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风险凸显时期的国内安全问题
[摘要] 国庆60周年盛典宣示着国家的安全与社会的和谐稳定，然而由于国内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面临的形势呈现出境外境内环境相互作用、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影响、虚拟空间与现实社会相互渗透、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相互交织的特点，2009年成为我国社会矛盾叠加凸显，形势尖锐复杂，社会风险增多的一年，也成为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面临挑战最多、任务最艰巨的一年。
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经济实力大幅提升；经济保持平稳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民主法制建设取得新进步；文化建设开创新局面；社会建设全面展开；国防和军队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全方位外交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明显增强和全国各族人民团结更加紧密，所有这些，为国内安全和社会稳定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社会基础、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六十周年庆典宣示着我国社会安定、人民生活富裕，综合国力大幅提升，国家的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各民族关系融洽，党的执政基础稳固，国家安全稳定的太平盛世，同时也应看到国内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面临的整体环境没有变：我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内部矛盾凸现、刑事犯罪高发、对敌斗争复杂基本态势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矛盾没有变；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实施的西化、分化战略没有变。我们面临的仍将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机遇大于挑战的环境，一个有利于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从而有利于维护社会大局稳定，但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的环境。由于国内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面临的形势呈现出境外境内环境相互作用、传统安全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因素相互影响、虚拟空间与现实社会相互渗透、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相互交织的特点。总体看，2009年是我国社会矛盾叠加凸显，形势尖锐复杂，社会风险增多的一年；国内安全和社会稳定面临挑战最多、任务最艰巨的一年。
一、金融危机进一步加剧我国原有的就业压力
国际金融危机带来的就业压力是2009年国内社会稳定面临的首要挑战。2009年伊始让人们感受最深刻的危机是金融危机持续影响带来的就业问题。最先知悉并理解这次经济危机的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和精英群体，但最先切身体会其生存冲击的却是仍处于社会底层的中国农民工。春节前后，2000万就业缺口的数字正被人们反复提及并被不断扩充，一旦大批农民工无法就业，问题就由经济领域延伸至政治、社会的方方面面。
国际劳工组织在
经济危机转化为社会危机的第一个导火索就是失业。农民工一旦遭遇失业就可能以最快的速度陷入生存困境。由于他们既没有基本的表达渠道，也无组织化的训练，他们多是以老乡为纽带结成的某种非正式互助群体。这决定了一旦遇到无法克服的生存困境，他们往往采取的是个人化的超限表达方式，跳楼讨薪之类的手段即是这种表达方式的典型。如果更进一步，就可能制造小规模的骚乱。这种分散的抗议活动虽然并不直接指向政府，甚至经常指向社会的其他群体，但其多发性、突然性、分散性、隐蔽性等特点，反而可能消耗更高的行政成本。在不断深化的危机中会伺机而动，为生存一搏。
与凸显的农民工就业危机相比，大规模的大学生失业问题却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愈加严峻而急迫。加上前几年毕业还未找到工作或者只找到临时工作，中国社会已经积累了一个史上最为庞大的失业大学生群体。据被广泛引用的数据称：中国今年将有多达700万大学生毕业。这是大学扩招之后，毕业人数最多的一次。这批学生将比过往任何一届毕业生遭遇更加严重的就业困境。虽然在总的就业人口中，失业大学生所占比例并不大，但他们却是中国新的失业大军中的关键群体。与农民工相比，失业大学生有更多的信息获取渠道，对体制本身也有更加深刻的理解。由他们发起的集体行动将具有更加明确的诉求和体制性目标。根据以往的经验，失业大学生中往往以那些农村出身在城市无关系可以托付者居多，这不仅使他们与其他底层社会民众（比如农民工）有更加紧密的血脉关系，也可能使他们具有更加清晰和自觉的底层阶级意识。这无疑会加剧中国社会危机的对抗性质。
二、群体性事件高发成为2009年社会稳定的直接挑战
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面临的社会冲突问题，是一个非常敏感但却不可回避的问题。2008年究竟发生了多少群体性事件，官方尚未公布最新的数据，但群体性事件的发生频率、规模及危害都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2008年社会冲突事件数量不但明显上升，规模大，在行为力度上也较之以往更加激烈。如贵州瓮安事件、云南孟连事件、甘肃陇南事件。2009年，这一势头似未得到有效遏制。今年初，《瞭望》新闻周刊预测，2009年将是群体性事件高发年。
劳资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是2009年群体性事件的一个显著特点。据《瞭望》新闻周刊报道：“我国劳动关系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频率在加快，规模在升级，已经进入了高发期和多发期。”仅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各级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立案受理的劳动争议案件就达51.9万件。被专家认为“属高位运行”。与此同时，由劳资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在2009年以更加激化和暴力的形式，给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劳资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矛盾。2009年，一些地方产业工人参与的群体性事件较为活跃：4月有河北保定棉纺厂千名职工沿国道“徒步进京旅游”事件；7月有武汉锅炉厂千名工人3次堵路事件；同在7月吉林通钢事件以7个高炉一度停产、1名企业高管被殴致死的“双输”后果，震动全国；8月河南林钢事件中市国资委副主任被软禁90小时；11月重庆嘉陵机器厂工人发生“罢工”等。据山东省总工会统计，仅今年一季度全省一般群体性事件就共发生52起，主要诱因是欠薪、经济补偿金和历史遗留问题。据深圳市公安局介绍，在全市群体性事件及不安定因素苗头中，以劳资纠纷类增长最快。2008年为637起，同比上升119.7%；2009年1月达到97起，同比上升61.7%。
2009年国企改制引发的某些群体性事件主要特点是，有明显的弱势群体性、较强的利益追索迫切性、突出的社会矛盾性和法律法规的相对滞后性。同时通钢、林钢事件中工人的愤怒情绪和行动步调的一致显示出群体性事件的“策划力”也明显增强。今年的一些群体性事件中，工人改为分期分批地走上街头，形成持续性压力。再如一些事件中打出的横幅和标语也显示出存在事前策划的步骤。此外，今年劳资群体性事件的对抗性和暴力性引人注目。打工仔、打工妹手拉手上街堵路、在政府门前静坐等方式，在一些事件中已经升级为劳方和资方、政府工作人员、警察的肢体冲突。通钢事件、林钢事件中还出现了软禁、殴打致死的情况。专家坦言，中国的劳资关系处理已经出现暴力化倾向。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的变革，带来了劳动关系的深刻变化。多年来积累的劳动关系矛盾，加上国企改制引发的新矛盾、新问题，正在改变工人的心态。与此同时，一些地方政府把“执政能力”简化为GDP的增长能力，而对相关社会政策与劳工权益的维护较为忽视。一些地方党政部门对工人的心态又缺乏及时的了解和准确的把握，甚至错误地估计和处理工人们的合理利益诉求，导致矛盾激化，酿成恶果。[1]
由拆迁引发的社会冲突集中爆发。2007年，重庆“最牛钉子户”吴苹打着维护物权法的旗帜，在媒体和网民暴风雨式的民意轰炸下促成了拆迁史上“一个伟大的标志性事件”。这让遭受同样境遇的被拆迁户多了幻想，但吴苹的幸运并没有在中国拆迁案例中复制。2009年中国的拆迁之战正在多处爆发。上海被拆迁女住户潘蓉手持自制燃烧瓶阻挡掘进的挖土机；贵阳无奈的被拆迁居民用40多个液化气罐堵路讨要说法；昆明因为拆迁一个大型集贸市场，上千商户上街抗议；为了抗拒拆迁，四川成都金牛区天回镇金华社区的女企业主唐福珍将汽油泼到自己身上，点火自焚……中国式拆迁所引发的对抗正逐步升级，方式则更为残酷惨烈。从最近的事例来看，拆迁中双方的耐心似乎都被消磨了，对抗的手段与结果都越发的激烈。作为强势的一方，由于各种条件都具备，越发没有了协商解决的耐心与诚意，而住户方在财产损害更大、权益被侵害更多的状态下，也以更激烈的方式进行对抗。
近期频发的暴力拆迁引起了中国社会的极大关注，也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日本《产经新闻》就此评论认为，中国市民维权意识增强，“一方面是地方不顾形象的蛮横做法，另一方面是市民保护私有财产的维权意识逐渐提高，这种官民冲突的事件很可能越来越多。”中国政法大学宪政研究所所长蔡定剑认为：“拆迁背后有巨大的利益诱惑，现在根本问题是，我们没有制度去阻挡地方政府的利益诉求。”[2]
当下的社会已经进入矛盾突发期，许多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逐渐从隐性变为显性，从零星的个人行为变成集体行为。从2009年各地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中可以发现，绝大多群众都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或政治诉求，他们所不满的只是局部和具体的利益损害和处理不公。作为利益博弈的一个基本形式，群体性事件在较长时期内非但不会消除，而且可能会增长。值得警惕的是，社会冲突中，地方政府往往成了社会矛盾和冲突的关键当事方，这正是当下群体性事件的普遍现象，也是当下群体性事件最大的风险之所在。社会冲突向政府高度集中，政府便往往成了社会矛盾和冲突的焦点，这是政府不能承受之重。2009年里发生的许多群体性事件已经证明，地方政府为欺瞒上级、操控下层百姓的舆论管理模式不仅没有起到维护社会稳定的作用，反而制造了许多本不该有的社会冲突。很多事件等到揭开和爆发时，已造成了难以挽回的惨痛后果。
三、境内外分裂势力的活动呈现新的形式
境内外敌对势力的活动是威胁社会稳定的最主要敌对因素，但是其活动往往是通过社会内部不稳定因素而发挥作用的。如果我们社会内部不稳定因素处于可控状态，其影响和威胁是相当有限的；反之，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直接因素与间接因素、局部因素与全局因素发生连锁效应，成为影响国内安全和社会稳定的新威胁。
近期“疆独”、“藏独”活动又迈上一个新台阶：暴力恐怖化倾向日益凸现。
2009年乌鲁木齐发生的“7·
四、突发事件的频发预示着社会稳定的隐患
近年来，呈急剧上升趋势的突发事件给社会秩序带来的冲击已经成为我国社会稳定面临的重大挑战。与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及其引发的群体性事件相比，突发事件给社会稳定带来的冲击更为直接、威胁更为严重。从本质上看，目前我国的突发事件大多是（除了自然灾害外）基于利益矛盾和冲突而引发，转型社会弥漫着的不信任情绪的爆发。其主要目的还是寻求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
《瞭望》调查海南东方群体事件爆发原因称：官员警察不作为丧失公信力酿祸。当地基层组织涣散，缺乏责任心，面对群众强烈反映的社会治安问题，长期不作为；对群众间日积月累的矛盾，没有及时采取措施化解，终成大祸。[3]“邓玉娇案”广泛而深刻地展示转型期钱权之嚣张与法治之不彰在我们社会已经到了令人忍无可忍的地步。“6·17”突发群体事件的深层内因，是当地群众对地方治安不满长期积郁的结果。在社会矛盾激化和冲突的背后，约束不足，监督乏力，权力肆意成为谋利的工具，民众利益和疾苦被搁置一边，是矛盾产生、酝酿和爆发的深层次根源。
应当说，2009年的突发事件不是一个偶然和孤立的事件，它是近年来一连串标签化的事件持续发酵到一定程度后自然达到的戏剧性高峰——从猥亵小女孩的交通部“林专员”到与可恶的房产商沆瀣一气的“周局长”，从哈尔滨夜幕下的警察与阔少到杭州大街上飙宝马车的“富二代”……围绕这些事件所展开的事关“公平正义”的舆论交锋，实际上是不受限制的权力及寄生于权力之上的金钱的肆意妄为，使民众对现行的法治和行政体系充满了不信任，信息的不透明和不独立又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信任，迫使他们转而寻求在这套体制之外解决问题和宣泄义愤的途径。更为值得警惕的是由社会积怨引发的社会突发事件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焦点问题。社会怨恨表现为仇恨心理。当一个突发性事件发生的时候，借助于一个偶然事件的导火索，许多被压抑民怨将集中爆发出来。其后果将不堪设想。
五、网络的普及与发展对执政者提出新的挑战
近年来，国内网络媒体在充分肯定我国改革开放卓著成就的同时，对现在仍然存在着的一些严重问题，如分配不公、贫富悬殊问题，因干群关系、警民关系紧张而导致群体事件、恶性案件频发问题，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污染问题，“三公”巨额消费、机关大楼豪华、索贿受贿、买官卖官及“情妇门”等官员腐败问题也关注和议论得比较多。网络作者和网民们之所以关注并议论这些问题，主要在于这些问题直接关系国计民生，关系执政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需要相关部门特别是各级掌权者切实、果断地采取有效措施。这些议论突出地体现了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的忧患意识。据人民日报
网络的出现为信息流通开辟了一条全新的、相对独立的渠道。网络和传统媒体不一样，它把所有信息集合在一起，传播速度极快，需要执政者迅速作出反应，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按部就班。网络对执政党如何执政提出了挑战。如何善待互联网、善用互联网、善管互联网成为执政党迫切需要面对的课题。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增多、官民关系不和谐甚至对立、民众缺乏畅通的表达渠道等问题都慢慢浮现出来。而网络的兴起，无疑给民众提供了宽阔的言论平台，网民以极大的热情利用网络了解公共权力的运行情况，并表达自身的诉求。民间舆论与网络形成了强大的合力，审视着政府官员的言行，考验着政府的执政能力。
网络已经成为政府决策最重要的吸收民意的渠道。网络改变了民主政治的方式，给社会公众以非常大的发言空间。技术进步给人类参与民主政治过程提供了强大的手段和支持。网络提供和放大公共话题，媒体加以提炼和深化，然后形成重大舆论事件，影响高层决策。这已经成了一种模式。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官方与民间，公民行动与高层决策，开始了多方互动。社会深层次的矛盾和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在网络平台上展现。不同政治观点和社会思潮也借助网络平台激荡发酵。自2008年开始的网络问政事件以来，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主动，通过网络表达民主诉求。虽然制度化的网络沟通管道尚未建立，但其雏形已现。在几大公共事件过程中，网民所表达出来的主流民意不仅震撼了海外，也震撼了中国的高层。据人民网舆情监测室对2009年77件影响力较大的社会热点事件的分析表明，其中由网络爆料而引发公众关注的有23件，约占全部事件的30%。也就是说，约三成的社会舆论因互联网而兴起，互联网成为新闻舆论独立源头。
此外，网络在震慑丑恶现象、唤醒公众的社会责任意识方面的作用也不容忽视。由于网络的监督，许多违法乱纪的官员纷纷落马，网络也因此被称为“民间纪委”。官员粗暴和草率的执法行为逐渐成为网络舆论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在传统媒体因为种种顾虑而缺席或反应迟钝的情况下，互联网孤军深入，成为网民自发爆料和集结舆论的平台。最典型的是2009年2月云南的“躲猫猫”事件和5月杭州的“飙车案”，网民对“躲猫猫”事件中警方给出的离奇的死因解释和“飙车案”中警方的“70码”说法，都表现出了极大的不满。在舆论的重压之下，警方向公众道歉并重新作出了解释。网络舆论还将监督的视野扩展到权力傲慢方面，官员的出格言行进入网络舆论监督之列。网络舆论的多样性、离散性、复杂性在2009年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互联网络的普及使中国的政治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然而，技术革命从来都是一柄“双刃剑”，互联网络在对我国社会进步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成为境内外敌对势力活动的重要平台和工具，给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新的挑战。
（一）网络舆论产生的社会影响加大对社会群体性事件的处置难度
网络的普及与发展使得信息的传播和民意的表达有了新的形式和渠道，同时也使几乎所有的群体性事件由于网络世界的推动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和热度成为公共领域的焦点话题，产生空前的社会影响。如“杨佳袭警案”、“瓮安事件”、“湖南罗彩霞案”、“湖北邓玉娇案”、“躲猫猫”事件、新疆乌鲁木齐“7.5”事件等在网络舆论冲击下，迅速发展成为网上群体性事件。所谓的网上群体性事件，事实上都是地面上的群体性事件。然而地面上的群体性事件一经网络的传播效应与放大效应，不仅使得事态进一步扩展、失控的情绪快速蔓延，更为严重的是其产生的负面影响给事件的处置和平息带来空前的压力和挑战。作为标志性群体性事件的“瓮安事件”中，中小BBS、MSN、SKYPE、QQ、QQ群以及海外中文网站在信息传播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其显示出的影响，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开始形成挑战政府权威信息的能力，并有向现实转化的迹象。正如孟部长提到的，在飞速发展的网络信息条件下,如何加强对“虚拟社会”的管理,“最大限度地趋利避害”是做好维稳工作的“新考验”。在当今社会对网络依赖如此之大的情况下，对于政府和政府官员而言，如何利用网络，主动引导和主导突发事件的网络舆论，避免“不明真相”的群众被敌对势力插手利用、煽动而成为事件主角是当前维稳面临的新挑战。
（二）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互联网络进行的颠覆、分裂、破坏活动对我国国内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巨大而严峻的挑战
1、互联网已经成为境内外敌对势力进行恶意炒作社会热点问题的“主阵地”。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