词表达的是人们把原本不在安全议程范围的事情纳入安全议程进行讨论和处置，那么准确表达这种含义的汉语就不是“安全化”，而是“安全议程化”。因此，我们应该根据securitization一词在哥本哈根学派那里的真实用法和含义，把其更准确地汉译为“安全议程化”。
那么，为什么在英语中，人们把原本在安全议程范围之外的事情纳入安全议程进行讨论和处置时，可以用securitization一词描述这一过程，而在汉语中却不能用与securitization直接对应的“安全化”一词呢? 这是因为，汉语“安全化”一词中包含的“安全”一词，其含义单一而确切，就是指没有危险或没有威胁的客观状态。与此不同，英语securitization的词根security,其含义非常多，既有与汉语“安全”严格对应的含义，即没有危险和威胁的客观状态，又有汉语“安全”所没有的其他含义，例如在特定语境内中来指称安全机构，指称安全行动（维护安全），有时还可以表达人们不感到危险或威胁的主观感觉，表达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知和处置。
在多年前发表的《国内关于安全是否具有主观性的分歧和争论》一文中，本人曾明确指出，虽然在语言学的意义上,对security做出具有主观性的解释是完全成立的,但这种解释仅仅适用于英语security,而不适用于汉语“安全”。这就是因为，汉语“安全”只指客观上没有危险和威胁的状态，没有英语security那么多不同含义，既没有主观上不感到危险和威胁的含义，也不会指向客观存在的安全机构，或者主客观统一的安全行动或安全实践，以及人们对安全问题的认知与处置。对于这些与安全本身相关，但又不是安全本身的事情，汉语可以也必须分别用“安全感”、“安全机构”、“安全行动”、“安全认知”、“安全处置”、“安全讨论”、“安全观”等语词来表达。
因此，在面对英文securitization一词时，我们必须明白，由于security一词的多义性，因而securitization一词既可能指事物或事情本身由不安全的客观状态变得比较安全或更加安全的客观状态的客观过程，也可能指人们主观上对事物或事情是不是安全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如果是前者，即事物或事情由不甚安全变得比较安全，那么汉语可以用“安全化”这个语词来表达。如果是后者，即人们对事物或事情本身是不是安全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变化，由认为它们不是安全问题因而不纳入安全议程进程讨论，转变为把它们作为安全问题纳入安全议程进行讨论，那么能表达这种情况的汉语语词，就不是“安全化”，而是“安全议程化”。
总之，汉语“安全化”一词，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已存在，基本含义是“使变得安全”，即“由不安全变得安全”，指向的是由不安全变得安全的客观过程。20世纪90年代后期，我国学者在翻译介绍以巴瑞·布赞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安全理论时，把这一安全理论中的securitization一词，也翻译为“安全化”。但是，哥本哈根安学派的securitization一词，含义与汉语中原有的“安全化”一词不同，不是“使变得安全”的含义，不是指“由不安全变得安全”的客观过程，而是指把原来不在安全讨论范围的问题纳入安全讨论范围之中进行讨论，因而是一个主观过程。因此，根据其理论解释与含义，哥本哈根安学派安全理论中的securitization一词，应准确汉译为“安全议程化”，而不应翻译为给人以误导的“安全化”。把一个不在安全议程内的问题纳入安全议程进行讨论，并没有改变这个问题究竟是不是安全问题的客观现实，改变的只是这个问题是否被纳入安全议程的主观认知。由于security一词在英文中的多义性，它在表达与汉语“安全”相同的“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含义的同时，还可以表达人们对安全的感受，甚至可以表达安全行动、安全机构等等，因而汉语中表达“使变得安全”之含义的“安全化”，也可以翻译为英文securitization。因此，英文securitization与security一样，也是多义的，起码在当今就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含义是把原本不在安全议程范围内的事情纳入安全范围或作为安全问题进行讨论，这在汉语中的准确表达是“安全议程化”，另一种含义是事情由不安全变得安全的客观过程，这在汉语中的准确表达则是“安全化”。
三、根本问题是要分清层次与界线
人们之所以在安全研究中，在国家安全研究中，其实也包括在认识和研究其他许多问题时，会把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根本原来就是没有分清问题的层次、角度、界线等等，其中既有主观与客观的不同层次、不同角度，也有客观事物本身的不同层次、不同角度，还有主观认识上的不同层次、不同角度。
说清国家安全问题，包括说清其他许多方面的相关问题，都必须把实、思、言、行四个层次先分得清清楚楚。不要借口这些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不同角度是互相联系的，来否定严格分清它们的重要意义，特别是重要的科学意义。只有先分清不同问题，才能最终真正看清楚不同问题之间的真实关系，包括它们之间不同意义上的联系。分不清或不分清不同事物、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等等，不可能真正看清楚它们之间的真正关系和联系。
先说第一个层次的“实”，包括含义相近但有区别的事物、实物、事实、实际、事件、客观存在等等概念，指的就是各种与人们思想相对应的事物对象。在国家安全领域，“实”就是国家安全本身，是客观存在的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状态。至于一些人在定义“安全”概念时说到的不受威胁的感觉，其并不是“实”的层次上的事情，不是“安全”概念的内容，而是一下层次的“思”的内容，是应该在“思”的层次上理解的“安全感”。还有“维护安全的能力”，有时也被定义在“安全”概念中，其实这也不是处于“实”的层次上的“安全”所具有的内容，而是下面我们将要讲到第四个层次上的问题，即“行”的层次上的问题，是一种行为能力。
第二层次是可以概括为“思”，包括思想、思维、观念、观点、认知、认识、政策、理论、研究、主观认识等等概念，指的是人们对客观事实和主体精神状态的反映。在安全和国家安全领域，安全感、安全观、安全思想、安全理论、安全研究等等，都是处于这一层次的事情。由于英文security的多义性，特别是由于其在具有与汉语“安全”一致的没有危险不受威胁的含义之外，还可以指向人们对安全的感觉、感知，因而在解释security一词时，人们自然而然地指出security既有客观上不受威胁的含义，也有主观上没有恐惧的含义。但如同我们多年前已经指出的那样，虽然在语言学的意义上，对security做出具有主观性的解释完全成立，因为这个英语单词确定有这样的含义，但同时必须注意的是，这种解释仅仅适用于英语security，而不适用于汉语“安全”，而且这种解释仅仅是一种词典意义上的“释词”，而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定义”，以“释词”代替定“定义”，在科学研究和逻辑方法上是明显错误的，而且不仅在以汉语为工作语言的环境中是错误的，即使在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的科学研究中也不合逻辑。国内学者之所以多按英文来解释和定义“安全”概念，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了在学术研究特别是社会科学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顺从西方中心主义和英文中心主义、甚至臣服于西方的文化霸权和语言霸权之外，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是缺乏科学精神，缺乏基本的科学方法和逻辑方法的训练，无力在作为科学概念引进英语语词和以英文为工作语言的社会科学理论时，对其作合乎逻辑的科学分析，而是不加深入研究地直接移植，即不考虑相关语词的不同含义而简单地“直译”。另外还必须注意的是，人们的安全感、安全观、安全思想、安全理论、安全研究等等，并不仅仅是客观存在的安全现实的反映，而在反映安全现实的同时也反映着安全认识主体即人的主观精神状态，并通过主观精神状态间接反映着认知者本身的社会存在，包括其出生环境、成长环境、现实状态等等。因此，任何人，都不可完全客观地认识对象，包括不可能完全客观地认识客观存在的安全状态，而必然会在这种客观状态认识中不同程度地掺加主体本身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
第三个层次，可以概括为“言”，即说话、话语、言语、叙事、讲理、阐述、论说、语言表达等等。在安全和国家安全领域，言就是人们对国家安全事情或事务的语言表达。这种表达，无论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都有可能“言不达意”“言不尽意”“心口不一”“言不由衷”。因而，不仅人们在认识客观的安全现实时，必然会因为主观因素的影响而难以真正客观反映安全现实，而且人们在言说自己的安全认知或安全思想时，也必然会因为各种因素而难以完全做到如实表达、表里如一，而必然会有不同程度的隐瞒，从而是说出来的话与心里话存在一定差距。这种情况，人们在进行安全研究和国家安全研究时必须注意。国家安全领域的“话语研究”，或者“国家安全话语研究”，更必须注意话语与思想的区别和复杂关系，尽量能够通过话语去探讨主体真实的安全思想。就像思想是对客观对象不同程度的扭曲反映，安全领域的话语也不是思想的直接表达，而是时直时曲地不能程度上表达着安全思想。
第四个层次，可以概括为“行”，即行为、行动、活动、实践、实际操作等等。在安全和国家安全领域，不仅存在着词不达意、言不由衷等言语与思想之间的矛盾，而且还存在着言行不一、言而无信等行为与言语之间的矛盾。这也是国家安全话语研究必须注意的一个重要问题。关注和研究国家安全话语与国家安全行为或实践之间的复杂关系，认清国家安全话语与国家安全行为之间的联系与区别，既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不同的国家安全话语，也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国家安全行为的复杂多变，从而在国家安全领域做到“听其言，观其行”，而不是仅仅“听其言”“信其言”。
世界是复杂的，事物也是复杂，国家安全领域的事情也是非常复杂的，因而在研究的初期阶段，我们必须牢固树立科学的分析精神，运用逻辑分析的方法把复杂的事物理清楚，并用不同的概念来表达不同层次、不同方面、不同角度的问题，而不能把不同方面、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问题混为一谈，不能用同一个概念来表达和指称不同的东西。为此，我们必须根据安全和国家安全问题的复杂性，在安全研究中创造众多描述复杂性问题时必须的新概念，形成越来越丰富、越来越科学的国家安全学概念系统。20多年前，我们在提出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时，就强调了这一点。2003年，在我们发表的《试论国家安全学的对象、任务和学科性质》一文中，曾提出了一些新概念。2008年，我们还发表了《为国家安全立名——国家安全研究中概念问题的逻辑批判》，专门探讨了国家安全学理论研究中概念问题的重要性，提出了国家安全领域的许多新概念，提出了构建国家安全学概念体系的任务。只有在科学精神的引领下，借助一定的语言学知识，运用用严格的逻辑方法进行分析，我们才能真正厘清并科学定义包括“安全”“安全化”等在内的国家安全领域的众多概念，才能使国家安全学成为真正的科学。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