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学》第20章第4节
系统国家安全观及其基本内容
一、系统国家安全观的基本含义
国家安全发展的历史和客观现实，特别是当前安全形势的复杂化，都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观察和分析问题，运用系统科学的方法研究和解决问题，在吸取国内外各种安全观的合理因素以及中国政府和领导人在不同场合提出的各种安全观点和思想的基础上，站在国家安全学科理论的高度上和广度上，确立一种具有高度概括性、广泛解释力和普遍适用性的国家安全观，并以之解释和解决各种具体的国家安全问题。系统国家安全观，就是一种立于国家安全学理论高度的安全观，同时也是对古今中外各种安全问题都具有一定解释力的安全观。
从总体上讲，系统国家安全观是一种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强调国家安全、国家环境及国家安全保障是一个庞大社会系统，要求以系统科学的基本精神和方法为指导对国家安全及其相关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的理论和观点。当然，在超越国家主体更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研究安全问题时，同样需要一种与“系统国家安全观”相应的“系统安全观”。
系统安全观与“传统安全观”和当代各种“新安全观”具有密切的联系，但也有根本的不同。
第一，系统安全观是根据国家安全学科建设需要而从理论性、整体性、系统性的高度提出的理论安全观，而不像其他安全观那样是直接针对某一时期、某一国家、某一方面等具体问题而提出的实践安全观。无论是各种“传统安全观”，还是各种“新安全观”，以及当前一些国家阐述和强调的具有国别特色的安全观，都是针对某一时期、某一国家、某一方面的具体问题而提出来的，是直接为解决某些一时期的某些方面问题服务的。这一点从前面对传统安全观和新安全观的分析就可以看到。
第二，系统安全观具有较强的时空普适性，而不像其他安全观那样具有不同的时空限制性。这一点是由前一点决定的。正是由于系统安全观直接是为国家安全学科建设服务的，是一种具有一定抽象性的理论安全观，因而它具有较广泛的适用性。相反，各种直接为解决某一时期某些安全问题而提出的安全观，包括各种传统安全观和各种新安全观，在其具有直接现实性和针对性的同时，也便丧失了时空上的普适性，或者因“时过”而不再适用，或者因“境迁”而不再适用。
第三，系统安全观本质上是一种方法论的安全观，它只为解决安全问题提供系统性的思路和方法，而不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这一点也是与系统安全观提出的目的适应的。由于系统安全观是针对国家安全学科建设提出来的，而现实世界的国家安全问题和其他相应的安全问题都是复杂多变的，因而不可能为每一时期、每一主体、每一方面的每一问题都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案，而只能提供一种更科学更合理的思路和方法。在这一点上，系统安全观与其他根据某种现实的具体需要提出的安全观，也具有明显的区别。
第四，系统安全观在区别于其他安全观的同时，也从对国家安全进行系统分析和研究的理论需要出发，积极吸收其他各种安全观的合理之处。例如，综合安全观强调全面认识安全的各种因素，特别是在传统安全观中没有给予高度重视的经济、科技、文化等因素，这一点就完全被系统安全观所吸纳。所以就这一点而言，系统安全观与综合安全具有相同之处。但是，在与综合安全观一样强调传统安全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因素都要予以考虑之外，系统安全观一方面强调安全因素不仅有传统安全观强调的军事、政治因素以及非传统安全观强调的经济、科技、文化等因素，而且还有其他更丰富多样的因素，另一方面更强调不仅仅要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考虑，而且强调对这些因素要做全面和动态的“系统性研究”。
第五，系统安全观虽然不直接针对安全现实，它是却强调运用于具体的安全现实来解决具体的安全问题，特别是运用于分析当代世界安全现实和当代中国安全现实，从而得出具有直接现实性的一些科学结论，为保障国家安全提供建设性意见和建议。在这一点上，系统安全观与其他一些安全观具有相同之处，即最终都是为安全现实服务的，所不同的在于系统安全观是间接服务，而其他安全观则多是直接服务。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系统安全观是一种开放的、发展的安全观，因而具有根据安全现实的发展变化不断丰富其内容。但是根据国家安全理论研究的现状，以及国家安全的现实，对系统安全观的内容可以从普遍点、时代点和中国点三个层次上阐述，其中普遍点是具有普适性的内容，时代点是系统安全观对现时代安全问题的分析，中国点则是系统安全观在国别安全层次上的一种运用，是直接为我国国家安全服务的。
二、系统国家安全观的普遍点
由于国家安全在客观上具有普遍性层次，即具有一些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存在的安全问题，因而新的系统的国家安全观也需要这样一个层次，需要在科学认识普遍性安全问题的基础上，得出一些对任何时代、任何国家都具有普遍适用性的一般观点，即普遍点。
第一，国家安全是一个社会系统，国家安全活动和国家安全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因而必须运用系统的观点、原则和方法认识和分析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活动，以及各种安全要素之间的关系。
国家安全的系统性不仅表现在国家安全涉及国际国内两个方面，涉及国民、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科技、信息、民族、宗教等等各种要素，而且更表现在这些不同的方面和要素不是机械地“综合”起来的，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互相渗透，并有机地统一在国家安全大系统之中的。国家产生初期的国家安全较之当代虽然比较简单，但也是一个统一的社会系统。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国家安全系统内外要素都在不断增加，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互动更加复杂，成为一个复杂的社会大系统。同时，国家安全活动也越来越成为一项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
第二，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活动系统中，各要素所处地位和所起作用是不同的，同时又是可以转化的，因而既需要对国家安全系统中的各要素进行系统化的战略性定位，又要根据系统的运行情况对各要素的地位和作用不断进行具体分析。
从人类进步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看，从本质和规律性高度来认识，在国家安全大系统中，国民的安全和利益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和国家安全活动的最终目的，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根本，军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保障，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精神载体，科技和信息安全是知识经济时代国家安全的关键。这是系统安全观对国家安全系统中的一些主要方面的战略性定位。但是，系统安全观还认为，从社会运动的波动性、曲折性和复杂性来看，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在不同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国家安全诸要素的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因此，系统国家安全观既从宏观战略角度和整体长远视野上，认定国家安全诸要素之间本质的必然性关系，又承认在微观战术角度和不同时代不同范围内，国家安全诸要素的地位和作用是可以转化的，它们之间是互相联系、动态制约的，因而在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和开展国家安全活动时，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第三，国家安全不是一个封闭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系统，国家安全既具有内包性，也具有外涉性，在内包国民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内容的同时，又外涉他国安全、地区安全、国际安全、全球安全，甚至太空安全。
国内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内部要素，是内因，是根据；国际因素是国家安全的外部环境，是外因，是条件。在传统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活动中，以及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中，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活动的重点一直放在处理本国与他国关系的关系上，一直把国际因素作为国家安全最重要的方面，相反对国内因素与国家安全的本质性关系思考的不多，没有看到国内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决定性作用。但是，以系统国家安全观来观察和认识问题，从长远的整体的和宏观战略性高度看，国内因素是国家安全的根本性决定性因素，是保障国家安全的最为重要的方面，国际因素虽然有时会成为主要矛盾，但总体上处于次要矛盾的地位。因此，一个国家是否安全，关键是自己内部的社会制度和体制是否完善，内部是否具有系统的动态稳定性、高度的自组织能力和强大的发展能力。
但是，任何国家及其安全都不是封闭系统，也不可能人为地封闭起来，而必然是程度不同且不断扩大开放程度的开放系统，一国安全总要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国安全、地区安全、国际安全、全球安全的影响，同时必然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他国安全、地区安全、国际安全、全球安全，甚至在涉及各种社会要素的同时，还会涉及到各种非社会性的自然条件，比如生态环境及其安全，涉及到地球之外的球外环境及空间安全。
第四，高水准的国家安全状态，不仅在于通过强力来“维护”，更在于通过合理的系统化的社会制度和安全机制来“保障”。
任何系统都有一个内部要素的合理配置问题，而社会制度、体制、结构的改革、改良和完善，正是要根据社会系统的发展变化不断地追求系统的最佳配置。无论是自觉地还是被迫地，只有使一个国家内部的社会系统和社会机制所涉及的方方面面的因素有机地系统地配置起来，才能使这个社会正常地运行和发展，才可能通过符合系统最佳化要求的机制及时消除各种安全隐患，保障国家的长治久安。通过不断改革和调整等“软手段”，确保国家在社会制度及相应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科技文化体制等方面始终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软机制”，从而在机制的高度上保障国家安全，比起仅仅通过加强军备、强化“专政”等“硬手段”来“维护”国家安全，要更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和长效作用。从历史上看，强力可以维护国家安全于一时，但无法保障国家安全于长远，而只有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特别是适用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发展要求，符合人民群众意愿的合理的社会制度和安全机制，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制度和体制的合理性，是从根本上保障国家安全的关键。那些能够顺应时代要求不断地适时进行自我改革、改良和完善其社会结构和体制的国家，就能够安全地立于世界；相反，那些守旧不变，抱残守缺，不思根据时代的发展进行制度和体制方面的改革调整的国家，极可能从安全走向不安全，甚至走向动乱和灭亡。系统安全观在从整体上和宏观上强调机制的“软作用”时，也强调系统内外各种不同的“硬要素”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强调“软机制”与“硬要素”的互相协调、互相制约。合理的社会制度和体制对国家安全具有系统性决定作用，而国防建设、军事力量、警察、法庭等强制性国家机关，在不时发生的某些特殊情况中，对国家安全来说具有重要的屏护作用。
因此，国家安全既需要通过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硬手段”进行强力维护，又需要充分利用思想、文化、制度、体制等方面的“软条件”进行系统保障；既要有国防、司法、外交、经贸等公开战线，又要有情报、反间谍、保密、保卫等隐蔽战线；既必须由专门的国家安全部门开展专项工作，又需要广大国民积极广泛地参与。从长远的、全局的战略高度来看，实现国家安全虽然必须要有强力维护，但更重要的在于社会体系的合理性、先进性，在于国家能够通过不断的自我更新和自我变革，使社会成为一个具有自我调节、自我修复机能的自组织系统。
三、系统国家安全观的时代点
把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系统的国家安全观的一般方法和基本观点，运用到对当代安全问题的分析中，对当代的安全问题做出系统的分析和解释，就会形成系统的国家安全观的时代点。这样的时代特点具有国际普适性，能够用于解释当代全球不同国家的安全问题及国际安全问题，但它不具有历史普适性，不能用来解释以往历史中的安全问题，因而具有历史的特殊性。在当代世界，系统的国家安全观所具有的时代点主要包括如下几点：
第一，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人们不仅需要把国际安全作为国家安全这一开放大系统的外部环境来看待，而且需要把国家安全作为国际安全和全球安全这一更大的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来看待，必须从国际安全和全球安全的广阔视野中审视国家安全。
系统国家安全观强调安全根据的内在性，同时强调外部安全条件的重要性，强调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信息国际化、文化多样化的现时代，世界各国已经被密切联系在一起，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全球社会大系统，已经变成了“地球村”这样一个大村庄的时代，人类之间的联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都已经无法用国界线隔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动乱和不安定，都不仅仅会波及到邻国，而且会波及到远在万里之外的其他国家。因此，国家安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自己的事情，也不仅仅是地缘相邻的几个国家之间的事情，而成了国际性的事情，成了全人类的事情。国家安全由此与地区安全、国际安全、全球安全密切相关，人们需要从国际安全的大视野中审视国家安全，从国际安全环境中思考自己国家的安全。
第二，由于各国的安全和利益的系统性联系，各国在追求自己的安全和利益时，必须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以“共赢”的思维方式处理自身安全与其他国家的安全及利益的关系。这也是全球化时代“国际道德”的基本要求。
在传统国家安全观中，一个国家的安全度的提高，常常会导致其他国家安全度的降低，国家之间的安全关系是所谓的“零和”，一个国家要追求自身的安全，就一方面需要不断强化自己的军事力量，另一方面阻止、干扰甚至破坏其他国家的发展。这种安全思维方式导致冷战期间军备竞赛不断升级，结果使对立的各国都深感不安，觉得自己的安全受到了巨大威胁，而为了克服这种安全威胁便拼命增加军备，又导致其他国家感到不安全，引导其他国家增加军备，最终陷入一种恶性循环的“安全困境”之中。在全球化的国际安全大系统中，要保障国家安全，就必须保障国际安全，而要保障国际安全，各国都必须放弃只想获得而不想做出相应的付出这一追求绝对安全的奢望，必须抛弃冷战思维，坚持系统思维方式，以互信、互利、互谅、互让、平等、合作的态度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营造全球范围内的共同安全，以防止各种威胁国家安全的国际冲突和战争，最终在不同国家之间实现“双赢”，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共赢”。
第三，维护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是当今世界保障全球安全、国际安全、地区安全和国家安全的重要任务。
冷战结束后，和平与发展逐渐成为时代主题，但在世界的一些地区和国家还不断发生暴力冲突甚至局部战争，和平无法实现，同时世界上还有一些地区和国家面临严重的经济问题，发展速度缓慢甚至发生经济倒退，从而影响了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安全。这一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人们所说的“东西南北”问题。
就东西方来说，问题是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真正实现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价值观念、不同意识形态的之间和平共处问题。在当代，只有不同社会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国家和平共处，也就是东西方国家和平共处，才能保证世界的和平，也才能有广泛的国际安全和相关国家的安全。为此，必须摒弃以东西对抗为主要内容的冷战思维，把全人类的安全作为一个社会大系统来思考，本着求同存异、互谅互让的精神，通过合作求得全人类的共同安全。
除了东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差别带来的安全隐患需要通过和平的方法来解决之外，南北之间在发展上存在的巨大差距是更严重的安全隐患，也需要通过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得以解决。一方面，发展中国家需要通过改革和强化自身的造血功能培植自己国家内部的发展动力，需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并充分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遇，加速发展民族经济，另一方面，发达国家也需要做出一定的努力，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提升素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和由此带来的稳定，不仅有利于发展中国家的安全，而且有利于国际安全和世界安全，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安全，甚至给发达国家带来长远的、更大的利益。发达国家有必要克服害怕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后威胁其安全的片面性思维方式，认识到只有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才会使世界更加稳定、人类更加安全，从而减少发达国家外部的安全隐患。
第四，在维护国际安全、地区安全和国家安全方面，必须充分发挥以联合国为龙头的各种不同层次不同范围的国际组织的积极协调作用，同时避免由于大国强国操纵利用国际组织强制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政治制度、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而引起的国际性、地区性动乱和使已经发生的冲突扩大化、复杂化、持久化。
在当今世界上，联合国是唯一真正具有普遍性的全球性国际组织，会员国已从最初的51个增加到21世纪初的191个，活动范围涵盖了人类生活的众多领域。在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任何一个机构具有像联合国这样广泛的代表性，也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能够通过国际合作对世界产生如此重大和深远的影响。在新的世纪，联合国应该也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根据《联合国宪章》，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负有首要责任，因而应该进一步加强在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领导作用，特别是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的领导作用。加强联合国的维和能力就应该加强联合国在预防和解决冲突方面的中心作用。根据联合维和行动的实际情况和遇到的问题，各会员国应该共同维护安理会的权威，维护安理会在国际集体安全体制中的核心地位和作用，使安理会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方面负起首要责任，在涉及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问题上，防止绕开安理会采取单边主义行动的危险做法，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行径。
四、系统国家安全观的中国点
根据从抽象到具体的研究方法，国家安全观的最后落脚点是系统安全观的国别点，即不同国家对自己安全问题的看法。运用系统的国家安全观观察分析当代中国国情及安全环境，必然形成系统的国家安全观的中国点，目前，中国点的内容主要包括：
第一，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安全系统中，需要把国民安全是国家安全之核心和国家安全活动之根本目的的一般观点，具体化为以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安全为根本出发点，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三个代表”，把人民群众的安全和利益放在头等重要位置，把人民群众作为国家安全工作的依靠力量，并在国家安全工作坚持专门工作与群众路线相结合的方针，使国家安全成为全国人民普遍关心和广泛参与的事业。
第二，在当代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安全体系中，需要把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基础地位，具体化为长期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认清发展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硬道理，从而把经济建设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作为国家安全的战略性基石。“文革”结束后，邓小平从战略高度对国内国际形势进行了冷静科学的分析，及时停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路线，做出了世界大战短期内不会爆发的判断，及时调整国家安全战略，把经济建设放在了一切工作的中心地位上，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思路。后来，邓小平又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在1992年南巡谈话中强调要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一百年不动摇，并强调发展是个硬道理，一切问题都只有在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最终得到解决。没有发展就没有安全，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
第三，国家安全的各要素在整个国家安全系统中既具有地位、作用和重要性等方面的不同，同时又都是紧密联系、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因而对于当代中国国家安全来说，我们既要看到经济建设的基础地位和发展这个硬道理，坚持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同时又要看到整个社会系统各要素的密切联系，根据系统观点和要求，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建立起具有系统合理性的社会运行体制，使中国社会成为一个能够防范抵御各种内外安全风险、自行平稳消解各种安全隐患的社会大系统。要在内部稳住阵脚，发展壮大自己，就必须通过包括政治改革在内的进一步的改革，建立和完善起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建立起一个具有自我调整和自我运行功能的社会系统。这就需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第四，把系统的开放性与中国对外开放的政策联系起来，从人类安全、国际安全、地区安全的广泛背景下思考和处理中国的国家安全问题，为中国改革开放争取有利的国际环境。我们要继续实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认清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按照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推动国际新秩序的建立，并根据中国的工作重点和实力，采取“冷静观察，沉着应付，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策略，在国际舞台上不锋芒毕露，不扛旗，不称霸，不事张扬，少说多干，努力营造对中国发展有利的国际环境。当然，在国际事务中“韬光养晦”并不是无所作为，更不是无原则退让，在重大的国际问题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要有所作为，必须承担起自己必要的国际责任，特别在涉及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重大问题上，必须“把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始终放在第一位”，有决心和能力通过各种手段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