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是新时期下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

工行副行长 张红力

　　本文将讨论三个问题：首先，为什么新时期下国家安全必须以金融为核心？其次，金融有哪些手段可以用来实现国家安全？最后，金融力促国家安全需要什么样的战略指导思想？我们认为，新时期下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顺势而为、创新发展。在分析上述三个问题的过程中，本文努力从五个方向尝试理论突破：一是解析“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深刻含义，将“总体”定义为“外延扩散而内涵收敛”，并将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定义为“国家安全”的核心；二是建立新时期国家安全的整体分析框架，提出核心价值、军事国防、政治社会、经济金融、科学技术、生态资源“六大支柱”，剖析金融与“六大支柱”的紧密关联；三是梳理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历史演进，依据时代观、认识观、战争观、利益观、发展观和战略观的创新发展，将金融定位为国家安全的时代内涵；四是提出金融作用于国家安全的五大机制，论证金融手段对于实现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五是提炼利用金融手段实现国家安全的顶层智慧，提出“积极防御、蹄疾步稳、亲诚惠容”的战略指导思想。

　　一、金融是新时期下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

　　国家安全并不单纯是一个战争与政治问题，而是以核心价值为灵魂的一套复杂系统。核心价值与军事国防、政治社会、经济金融、科学技术、生态资源共同构成了国家安全系统的“六大支柱”。虽然国家安全层次丰富，但并非一个发散的概念。从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可见，国家安全的“六大支柱”是一个有机整体，外延扩展而内涵收敛，始终围绕着利益这个核心在运转。作为最大化国家利益的关键手段，金融不仅仅是国家安全的一个子系统，更是贯穿于实现“总体安全”的各个层面和进程始终。通过资金融通的有力支持、金融数据的提前预警和反制手段的主动出击，金融能够为“六大支柱”提供多渠道的支持与引领，是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命题。

　　(一)国家安全是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复杂系统

　　“国家安全”在国内外理论界一直都是颇具争议的概念。“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只有人民安居乐业，国家才能安全太平。苏联出版的《大百科全书》认为，“保卫国家安全，即保卫现行国家制度、社会制度、领土不可侵犯和国家独立不受敌对国家的间谍特务机构以及国内现行制度的敌人破坏所采取的措施的总和”。美国最早提出国家安全概念的学者李普曼则指出：“当无须为避免战争而牺牲利益，或能够通过战争来保护其利益时，这个国家就处于安全状态”(Lippmann，1943)。近年来，中国学者对国家安全的概念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国家安全学”等诸多理论创新(刘跃进，2004)，并将国家安全的研究与中国国情相结合，为中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做出了重要贡献。

　　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从历史实践看，有关国家安全问题的讨论，最终都是围绕国家利益来展开的(Jordan and Taylor，1993)。美国总统历年的《国家安全战略》均明确强调是以捍卫国家利益为宗旨。事实上，正是得益于对国家安全的顶层设计与运筹帷幄，作为本轮全球金融危机震源地的美国，在错综复杂的后危机时代却“一枝独秀”。通过国家安全战略与金融手段的密切配合，美国成功地向全世界输出价值判断，集全球之力助其渡过危机难关，同时综合运用金融、外交、国防、情报、科技和其他方面的优势，极力维护美国国家安全，最大化国家利益。最终，当全球其他经济体仍处在错综复杂的复苏环境、下行风险相对严峻之际，美国经济却实现了稳健复苏。强大的国家安全战略体系让美国不仅没被危机打倒，反而利用危机实现了经济结构调整，踏向新的增长轨道。

　　在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背景下，除了面对外部主体所体现出的诸多利益之外，国家利益对内亦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成为国家安全的新领域。通过发展社会生产力，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需要，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成为国家利益的关键内容(中共中央宣传部，2014)。与此同时，中国社会逐步转型带来的利益结构重新调整，使高度整合的传统社会结构面临冲击，人民内部矛盾的复杂性渐显(罗宁，2010)。正确处理社会矛盾，建立利益协调机制、维护社会稳定大局，既是国家利益的重要体现，也是国家安全的必然要求。正如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的，国家安全的落实必须重视内部安全，对内要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创造活力，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习近平，2014)。

　　综上所述，国家安全是一个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复杂系统，既涉及相对于外部主体的主权利益，保障国家领土不受侵犯，意识形态不被颠覆，军事国防不受威胁，经济发展不受制约，社会文化不受侵蚀；同时也关注内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需要，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

　　(二)“六大支柱”构建国家安全的框架体系

　　2013年，在新成立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首次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并对国家安全进行了明确细致的解读，提出了集政治、国土、军事、经济、文化、社会、科技、信息、生态、资源、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习近平，2015)，体现了当前中国的核心利益诉求。2015年《国家安全法》草案(二审稿)进一步明确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维护各领域国家安全，构建国家安全体系，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根据对外对内各种利益之间的关联性，可以将国家利益归纳划分为核心价值、军事国防、政治社会、经济金融、科学技术、生态资源六个方面，从而构成了国家安全的“六大支柱”，即核心价值安全、军事国防安全、政治社会安全、经济金融安全、科学技术安全、生态资源安全。

　　其中，核心价值安全是关键，其内容涉及意识形态层面，关注文化传承以及国家民族的梦想，是国家安全的灵魂支柱，对其他支柱具有重要的价值指引作用。军事国防安全是保障，以现代化军事国防建设为重心，积极应对可能出现的区域大规模动荡以及未来非常规战争，是维护国家利益的防御支柱，为其他支柱提供武力保障。政治社会安全是根本，核心内容既包括防范腐败问题动摇政权稳定、抵御外部恐怖主义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同时也关注人口数量合理增长、人口质量不断提升，是国家安全的本源支柱。经济金融安全是基础，通过引领国家战略、促进体制改革、发展实体经济，为其他支柱的运行提供有力的支持，是国家安全的动力支柱。科学技术安全是引领，以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互联网以及推陈出新的智能计算机硬软件为载体，是提升其他支柱运行能力、发展水平的创新支柱。生态资源安全是前提。国家安全的任何支柱都以人的存在与活动——即“生命”为前提，保护生态环境、保障资源的可持续性与粮食安全关乎整个民族永续发展，因此，生态资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绿色支柱。

　　(三)国家安全利益最大化必须以金融为保障

　　邓小平同志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作为市场的一部分，金融的首要特征是逐利，即实现主体利益的最大化。现今提出金融为社会和实体经济服务，这种服务本质上也是逐利。上升到国家层面，一国整个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整个社会的发展目标都是为了最大化本国利益，而不是为他国作嫁衣裳。在国际社会上，以金融谋求国家利益最大化更是广泛存在，其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美国。凭借美国金融市场的避风港地位和美元的霸权地位，美国向全球兜售了大量的美国国债，使中国这样的新兴市场国家陷入了对美国输出廉价商品，在美国投资回报却很低的“斯蒂格利茨怪圈”，从而最大化美国自身利益(张红力，2015a)。

　　对于国家安全而言，如何实现“六大支柱”所关注的国家利益最大化，恰恰与金融不谋而合。金融能够以“资金融通”的方式，为“六大支柱”提供有力支持，如人体系统的血管一样将资源营养顺利运输到六大支柱器官，保障各支柱器官的健康运转。正如人体血象异常能够提前发现疾病一样，当国家安全系统面临威胁时，金融又能通过资金流动的异常数据提前预警风险，有利于及时采取防范措施。此外，金融还能通过金融制裁、提高融资成本、冻结资金、“反洗钱”等方式主动出击，将免疫细胞送达疾患处，直接消灭危害安全的各种因素。金融能够引领国家战略，推动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为经济外向发展、在经济全球化中赢得主动权提供支持(张红力，2015b)。正如邓小平所言，“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由此可见，金融已然成为“六大支柱”的关键引领，是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核心命题与重要保障。

　　二、金融是新时期下国家安全的时代内涵

　　观念决定行为，观念影响结果。国家安全观的形成和演化对能否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国家安全观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会伴随着经济社会进步而不断丰富和发展(Lantis，2002)。受时代观、认识观、战争观、利益观、发展观和战略观不断变化、更新的影响，中国国家安全观可以划分为毛泽东时期、邓小平时期和习近平时期三个主要阶段。历史车轮的滚动从不停滞，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展，在此过程中，金融的重要性不断凸显。进入习近平时期，“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概念日渐清晰，内涵不断丰富；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加速进化，金融发展日新月异，金融不仅是社会资源配置的核心手段，还对价值形成、产业变革、社会演化、文化传播、信息交互和生态变化产生着深远影响。可以说，金融是国家安全的时代内涵，发挥金融引领作用已成为践行“总体安全观”的核心命题。

　　(一)国家安全观是在思想传承基础上动态发展的

　　国家安全能否实现、如何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政府对于国家安全的系统性理解和认识，即国家安全观。基于国家安全的定义，国家安全观包含了五重内涵：第一，国家利益是什么；第二，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手段是什么；第三，对国家安全产生冲击的威胁有哪些；第四，应对威胁的防御手段有什么；第五，反制威胁的进攻手段有哪些。从这五重内涵看，国家安全观具有阶段性演变的核心特征。短期内，国家安全观是稳定的，一旦形成就会逐步自我强化，持续显现于国家行为中，并最终改变国家安全的现状；长期内，国家安全观则是动态发展的，时代背景、威胁来源、国家状态和利益取向的变化会潜移默化改变政府观念，最终量变引发质变，带来国家安全观的升级更新。

　　观念是主观的，带有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的深刻烙印；观念又是客观的，受到时代潮流和世界趋势的深远影响。决定国家安全观动态发展的，是时代观、认识观、战争观、发展观、利益观和战略观的综合演进。从中国的角度看，一方面，自建国以来，意识形态和政治方向始终是稳定的，因此，中国国家安全观具有区别于西方的较高传承性，国家领导人的变更并不会必然带来国家安全观的系统性改变；另一方面，不同时期，特别是改革开放前后，外部环境和内部状况发生了巨大变化，领导人对国家利益及其实现手段的认识也在不断充实和更新。综合来看，根据量变引发质变、环境主导变化的划分原则，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动态发展经历了三个个性鲜明的阶段：毛泽东时期、邓小平时期和习近平时期。其中，邓小平时期包含了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三代领导核心对国家安全观的理论贡献，由于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执政期间的内外环境和国家整体发展理念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和传承性，我们将这一阶段统称为邓小平时期。

　　中国国家安全观的阶段转变，集中反映了相应时期中国主流时代观、认识观、战争观、发展观、利益观和战略观的观念演进。从毛泽东时期到邓小平时期再到习近平时期，金融在中国国家安全观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特别是在习近平时期，金融集中体现了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全球趋势的主流方向、社会发展的关键诉求、和平崛起的重要手段和寻梦追梦的可行路径。综合而言，金融是习近平时期中国国家安全观的时代内涵，以金融手段为核心，是当下中国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实现国家安全的必然选择。

　　(二)从时代观的演进看，金融是多极与博弈时期的主题核心

　　时代观是对自身所处历史阶段时代主题的认识，反映了顶层设计者对世界潮流和国际趋势大背景的理解。顺着阶段演进看，毛泽东时期，对时代主题的认识是“战争与革命”。1940年初，毛泽东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表示：“现在的世界，是处在革命和战争的新时代，是资本主义决然死灭和社会主义决然兴盛的时代”；1966年，毛泽东在针对时局的讲话中则表示：“我们现在正处于世界革命的一个新的伟大的时代，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革命风暴，定将给整个的旧世界以绝对性的毁灭性的打击”。邓小平时期，对时代主题的认识转向“和平与发展”。1985年3月，邓小平就对这种历史观进行了明确阐释：“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习近平时期，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又进一步扩展至“多极与博弈”。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的演讲中指出：“我们所处的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面对的是一个日新月异的世界。这个世界，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旧的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时期的集团对抗不复存在，任何国家或国家集团都再也无法单独主宰世界事务”。冷战结束后全球霸权力量的日渐式微反映了“多极”，而对时代潮流的表述里，合作与共赢都是“博弈”的结果。因此，可以说，习近平时期，对时代主题的认识，已从“和平与发展”延伸至“多极与博弈”。

　　从时代观的演进看，金融在世界潮流中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进入习近平时期，金融则已经变成多极与博弈这一时代主题的趋势核心。一方面，金融是多极格局形成并不断深化的核心推力。在毛泽东时期和邓小平时期，金融的力量都尚不足以改变世界政治经济的大格局，而进入习近平时期，金融危机重创了美国霸权力量，全球金融秩序重建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则将全球政治经济发展导向多极方向，金融已成为主导格局转变的关键变量。另一方面，金融成为影响利益博弈的重要因素。在毛泽东时期和邓小平时期，各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对抗主要体现于军事、政治和贸易领域，而进入习近平时期，金融市场定价权、金融体系影响力和金融制裁掌控权则成为决定大国博弈均衡走向的重要因素。

　　(三)从认识观的演进看，金融是把握历史机遇的有效手段

　　认识观是对自我的认知，反映了顶层设计者对中国国情和综合国力的理解。顺着阶段演进看，毛泽东时期，认识观的核心关键词是“中间地带”。1946年8月，毛泽东在和美国记者谈话时说：“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这里有欧、亚、非三洲的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美国反动派在没有压服这些国家之前，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虽然“中间地带”理论随后发展为“三个世界”理论，但中国在“中间地带”夹缝中求生存的状态始终没有大的改变。邓小平时期，认识观的核心关键词转为“初级阶段”。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一次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1987年，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着重强调：“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习近平时期，认识观的核心关键词加上了“历史机遇”。2012年，习近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明确指出，“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同年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习近平进一步指出：“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有信心、有能力实现这个目标”，表明“有能力把握历史机遇”已经融入习近平时期的认识观。

　　从认识观的演进看，金融实力伴随着综合国力同步提升，进入习近平时期，金融发展已变成最大的中国国情，金融力量则已成为把握重大历史战略机遇的有效手段。一方面，将金融置于发展核心是迫切需要。毛泽东时期，生存需求集中于政治方面而非经济金融，邓小平时期，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重中之重，进入习近平时期，解决金融瓶颈问题则是进一步解放生产力的关键。另一方面，把金融作为改革抓手是势在必然。毛泽东时期和邓小平时期，中国金融都处于发育不足的状态，进入习近平时期，中国金融则已初步成长为调节和优化资源配置的重要手段，并对深化改革、释放改革红利、实现可持续发展发挥着“牛鼻子”作用。

　　(四)从战争观的演进看，金融是应对多样化威胁的新式武器

　　战争观是对战争的认识，反映了顶层设计者对战争发生可能性、发生形式、预期结果等方面的理解。毛泽东时期，战争观的核心是“战争不可避免”。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多次强调，“绝不可放松自己的警惕性，绝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作好充分准备，准备同他们大打，准备同他们早打，准备同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同他们打核大战”。邓小平时期，战争观的核心是“战争可以避免”。1987年5月12日，在会见荷兰首相吕贝尔斯时，邓小平明确指出：“争取比较长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习近平时期，战争观的核心是“威胁形式多样”。2013年3月23日，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演讲时就指出：“这个世界，人类依然面临诸多难题和挑战，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继续显现，形形色色的保护主义明显升温，地区热点此起彼伏，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军备竞争、恐怖主义、网络安全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这实质上点明了威胁形式多样的核心特征。

　　从战争观的演进看，金融的重要性日益提升，进入习近平时期，不仅金融战争本身已成为非军事对抗的主要形式，而且金融也是应对多样化威胁、特别是非传统安全威胁的新式武器。一方面，后金融危机时代，在多极格局下，金融控制力和主导权的争夺决定着利益博弈的走向，而攻击一国金融体系、对一国进行金融制裁往往比直接军事打击更容易取得明显效果，因此，霸权国家更加注重金融权力的争夺和金融战争的运用，而通过金融渠道进行防御和反制，是迫在眉睫的选择。另一方面，网络安全、恐怖主义、文化侵蚀等非传统威胁，都不可能孤立于金融领域之外单独发生，金融是这些非传统威胁的“七寸”，利用金融新武器来打这“七寸”，就能更有效地从源头上遏制非传统威胁。

　　(五)从利益观的演进看，金融是实现伟大复兴的关键力量

　　利益观是对国家利益的认识，反映了顶层设计者对国家利益主要内容、目标排序和核心关切的理解。毛泽东时期，利益观的核心是“政权巩固”。早在1949年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提出：“夺取全国胜利后党要站住脚，要维持并巩固革命政权，必须同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进行各种斗争”，并先后将日本、美国和苏联分别视作颠覆政权最大的外部威胁。邓小平时期，利益观的核心偏向“经济发展”。1984年2月，邓小平就表示“中国需要至少二十年的和平，以便聚精会神地搞国内建设”；邓小平将国家利益的重心从意识形态对抗上转移开来，着重转向“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习近平时期，利益观的核心扩展至“伟大复兴”。2012年11月，习近平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明确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梦想”；中国梦的核心目标可以概括为“两个一百年”，即“到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和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时，逐步并最终顺利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表现是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

　　从利益观的演进看，金融的决定性作用日益凸显，进入习近平时期，经济发展的物质积累和金融体系的持续建设已经赋予了金融以强大的力量，使其能够对中国追梦和圆梦真正起到关键作用。一方面，金融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幸福的重要手段，无论对于宏观经济的“稳增长”，还是对于微观层面的“惠民生”，金融都大有可为。另一方面，金融是追求民族振兴的有效途径，用好金融手段，有助于中国破解周边困局、促进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影响力；提升金融的国际地位，则有助于中国在民族之林中稳健崛起。

　　(六)从发展观的演进看，金融是推动全面发展的驱动引擎

　　发展观是对国家社会发展的认识，反映了顶层设计者对发展路径、发展速度和发展目标的理解。毛泽东时期，发展观的核心是“快速赶超”。毛泽东对建国后经济发展形势的判断非常乐观，认为超英赶美“不仅有可能，而且完全有必要，完全应该”。邓小平时期，发展观的核心转变为“摸着石头过河”。他强调“摸着石头过河”是我们今后长期的指导方针。至此，渐进改革成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精神。习近平时期，发展观的核心更新至“全面发展”。2014年12月，习近平在江苏调研时提出“四个全面”，即要“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正式将全面发展观融入施政纲领。

　　从发展观的演进看，金融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进入习近平时期，金融已经融入政体运行、政党运转、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法制建设的方方面面，进而成为全面推进“四个全面”的驱动引擎。一方面，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源源不断的金融助力，全面深化改革也需要金融作为攻坚克难的改革催化剂。另一方面，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也需要金融作为重要辅助手段来稳步推进。

　　(七)从战略观的演进看，金融是体现两大思维的重要抓手

　　战略观是对国家安全战略的认识，反映了顶层设计者对如何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战略性理解。毛泽东时期，战略观的核心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邓小平时期，战略观的核心转变为：“韬光养晦、绝不当头”。习近平时期，战略观的核心更新至“强国思维、底线思维”。2013年1月，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第三次集体学习时指出：“我们要坚持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充分显现了不惹事、不怕事的强国思维。2013年年初，习近平在一次重要会议上强调：“要善于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凡事从坏处准备，努力争取最好的结果，做到有备无患、遇事不慌，牢牢把握主动权”；2013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要继续按照守住底线、突出重点、完善制度、引导舆论的思路，统筹教育、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住房、食品安全、安全生产等，切实做好改善民生各项工作”，充分展现了要干事、不出事的底线思维。

　　从战略观的演进看，金融的关键作用不断彰显，进入习近平时期，金融已成为在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过程中充分体现强国思维和底线思维的重要抓手。一方面，金融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重要支撑，“站立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上，吸吮着中华民族漫长奋斗积累的文化养分，拥有十三亿中国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强国思维是有底气的，而金融是发挥资源优势、彰显改革底蕴的核心渠道。另一方面，金融是干成事、不出事的有效手段。从金融自身而言，守住不发生区域性、系统性金融危机就是践行底线思维；从全局来看，金融更好地支持实体经济，通过金融手段遏制各类损害国家利益的行为，也是坚持底线思维的重要方面。

　　三、金融是新时期下国家安全的实现手段

　　全球化时代的当今社会以经济为根本、以金融为血脉，金融和国家安全休戚相关，保障国家安全需要从金融着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金融“血液循环系统”引导资金运行，调节资金余缺，降低市场参与主体的交易成本以及信息获取成本，优化各市场部门间的资本配置，并进一步派生出对劳动力、生产技术、自然资源的优化配置。从金融发挥的多渠道作用来看，金融完全有能力成为实现国家安全的利器。

　　(一)金融是调整资源配置、支持国家安全的高效利器

　　国家安全作为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核心价值、军事国防、政治社会、经济金融、网络科技、生态资源“六大支柱”的可持续运转需要庞大的资源支持。虽然从某种程度上看，国家安全是一种公共品，根据西方经典经济学理论，应由政府供给来保障。但在国家安全系统运行过程中，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与个人利益紧密关联、互为依托。倘若仅依靠政府供给不足以保障社会资源向国家安全的高效率配置。通过金融方式实现国家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统一，充分契合个人利益诉求，调动全社会每个人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是保障国家安全系统持续稳定运行的关键。

　　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过程中，如何运用好经济与金融手段协调资源配置，通过金融支持国家安全系统的资金供给、人才供给、产品供给乃至文化供给等，增强国家安全的“硬实力”与“软实力”，正是其战略布局的关键环节(Nanto，2011)。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过去三十多年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金融的改革、开放与发展有力地发挥了协调利益关系、优化资源配置的优势，是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关键支持力量，有力地维护和促进了中国的国家安全。随着改革开放走向“深水区”，更多的风险不可避免，充分发挥金融在资金供给、效率供给、信息供给、政策供给方面的多渠道功能，为国家安全领航、护航是新时期中国的客观选择。

　　(二)多元化融资体系为维护国家安全输送资金支持

　　资金对国家安全系统的“六大支柱”而言，毋庸置疑是必不可少的关键要素。西方发达国家在建构国家安全体系的过程中均充分运用了包括银行信贷、财政资金、资本市场直接融资等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打造了在国防军工产业、高新科技产业以及文化产业等方面的领先优势。

　　作为全球军事强国，美国除了通过高居全球榜首的国防预算支持军事力量建设之外，华尔街财团以及风险投资基金同样也是国防军事产业的重要资金来源，尤其是为美国国防科技实力的不断巩固提升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在金融资本的支持下，以好莱坞为代表的文化产业融入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运行轨道，在提升美国文化软实力的同时，还为其对外文化扩张与渗透提供平台。其中，美林银行、普罗维登斯资本、德克萨斯太平洋集团、帝杰商业银行就是最早一批金融资本支持者。高盛集团等耳熟能详的华尔街金融机构也紧随其后加入支持美国文化产业的行列。

　　总体上看，多元化融资体系能够为一国文化产业、军工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走出去”产业、环保产业的发展提供持续稳定的资金支持，巩固提升文化软实力、军事硬实力、科技新实力以及经济远航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近年来，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依托网络平台以更便捷的方式、向更广泛的资金持有者融资逐渐兴起，目前许多文化产业、创新产业都开始尝试这种融资方式，未来或能为更多的国家安全相关产业、企业提供支持。

　　(三)多层次金融创新提升国家安全系统运行效率

　　金融创新在金融发展史上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盈利动机的引导下，适度、可控的金融创新是优化资源配置效率的关键。金融创新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既包括信息技术主导下的金融技术创新、多元化的金融产品创新以及基于行业理念变革下的金融服务、金融业务的创新，同时也包括金融市场、金融企业的创新，此外还涉及金融体系、货币制度等方面的创新。对于国家安全而言，多层次、多领域的金融创新也是提升各项子系统运行效率的重要途径。

　　美国可谓是当前全球金融创新的引领者。虽然全球金融危机很大程度上缘于金融创新脱离实体经济以及衍生工具的过度使用，但金融创新的风险分散功能也让美国国内的次贷危机在全球范围内得到稀释，从而为美国在短短的几年之内走出危机、实现有效复苏创造了有利条件。金融机构将金融创新引入风险管理，发挥衍生工具和证券化等创新产品风险“吸收器”和市场动荡“减震器”的作用，能够为文化产业、军工产业、高新技术产业、“走出去”产业、环保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各类风险提供防范乃至规避手段，增强国家安全相关产业发展的韧性，提升风险自我平衡的强大消化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国家安全“六大支柱”中亦不乏产能过剩的现象。发挥金融创新的力量，能解燃眉之急。例如，当前以“绿色金融”为代表的金融创新可以通过金融渠道扶助绿色经济和新兴产业快速发展，推动生产要素从过剩产业流向新兴产业，实现市场资源自发趋向有效配置。

　　(四)多维度金融数据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关键信息

　　对于天然具有数据属性的金融业而言，能够通过多维度金融数据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关键信息。首先，金融账户的开设与变动信息为国家安全系统提供重要监测对象，是“六大支柱”所需信息的重要载体。无论是境外势力还是境内违法组织，试图开展活动必然会涉及资金的流转，即使其想方设法进行掩饰，但在经济金融高度发展的今天，这些活动总会在相关金融账户中有所反映。其次，金融账户的异常资金流动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预警信号。在行贿受贿的腐败行为、具有针对性的恐怖主义活动中，往往会出现异常资金流动的情况，当重点关注的某个组织、个人或者某类群体、区域的金融账号出现这类信号，就可以提前采取措施避免危害国家安全的事件、行为。第三，金融市场上相关资产价格的重大变化也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关键信息。例如，在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上，当能源价格出现剧烈变化时，可能意味着国际形势出现某种变化，甚至可能出现局部战争；当大豆、玉米等粮食价格出现剧烈变化，可能意味着某些地方出现灾荒、战乱，未来可能出现大量难民，给国家安全带来不稳定因素。

　　此外，随着金融机构将大数据转化为信息和知识的速度与能力不断提升，通过对大数据的分析、挖掘和应用，以及整合金融机构业务经营及内部系统数据、社交媒体网络行为数据和各种外部公共数据，大数据可以为信贷征信提供风险评估，判断金融环境变化及发展趋势，更重要的是还能为反洗钱、反欺诈等提供重要的预警信息，为提前应对安全隐患提供支持。与此同时，倘若金融数据的安全未能得到有效的保护，也可能成为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据《今日美国》报道，仅在2014年黑客窃取的银行记录就超过了5亿笔。美国更是通过全球金融清算系统、互联网企业以及“棱镜计划”等项目全面监控全球金融数据。在大数据时代，金融业每天处理的敏感数据数以万计。这些数据的安全本身就是影响金融安全的主要因素，更是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需要站在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既要在管理和技术上采取措施，更要在观念上予以重视。

　　(五)差异化金融政策充分发挥支持与制裁双向功能

　　金融政策作为国家宏观政策中的核心构成部分之一，在维护国家安全、最大化国家利益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为了直接或间接为贯彻、配合国家特定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政策，可以依托国家信用，严格按照国家商业银行法所限定的业务范围，以向规定的业务对象提供优惠性存贷利率、贷款期限、担保条件等支持性政策培育特定的战略性产业。在支持国家安全“六大支柱”的相关产业发展中，可以通过带有特定政策性意向的优惠金融政策，在投资、担保、贴现等方面给予支持，并通过信用保险、存款保险、利息补贴等措施激励这些产业创新发展，巩固和提升“六大支柱”维护国家安全的能力。与此同时，金融政策也不仅仅是“支持”一方面，也具有制裁、惩罚的功能，同时运用差异化金融政策，能够更好地发挥维护国家安全的作用。

　　对于国内可能影响国家安全系统运行的因素，可以通过限制性的金融政策使其保持在适度、可控的范围内，避免对国家安全带来危害。例如，对一些高污染、高耗能产业，应采取总量控制、行业限贷和环保一票否决制等手段，限制污染性的贷款与投资，实现节能减排和淘汰落后产能。对于资产泡沫过度膨胀的行业，应适当抬高融资门槛，避免资金过度流入造成风险持续累积以至最终带来不可挽回的危机。对可能出现资金大幅外流的行业，应当保持连续、严密的监测，并采取适当的对冲乃至管制措施，避免资金大进大出对金融市场的稳定造成巨大冲击。

　　对于来自外部的威胁或者潜在的危害，可以通过有效的金融制裁措施予以惩戒。作为经济制裁中的一项重要内容，进入新世纪以来金融制裁的重要性日益显现。作为头号发达国家的美国，过去很长一段时期以来就将金融制裁作为金融领域的“大棒”融入其对外政策体系。如今，不只是美国，联合国、欧盟、英国、日本等都就金融制裁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金融制裁已然成为各国维护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值得注意的是，金融制裁作为一种外交手段的延伸，需要以雄厚的金融实力及配套的法律体系为保障，还需要国际上其他国家的配合与合作，这对金融制裁的发起国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四、金融力促国家安全的战略思想

　　金融是国家安全的时代内涵和实现手段，金融力促国家安全不仅是应时之需，还是可行之举。那么，在用金融手段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中国该体现怎样的整体战略思想？我们认为，在具有强烈中国特色的革命之路和建设之旅上，大量质朴务实、行之有效的中国智慧已经经受了实践检验和历史沉淀，虽然这些智慧来源于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但对于以金融手段为核心构筑国家安全战略依旧具有极大的借鉴价值。特别是新中国几代领导核心的军事思想、发展理论和创新实践，格外具有指导意义。在借鉴这些中国智慧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金融力促国家安全的核心战略思想：“积极防御、蹄疾步稳、亲诚惠容”。

　　(一)积极防御

　　积极防御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精髓。对于积极防御的原旨，毛泽东有过精辟阐述：“防御，是直接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时也是辅助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一种手段”；“为了进攻而防御，为了前进而后退，为了向正面而向侧面，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是许多事物在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现象，何况军事运动”；“在军事上来说，我们的战争是防御和进攻的交替的应用”。积极防御的指导思想，解决了防御中的进攻、进攻中的防御、内线中的外线、持久中的速决，以及打与走、进与退、歼灭与消耗、局部战与整体战、运动战与阵地战等一系列矛盾关系，是毛泽东军事战略思想和国家安全战略思想的一个闪光之点(王素立，2009)。我们认为，积极防御体现了虚实结合、进退自若、以攻代守的军事智慧，与《孙子兵法》的“始计篇”不谋而合：“兵者，诡道也。攻其无备，出其不意”。

　　在用金融手段实现国家安全的过程中，积极防御是首要战略指导思想，其内涵包括三个层面：一是乱中有为。要认清国际金融体系在混乱中曲折发展的历史趋势，发挥金融作为国家“软实力”的引领作用，积极有为，大胆作为，主动作为，在全球资源配置中把握有利位置，在全球货币金融博弈中占据主动，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和金融秩序重建中争取主导地位，进而为在复杂环境中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创造条件。二是底线思维。要树立稳健、均衡和可持续的发展观，“在外部引导混乱，在内部避免混乱”，通过有序推动金融改革、牢牢掌握金融主权、深化金融体系建设、完善金融协调监管、做大做强金融机构、激励有效金融创新、培育成熟金融市场、引导理性金融行为，把控住不发生系统性、区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将金融服务并引领实体经济创新发展的重要作用发挥出来、持续下去(时吴华，2015)。三是顶放结合。要在金融开放过程中将“抵御”和“吸收”辩证结合；在经略周边过程中将“走出去”和“引进来”深度结合。要积极融入历史洪流中，吸收符合中国国情、有利于中国深化改革的国际金融发展经验；与此同时，要全力抵御金融颜色革命、金融恐怖主义和金融制裁等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要积极抵御国际机构和他国政府利用各种借口对中国经济改革横加干预或施加压力；要时刻抵御各类市场机构和相关人士利用各种手段唱空、做空中国。在“一带一路”大战略和整个国际经略的推进过程中，金融要充分发挥引领作用，要加快“走出去”、真正“顶出去”，深入并融入周边国家；要创新“引进来”，让周边国家企业有激励、有动力、有途径进入中国市场，加强双向融合。

　　用金融手段实现国家安全，必须坚持积极防御的战略指导思想：第一，当前国际环境中积极作为比被动防御更安全。金融危机冲击下，全球经济长期增长中枢下降，弱复苏成为一种“新常态”，复苏利益的国际争夺变得日趋激烈，政策博弈愈发复杂，地缘政治冲突频繁出现，国际经济金融秩序的大洗牌正在进行(IMF，2015a)，如此背景下，如果不主动出击，在混乱的局势演化中尽量占据有利位置，中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将难以得到保障。第二，当前中国经济金融已经具备了有所作为的实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后，中国经济位居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外汇储备接近4万亿美元，中国金融机构借助体制机制改革取得长足进步并进军全球市场，充分的物质积累已经赋予中国金融有力自卫并重拳出击的力量。第三，当前中国所处发展阶段决定了需要防御。虽然中国经济金融在快速发展中积聚了强大力量，但从本质上看，中国还是新兴和发展中国家，经济金融总量大、人均小、底子薄，体制机制改革也正在进入深水区，如此背景下，如果一味进攻不加防御，不仅中国崛起将遭遇更强的国际阻力，而且整个中国经济发展都将面临力量透支、均衡缺失的系统性风险，政治、社会和经济安全都将面临不必要的威胁。因此，用金融手段力促国家安全，既要有所作为，又不能为所欲为；既要适时进攻，也要稳健防御；既要先发制人，也要避免受制于人，积极防御是必须贯彻始终的战略指导思想。

　　(二)蹄疾步稳

　　蹄疾步稳是邓小平以来几代领导核心改革理念的核心。蹄疾步稳正式出现是在2014年1月22日，习近平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讲话中指出：“对改革进程中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困难要一个一个克服，问题要一个一个解决，既敢于出招又善于应招，做到蹄疾而步稳”。蹄疾步稳的原旨是指“深化改革既要果敢加速推进，不能瞻前顾后，又要小心逐步推进，不能硬碰乱闯”。从原旨看，蹄疾步稳和“胆子要大，步子要稳”的提法一脉相承，1985年3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现在我们正在做的改革这件事是够大胆的。但是，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前进就困难了。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我们的政策是坚定不移的，不会动摇的，一直要干下去，重要的是走一段就要总结经验”。由此可见，蹄疾步稳是中国特色改革观的跨世纪传承。我们认为，蹄疾步稳体现了动静自如、循序渐进、以迂为直的军事智慧，与《孙子兵法》的“军争篇”不谋而合：“故其疾如风，其徐如林。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争之法也”。

　　在用金融手段实现国家安全的过程中，蹄疾步稳是重要战略指导思想，其内涵包括两个层面：一是痛下决心“干成事”。要认识到，开弓没有回头箭，在中国经济直面“三期叠加”压力、中国社会直面“中等收入陷阱”挑战的背景下，深化改革、释放改革红利是中国经济社会继续稳健发展的唯一出路，必须坚定不移地将改革进行到底。既要发挥金融作为产业改革催化剂的重要作用，也要将金融改革果敢向纵深推进，坚定不移地推进利率市场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人民币国际化、金融机构体制机制改革、金融监管改革和金融市场深度建设。二是稳住心态“不出事”。要认识到，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改革要避免拔苗助长。要以最大化综合效应和最小化伴生风险为目标，妥善安排具体金融改革次序；要以适应金融需求变化和保障金融消费者权益为目标，稳健选择合适时机推进综合化经营和资本项目开放；要以满足实体经济需要和平稳物价水平为目标，适时适度对货币政策进行预调微调，不搞“大水漫灌”，注重工具创新，优化政策搭配，疏通政策传导，强化政策效果。

　　用金融手段实现国家安全，必须坚持蹄疾步稳的战略指导思想：第一，深化改革容不得闲庭信步。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多元化退潮”的异变时期，“美国经济向上，新兴市场向下”的分化态势不断加剧(程实，2014)，如此背景下，中国经济既有新兴市场国家共有的发展瓶颈问题，又面临着内部经济结构失衡风险不断凸显的转型挑战，只有果断、快速地深化改革，才能借由创新创业充分挖掘潜力，开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第二季。第二，步子不稳会摔大跟头。当今世界，大国博弈如火如荼，地缘政治高度动荡，外部环境险象环生，而在内部，中国经济也面临着地方债务、影子银行、产能过剩、两极分化等一系列发展问题的挑战(IMF，2015b)，如此背景下，无视风险、盲目闯关很容易激化风险，甚至可能导致局部或阶段性经济社会危机。第三，有决心加有耐心才能有信心。中国国家安全具有既不同于欧美、也不同于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复杂性，经验主义和本本主义都是不适用的，固守陈规和盲目冒进则都是非常危险的，只有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的改革之路，在实践中耐心积累经验，才能树立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保有改革促发展的充足信心。

　　(三)亲诚惠容

　　亲诚惠容是中华民族外交理念的四字箴言。2013年，习近平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明确提出：“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方针，就是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突出亲、诚、惠、容的理念”。对于亲诚惠容的原旨，习近平在随后多次讲话中进行了阐述，具体包含五大方面：“一是讲信修睦，人与人交往在于言而有信，国与国相处讲究诚信为本；二是合作共赢，计利当计天下利；三是守望相助，摒弃冷战思维，积极倡导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新理念；四是心心相印，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累土；五是开放包容，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我们认为，亲诚惠容体现了义利并重、统筹兼顾、兼权尚计的军事智慧，与《孙子兵法》的“始计篇”不谋而合：“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

　　在用金融手段实现国家安全的过程中，亲诚惠容是重要战略指导思想，其内涵包括三个层面：一是随世而制。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不变的主题。保障国家安全、最大化国家利益需要遵循这一主题，而金融作为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的重要工具，是时代内涵之所在。因此，金融要在力促国家安全中发挥引领作用，要用金融手段打造命运共同体，实现更大程度、更广范围的利益共赢。唯有追求共赢，才是顺应时代潮流、力促国家安全的根本。当然，用“一刀切”的方法来推行国家安全战略也是不可行的，要理解和尊重多重分化，发挥金融工具多样、业务全面的优势，用富于变化的手段满足多样化的金融需求，保障复杂局面中的国家安全。二是先予后取。虽然共赢是实现国家安全的根本，但在以我为主推进利益共赢长期机制建设的过程中，总会有短期得失的区别，如此背景下，中国要有先付出再回报的大国风范，要借鉴美国实行马歇尔计划、日本推行黑字还流政策的先行经验，勇于先予后取，用包容心态和惠人理念赢得其他国家的尊重，打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三是以德服人。当今世界，文明的冲突广泛、持久且深入(Huntington，1996)，中国要实现国家安全、破题周边困局，就要在利益共享的同时实现情感交融。建设以中国为核心的区域安全体系，中国势必要以德服人，展现出稳定性和凝聚力。这里的德包含国家信用和文化包容两层内涵，信用是金融的核心，中国在用金融手段攻略周边的过程中要充分展现国家诚信，巩固整治和战略互信，要在金融破局周边的过程中注重向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输出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国模式，既帮助其少走弯路，又使其对中国主导的国际战略带有较强的亲近感和融入感。

　　用金融手段实现国家安全，必须坚持亲诚惠容的战略指导思想：第一，中国金融无信不立。用金融手段力促国家安全的过程，同时也是中国金融巩固信用基础、推动诚信建设的过程，只有对外、对内都坚守信用底线、体现诚信特征，中国金融才能真正成为值得依靠、可以依仗的国家“软实力”。第二，领军国家有容乃大。当今世界，全球和区域领头羊的地位争夺格外激烈，谁占据主导地位，谁就更有底气实现国家安全，中国要想在争夺中占据优势，就势必要展现出“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大国姿态。第三，国家安全攻心为上。安全是个长期状态，短期不受威胁并不代表长期没有危险，要想实现长治久安，中国势必需要着眼长远，对内注重用金融手段实现宏微观利益的相互促进，守住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的底线，对外注重在交往过程中的交心，实现利益共赢与情感互融的同生共存。第四，利益共享是金融反制的前提。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金融反制是对抗非传统威胁的重要手段，而只有在建立利益共享机制、实现利益融合的背景下，金融才能真正发挥“软威慑”作用，才能成为主动制约各种不友善势力的强大武器。第五，和而不同是整体安全的保障。整体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个体构成的，当今世界，独立成长、个性发展是主要趋势，只有有针对性地顾及每一个个体的利益诉求，实行和而不同的政策，才能让整体安全具有坚实的微观基础。

　　五、本文小结

　　国家安全是一个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复杂系统，既涉及相对于外部主体的主权利益，保障国家领土不受侵犯，意识形态不被颠覆，军事国防不受威胁，经济发展不受制约，社会文化不受侵蚀；同时也关注内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需要，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实现经济社会稳定、和谐、可持续发展。围绕国家利益最大化，就构成了国家安全的“六大支柱”，即核心价值安全、军事国防安全、政治社会安全、经济金融安全、科学技术安全、生态资源安全。对于国家安全而言，如何实现“六大支柱”所代表的国家利益最大化，是关键所在。这恰恰与金融不谋而合。

　　国家安全能否实现、如何实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政府对于国家安全的系统性理解和认识，即国家安全观。观念是主观的，带有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的深刻烙印；观念又是客观的，受到时代潮流和世界趋势的深远影响。决定国家安全观动态发展的，是时代观、认识观、战争观、发展观、利益观和战略观的综合演进。中国国家安全观的动态发展经历了三个个性鲜明的阶段：毛泽东时期、邓小平时期和习近平时期。从毛泽东时期到邓小平时期再到习近平时期，金融在中国国家安全观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特别是在习近平时期，金融集中体现了国家利益的核心内容、全球趋势的主流方向、社会发展的关键诉求、和平崛起的重要手段和寻梦追梦的可行路径。综合而言，金融是习近平时期中国国家安全观的时代内涵，以金融手段为核心，是当下中国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实现国家安全的必然选择。

　　金融不仅必须用来最大化国家利益，也完全有能力作为国家安全的实现手段。金融毋庸置疑是调整资源配置、支持国家安全的高效利器。一方面，多元化融资体系能够为维护国家安全输送资金支持，另一方面，多层次金融创新有利于提升国家安全系统运行效率；与此同时，多维度金融数据能够为维护国家安全提供关键信息，及时预警以便于提前采取防范措施。此外，差异化金融政策能够充分发挥支持与制裁双向功能，在维护国家安全、最大化国家利益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正因为金融力促国家安全是必须的、可行的，所以，迫切需要树立并明确金融力促国家安全的战略思想。在借鉴中国智慧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金融力促国家安全的核心战略思想：“积极防御、蹄疾步稳、亲诚惠容”。积极防御的内涵包括乱中有为、底线思维和顶放结合。蹄疾步稳的内涵包括痛下决心“干成事”和稳住心态“不出事”。亲诚惠容的内涵则包括随世而制、先予后取和以德服人。

　　(原文转自《金融论坛》201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