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下的传统国家安全问题

刘跃进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种非传统安全观，但它不是那种只关心非传统安全问题而忽略传统安全问题的低级非传统安全观，而是一种统筹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的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为此，我们不仅需要关注和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对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强调，而且要关注总体国家安全观如何用非传统安全思维方式分析解决传统安全问题。在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并未消失,有些方面还比较突出的当今中国，研究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以及如何运用非传统的总体安全观分析解决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传统国家安全问题

　　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非传统安全问题没有错，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种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也很正确，但是如果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认识停留在这个层次上，那么就难以全面、深刻地认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实质，因为这种认识忽略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包含的另一方面内容，即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没有看到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关注和强调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同时，还对各种传统安全问题进行了非传统性思考，形成了一种对传统安全问题的非传统性认识。恰恰是因为后一点，总体国家安全观才不是普通的非传统安全观，而是一种高级形态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在不久前发表的《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①一文中，我们虽然指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非传统性，论证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为什么是一种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同时还比较详细地讨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包含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但根据文章主题需要，并没有讨论总体国家安全观中包括的传统安全问题。
　　那么，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不是包括了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以及都包括了一些什么样的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本文首先要对此作些补充论述。
　　认真阅读和分析习近平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论述，任何人都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其中虽然强调和涉及了大量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但同时也涉及并强调了大量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而且如果仅从数量上看，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还要多些。
　　习近平总体国家安全观论述发表后，有媒体很快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了“十一个安全”②，此后多数媒体和研究人员也认定总体国家安全观只讲到“十一个安全”，即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
　　与此不同，我们一读完习近平的讲话，就认定其中讲到的不止“十一个安全”，而是“十二个安全”。③此后，在本人发表的文章中，更明确指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涉及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是十二个，而不只是十一个。这是因为，虽然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一句中，习近平总书记直接讲到的只有“十一个安全”，但是在这句话之前讲“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时，在“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一句中，还有一个“十一个安全”中没有包括的“人民安全”；在这句话之后讲到“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时，又出现了“国民安全”这样一个新表述。由此来看，“人民安全”或“国民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另一个国家安全构成要素，而且从学理上讲，用“国民安全”的表述概括这一要素比“人民安全”更为合理。这是因为，“国民安全”这一概念更具有普遍性、概括性、科学性，可以作为国家安全构成要素的标准概念，而“人民安全”则是“国民安全”的一种特殊情况，可以作为一种特例来处理。事实上，“人民安全”中的“人民”概念，是中国共产党传统上的一个特殊表述，其含义随着政治形势的发展不断变化，不具有稳定性，而且相对于整个人类历史来说，相对于国际上的安全研究来说，“人民安全”也是一种特殊提法，是特例。从历史的维度看，这两个概念的外延存在着差别，“人民安全”无法概括几千年古代国家中的人的安全问题，而“国民安全”则可以概括古今中外所有国家中的人的安全问题。正因如此，从学术研究角度概括国家安全构成要素时，用“国民安全”这一概念就更合乎逻辑要求，更具学理性，更为科学。当然，由于“人民安全”的表述更好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政治色彩也更为浓厚，因而在政治文件中也可根据不同需要来具体使用。
　　这样一来，加上“国民安全”后，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就变成了十二个，即国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由于习近平总书记是在讲到“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时提到前述“十一个安全”的，“国民安全”本身也存在着一个究竟是传统安全要素还是非传统安全要素的问题，因而可以肯定，这十二个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中，既有传统安全要素，也有非传统安全要素。现在的问题是，其中哪些是传统安全要素，哪些是非传统安全要素呢？传统安全要素和非传统安全要素所占比例如何呢？
　　毫无疑问，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都是传统安全要素；信息安全、生态安全、核安全，则是非传统安全要素。
　　但是，对于国民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资源安全这六个要素来说，它们究竟是传统安全要素，还是非安全传统要素，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而且问题本身也确实比较模糊，难以判断。当有人说国民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等是非传统安全要素时，有人会说这些要素在历史上早已存在，因而是传统安全要素；而当有人说这些要素是传统安全要素时，有人又会说这些要素只有在今天非传统安全观中才受到重视，因而是非传统安全要素。同样，当有人说文化安全、科技安全是非传统安全要素时，有人会说这些要素在古代或者在近代就有萌芽，因而是传统安全要素；而当有人说它们是传统安全要素时，也会有人说这些要素只有在今天的非传统安全观中才受到重视，因而是非传统安全要素。对此,只有严格区别两对相关度很高但本质上又不相同的概念，才能把问题讲清楚，其中一对概念是“传统安全要素”与“非传统安全要素”，另一对概念是“传统安全观重视的要素”与“非传统安全观重视的要素”。严格区别这两对概念后，就可以清楚看到，国民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等，虽然是传统安全观没能给予高度关注而只有非传统安全观才特别强调的要素，因而属于非传统安全观重视的要素，但它们本身则由于在历史上早存在并发挥了不同程度的作用，因而是传统安全要素。与此不同，文化安全问题虽然在古代已有萌芽，科技安全问题在近代就已显露出来，但它们的作用是在当代才逐渐显露出来的，因而大致上可归为非传统安全要素。
　　如此看来，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十二个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中，传统安全要素有7个，即国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非传统安全要素有5个，即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核安全。从数量上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国家安全十二个构成要素中，传统国家安全要素所占比例高于非传统国家安全要素。
　　当然，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的传统安全问题，并非只存在于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上，同时还存在于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上，存在于国家安全保障问题中。例如，习近平讲到的“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重要的传统安全智慧，是对保障国家安全非常重要的传统安全观念。再如，强调“建立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体制”，无疑也是保障国家安全的传统做法。还有，在强调“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时，其中既包括了“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文化安全为保障”、“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等非传统的安全保障思路，同时也包含了“以政治安全为根本 ”“以军事安全为保障”等传统的安全保障思路。如此等等说明，总体国家安全观虽然在观念和思维方式上是非传统的，但其论及和强调的问题则包括了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正因如此，总体国家安全才不同于一般的非传统安全观，成为一种兼顾传统与非传统两方面问题的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④

二、当前中国国家安全领域比较突出的传统安全问题

　　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强调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同时，之所以还强调传统安全问题，根本原因在于当前中国不仅存在着各种纷繁复杂的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而且依旧存在着一系列比较突出的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在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日益凸显的今天，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并没有消失，而是与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同时存在，相互交叉，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对此，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多年前就有明确认识，并从“安全威胁”的角度提出并多次强调了“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问题。⑤⑥⑦
　　近年来，我们“中国国家安全年度十大事件调研项目组”曾通过问卷调查和网络调查等形式，就当年中国国家安全大事进行了比较科学的调查统计，结果显示，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在当前中国同时并存。我们通过调查统计在2013年初发布的2012年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依次是：（1）日本政府“购岛”引发中日钓鱼岛危机，（2）中菲黄岩岛对峙，（3）中国首艘航母“辽宁号”服役，（4）薄熙来事件，（5）王立军叛逃外国驻华领馆，（6）中共十八大召开，最高领导层顺利交接，（7）新疆和田劫机事件，（8）三沙市成立，（9）“黄金大米”事件，（10）韩国海警杀死中国渔民。在这十大事件中，除新疆和田劫机事件、“黄金大米”事件是非传统的国家安全事件外，其他8大事件基本上都是传统的国家安全事件。我们2014年初发布的2013年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依次是：（1）全国性持续雾霾，（2）钓鱼岛争端继续升级，（3）中央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4）斯诺登曝料美国监听中国，（5）金水桥恐怖袭击事件，（6）中国划设东海防空识别区，（7）腐败高官纷纷落马，（8）新疆屡现恐怖袭击，（9）粮食转基因安全争论，（10）网络谣言治理。虽然这其中多数为非传统的国家安全事件，但也有少量传统国家安全事件，如钓鱼岛争端继续升级、中央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腐败高官纷纷落马等三件大事。把2012年十大事件与2013年十大事件综合考虑，可以说传统安全事件与非传统安全事件在数量上基本是旗鼓相当。
　　进一步深入分析两年中的20件国家安全大事，特别是2012年的国家安全大事，我们还发现，当前中国存在的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主要有两大类，一类是对外的海洋国土安全问题，一类是国内的政治安全问题。
　　2012年十大事件中，位居前三的日本政府“购岛”引发中日钓鱼岛危机、中菲黄岩岛对峙、中国首艘航母“辽宁号”服役这三件大事，都是事关我国海洋国土安全的传统国家安全事件；后面位居第八的三沙市设立，也是事关海洋国土安全的传统安全事件。2013年时，位居第二的“钓鱼岛争端继续升级”,无疑属于海洋国土安全这样的传统国家安全事件。由此可见，以钓鱼岛争端和中国南海岛礁争执为主的海洋国土安全问题，是我国当前面临的非常重要的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也是整个中国对外安全问题中最突出的问题。由此 我们曾经指出，“长期以来，中国被描绘为一个大陆国家，国土面积被不自觉地缩小为960万平方公里，多达300多万平方公里海洋领土被弃之脑后。然而事实上，中国不仅是一个大陆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在‘韬光养晦’‘搁置争议’等良好愿望和互惠战略被他国逼进死角的时候，中国政府必将把重点放到‘有所作为’上，必须在‘有所作为’方面做更多更大的文章。”“维护国家海洋国土的安全，当前已经成为维护我国领土安全的首要任务。为此，中国需要有与自己的海岸线、海洋领土、海洋利益相匹配的海空军事力量。”⑧这也就是说，为了维护国家海洋国土安全，我们不能一味妥协退让，而必须做军事斗争的准备。传统的军事斗争，虽然已不再是保障国家安全的唯一手段，但却依然是维护国家安全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总体国家安全观虽然是一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但绝不是只讲合作共赢等非传统手段而不讲军事斗争等传统手段的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而是既讲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共享、共赢等非传统安全措施，又讲斗争、战备、强军等传统安全手段的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当然，在发展军事实力、不放弃军事斗争准备的同时，中国更需要继续通过各种非军事的非传统手段来应对日益复杂的海洋国土安全形势，有效维护自己的海洋国土安全和各方面海洋利益，包括海洋领土之外的海洋利益和海外利益。
　　在比较突出的对外海洋国土安全问题之外，两年统计得出的国家安全大事中，国内政治安全问题也比较突出。2012年的王立军叛逃外国驻华领馆事件和薄熙来事件，是国家政治安全方面的重大负面事件，而中共十八大召开，最高领导层顺利交接，则是国家政治安全方面的重大正面事件。党代会召开和最高领导层换届，虽然也非常重要，虽然在特殊年代显得更为重要，但由于其本质上是“常态”事件，因而被多数问卷填在了王薄事件之后。与此相似，2013年的中央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腐败高官纷纷落马两件大事，也是一正一负，但作为正面事件的“中央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得票数在负面事件“腐败高官纷纷落马”之前。这或许也是因为，“中央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一件几十年不遇的“非常态”事件，而“腐败高官纷纷落马”在2013年已经成为见怪不怪的“常态”的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中共十八大的召开，特别是中央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都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具有十分密切的正相关，它们既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前期准备，同时事实上也成为早已萌芽的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现实体现。通过深入研究中国官方国家安全观的历史演进，我们发现在十八大报告中就已经出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萌芽，甚至出现了一种“事实性总体国家安全观”，虽然它还不是“概念性总体国家安全观”。⑨但是，无论较早就出现的“事实性总体国家安全观”，还是2014年4月才明确的“概念性总体国家安全观”，都具有同时兼顾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特点，因此也都是观察“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之当前中国国家安全问题的重要理论指导。当然，“概念性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当代中国国家安全观察和实践的指导，比“事实性总体国家安全观”要更加自觉、更加科学、更加有效。这正是明确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重要意义。
　　2012年的王薄事件，既在事关国家政治权力和政治路线的意义上是国家政治安全重大事件，同时也在贪腐与反贪腐的意义上是国家政治安全的重大事件。古人早就说过，“国家之败，由官邪也”。贪污腐败，特别是高层的普遍性贪污腐败，以及与贪污腐败紧密相连的权力滥用，自古以来就是威胁和危害国家政治安全的重大问题。“腐败高官纷纷落马”之所以被列为2013年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之一，既反证了贪污腐败对国家安全特别是国家政治安全的危害，也证明了坚决有效的反腐行动对保障国家安全特别是国家政治安全的积极作用。虽说我国当前“内忧外患并存”，但更突出的是“内忧甚于外患”，而且这里的内忧不仅仅是指我国内部存在问题，更重要的是指党内存在问题、政内存在问题、军内存在问题，特别是高层内部存在问题。以薄熙来、周永康为代表的党内贪腐，以王立军为代表的政界贪腐，以谷俊山、徐才厚为代表的军内贪腐，以及其中交织着的官民对立、官商勾结、官场倾轧，“暴露出官场政治生态的混乱与乖戾，使国内政治安全面临来自党政军内部严重贪腐的重大挑战。”⑩因此，真正的内忧并不是民众被逼无奈时的越级上访、散步游行、聚众闹事、冲击政府、网上骂娘等等，甚至不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不是“敌对势力”的造谣生事，挑拨离间，而是党政军内部特别是高层内部的贪腐和滥权。对此，我们早就指出，对我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和危害的“内忧”，“并不是那些处于弱势的底层群众，不是下层群众在被逼无奈时的上访闹事、为匪做盗、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以及‘黑社会’横行等表面现象，而是社会机制不健全造成的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不公，是处于中层特别是上层的贪官污吏对国家权力的不加限制的滥用，以及穷奢极欲的暴富阶层对广大民众和公共财富的横夺暴敛，是由此造成的某种程度上的‘社会黑’。缺乏有效制约的权力新贵和丧失道德底线的暴富阶层，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动荡和断裂的罪魁祸首。”11
　　贪腐不除，国无宁日。新一届领导人执政后，加大了反腐力度，打掉了一批大老虎、中老虎、小老虎；同时还深入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员贪腐的势头。但是要从根本上遏制贪污腐败的滋生和蔓延，保障国家安全，还必须从制度上着手，必须进行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
　　无论是贪腐和反贪腐，还是政治生态恶化与政治体制改革，对国家安全来说都属传统范畴。虽然我国当前面临许多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但总体上则呈现“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状态，某些方面的传统安全威胁非但没有解除，反而变得严峻起来。中国的政治安全可以说是黑暗与光明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政治顽疾，保障政治安全和整个国家安全，就必须以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导，正确处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关系，正确处理国民安全、人民安全与国土安全、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等等的关系，“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走一条“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的“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12。

三、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认识和解决传统国家安全问题

　　无论对于习近平总书记阐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明确指出的各种传统安全问题,还是对于习近平在论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没有直接涉及但现实中存在的传统安全问题，在今天都已经不能再用传统的国家安全观念来观察、思考、分析和解决，而必须用非传统的国家安全观来观察、思考、分析和解决。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是分析解决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而且是分析解决各种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在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解决传统国家安全问题，首先要摆正国民安全特别是人民安全在当今中国国家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真正做到“以人民安全为宗旨”。
　　从历史上看，国民安全事实上自古就是国家安全不可或缺少的内容和要素，国民从来也都是保障国家安全的重要力量，因而国民和国民安全问题是一个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但是，传统国家安全观却从来没有真正重视过国民和国民安全，没有把国民安全特别是人民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及国家安全活动的宗旨和根本目的，而是把政治安全特别是皇族一家一姓的政权安全放在了核心地位，遂使国民安全长期被边缘化。即使一些思想家提出了“贵民”“重民”的观点，也只是把国民作为国家（更多地体现为皇家）和国家安全（更多地体现为皇家安全）的工具来重视，从来没有从宗旨性和目的性的高度对待国民和国民安全。中国思想史上的“载舟覆舟”论、“民贵君轻”论等等，其中包含的贵民重民思想，都是以维护统治者无条件统治为前提的，都只是把普通民众作为维护统治者统治地位的工具和手段来重视的，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把人民群众作为目的和宗旨来重视。即便是这种工具性的“重民贵民”观点，也常常不被统治者接受，起码很少被统治者认真对待，很少被统治者在国家治理和国家安全实践中贯彻始终。
　　与此不同，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从而在思想理论上纠正了几千年来边缘化、工具化国民安全的倾向，把国民安全特别是人民安全放在了国家安全的核心位置，把工具性的国民安全变成了目的性的人民安全，使人民群众的安全和利益成了一切国家安全活动和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目的。对此，习近平还具体指出，要“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13。如果说“以民为本、以人为本”更多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包含的民本主义和西方近代文明倡导的人本主义的话，那么强调“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则更多地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依靠人民群众的群众路线，同时也就在国家安全领域，把传统的民本思想、人本思想提升为“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思想，使传统的民本安全观和人本安全观升华为社会主义的人民民主安全观。
　　确立了国民安全在国家安全的地位和作用后，国家安全其他方面构成要素的地位和作用也就容易摆正了。
　　与国民安全一样，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等等也都是传统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同时也都在传统国家安全观中具有不同于非传统安全观中的定位，特别是不同于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它们的定位。传统国家安全观在把国民安全边缘化、工具化的同时，相应地就把政治安全核心化、目的化了，使传统政治安全及其内在的皇权安全成了国家安全的核心和国家安全活动的最终目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在通过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和“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把人民安全及整个国民安全目的化、核心化时，也使政治安全特别是政权安全走下了至高无上的核心地位和目的地位，变成了国家安全的“根本”。但是，这一“根本”，并不是根本目的、根本宗旨，而是根本性问题，甚至是根本性工具和手段。更重要的是，根本性的政治安全问题，最终也要落实到国民安全特别是人民安全这一根本性目的上。如果说国家安全的根本问题是政治安全问题，政治安全的根本问题是政权安全问题，政权安全的根本问题是权属安全问题，而且权属安全在在封建专制时代就是皇族一家一姓之政权安全问题，那么在民主国家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民主国家，权属安全的根本问题就是人民主权安全问题，就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政权权利和政治权力的安全问题。在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今天，人民群众当家作主之政权安全的根本问题，则在于真正落实和切实保障“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之宪定政权的安全。由此，政治安全及政权安全最终又落实到了人民安全或国民安全上，即人民的政治权利和政治权力的安全上。为此，一切削弱这一宪定人民主权之政权安全的行为和做法，无论它是来自国外力量、敌对势力，还是来自国内力量、党内势力，例如各种形式的贪腐和滥权，都是对我国当前政治安全及政权安全的严重威胁和危害，最终也是对人民民主权力之安全的威胁和危害，是对国民安全的一种威胁和危害。由此，在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视野中，政治安全的地位和作用便得到一种与传统安全观完全不同的解释和理解。
　　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明确指出了国民安全特别是人民安全的宗旨性，政治安全的根本性，而且还指出了经济安全的基础性，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的保障性。但是，无论是对传统安全要素，还是对非传统安全要素，当前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并没有全部给以具体的定位和解释。例如，传统的军事安全、社会安全虽然同被定位为“保障”，但这两种“保障”之间及其与非传统的文化安全的保障作用之间，有什么样的区别，它们各自有什么特点，目前都还没有被明确而具体地揭示出来，还都需要我们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进行深入研究。还有，对传统的国土安全、资源安全，也需要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进行深入研究和定位。或许，我们可以说，军事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军事保障或武力保障，社会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社会保障，国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空间保障，资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资源保障，但它们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是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在什么意义上又成了国家安全的保障因素，以及它们与整个国家安全的关系，都需要深入探讨与分析。当然，象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核安全等一系列非传统安全要素，其地位和作用同样需要在总体国家安全指导下深入探讨。文化安全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已经与军事安全、社会安全一样被定位为“保障”，但在与军事安全、社会安全等等的区别中，如何进一步深入认识并具体界定文化安全的保障作用，则需要进行深入分析研究。同样，对于科技安全，也需要给以恰当地位。为此，在科技部组织的一次科技安全圆桌会议上，在解读总体国家安全观时，本人提出了“科技安全是当代国家安全关键”的观点，认为科技安全在当代国家安全体系中处于关键地位，发挥着关键作用。14这就是说，科技安全不仅是国家安全的一种保障，而且在当代已经成为国家安全的关键性保障。
　　习近平通过阐述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国家安全的一些要素作了战略性定位，并且提出了事关当前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活动的一些总体性问题，但这并不是说总体国家安全观现今已经完全解决了当前国家安全理论和实践中的所有问题。在前述一些战略性总体问题被确定后，我们还需要根据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精神，用非传统的人民性思维、总体性思维，进一步深入研究其他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的地位和作用，进一步给各种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定性、定位，确立一种人民性、总体性的非传统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以便把这种人民性、总体性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贯彻落实到各项国家安全实践中。
　　为了把总体国家安全观贯彻落实到包括传统国家安全事务在内的各项国家安全实践中，就必须在制定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的过程中，在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的进程中，在研究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时，在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重大问题时，坚持人民性原则和总体性原则，用非传统的国家安全思维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从而使国家安全战略成为总体性的非传统国家安全战略，使国家安全法治成为总体性的非传统国家安全法治，使国家安全方针政策成为总体性的非传统国家安全方针政策，使国家安全重大问题的研究解决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的非传统性研究和非传统性解决。
　　事实上，总体国家安全提出之后，习近平主席在2014年5月召开的第四次亚信峰会上提出的亚洲新安全观，就是一次运用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分析解决传统国家安全问题和传统国际安全问题的成功实践。众所周知，在冷战后期，国际社会就出现了一系列新安全观，其中主要有共同安全观、合作安全观、综合安全观等。但同样众所周知的是，冷战结束以来，各种传统安全问题并没有完全得到解决，领土争执、局部战争、政治意识形态冲突等传统安全问题不时上演，有时还变得异常严峻。对于这样一些传统安全问题，包括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和国际安全问题，如果不问青红皂白地运用传统的战争威胁或政治对抗手段去解决，势必使相关国家和国际社会陷入千百年来的“安全困境”,甚至使相关国家的人民生灵涂炭。这并不符合当代国际社会倡导的人权观念和人道主义，也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的“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相去甚远。为此，在这次亚信峰会上，习近平主席特别强调，我们应该积极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15这样的亚洲安全观和亚洲安全之路,与总体国家安全观及其包含的“中国国家安全之路”，一脉相承，相辅相成，都是运用非传统安全观念和思维方式分析解决传统安全问题的典型案例。这种以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为主要内容的安全观，不仅是适应亚洲安全需要的亚洲安全观，也不仅是适应中国安全需要的中国对外安全观，而且应该是具有全球普适性的非传统国际安全观。

——载《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 年第6 期

①刘跃进：《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6期。
②《习近平阐述总体国家安全观》，《东方早报》2014年4月16日。
③刘跃进：《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与国家安全学的“体系”》，《国际关系学院校报》2014年4月30日。http://dzxb.uir.cn/shownews.php?doc_id=1973.
④刘跃进：《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6期。
⑤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02年11月8日），http://www.ce.cn/ztpd/xwzt/guonei/2003/sljsanzh/szqhbj/t20031009_1763196.shtml.
⑥《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2004年9月1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http://www.people.com.cn/GB/40531/40746/2994977.html.
⑦《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06年10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06-10/18/content_5218639.htm.
⑧ 刘跃进：《外战的危险与内政的考验——2012年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回读》，《财经文摘》（香港）2013年第2期。
⑨ 刘跃进：《非传统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6期。
⑩ 刘跃进：《外战的危险与内政的考验——2012年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回读者》，《财经文摘》2013年第2期。
11刘跃进：《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内部因素及对策探讨》，《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7年第2期，第11页。
12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4/15/c_1110253910.htm.
13习近平：《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2014-04/15/c_1110253910.htm.
14《科技安全——“创新圆桌会议”2014年第三次会议发言摘要》，《科技日报》2014年11月16日。
15《习近平在亚信峰会作主旨发言》，新华网，http://world.people.com.cn/n/2014/0521/c1002-2504618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