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国家安全观”解读

                  ——专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特邀研究员刘跃进

　　
            《领导文萃》特邀记者：李    敏
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刘跃进
　　
　　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第一大美元储备国，在当今全面开放的大背景下，存在着各种国家安全问题，而且越开放，面临的安全风险也越大，因此，如何兼顾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确保国家安全显得尤为重要。今年4月15日，在我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并集中阐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就如何认识和把握“总体国家安全观”,本刊特约记者专访了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特邀研究员刘跃进。
　　
　　本刊特约记者：中国现在正处在从一个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过渡的时期，树立总体国家安全观和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显得尤为紧要，请刘教授简要介绍一下“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背景？
　　刘跃进：新一届领导人执政后，人们发现与前任有很多不同之处，例如加大了反腐力度，打掉了一批大老虎、中老虎、小老虎，例如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官员贪污腐败的势头。同时还有一个明显的不同，很少被大家关注，这就是特别强调国家安全，对国家安全做了紧锣密鼓的布局。首先是去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上，中央决定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习近平总书记还对此专门做了长段说明。其次是今年1月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正式成立，习近平总书记亲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这种情况的出现，当然需要在国家安全观念上有所改变，有所创新。这可以说是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最直接的背景。
　　但是，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以及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有其更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这就是改革开放30多年后整个中国发生了重大变化，我们现在不仅需要经济社会的发展，而且越来越需要整个国家的安全。
　　我们知道，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对国际国内形势有一个简洁明了的判断，那就是：对外，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对内，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因而要抓住机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心一意搞建设、求发展。正是这个判断，使我们可以不过高增加国防投资，降低了国家安全消耗，把有限的资金用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上，在30多年中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国内生产总值上相继超过英国、超过德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老二。虽然总量上的这种老二地位，除以人口的话，我们又跑到八九十名之后了，但无论是国家还是国民，毕竟都比过去富裕多了。物质财富的增加和丰富，经济利益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必然形成许多过去没有的安全问题。
　　事实上，几十年来，在社会经济财富迅速积累的同时，我们的安全问题也在不断积累。在中国迅速发展或崛起的过程中，不仅外面世界对我们的看法变了，我国对外面世界的关系也实实在在变了，这其中就包括您说的“中国在从一个地区大国向全球大国过渡”。多年来一直在说的“中国威胁论”，其实就反映了一些国家及其学者、政客、军人、百姓，对中国迅速发展的不适应。就最重要的中美关系来说，一些人就认为中国这个新兴大国，对美国这个守成大国提出了多方面的新挑战。一方面，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任何国家也都没有任何理由阻挡；另一方面，中国的发展的确使一些国家感到不安，或者说确实也造成了一些国家不安。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过去没有力量做的事，现在有力量做了，对此别人不适应；我们过去一忍再忍的事，现在不能再忍再让了，别人会担心，会防范。这就形成了一些新的安全矛盾，有时会成为安全冲突，甚至可能会陷在“安全困境”中恶性循环。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国民走出国门，在世界各地扎根发展，他们的正当利益和安全需要，我们的国家和政府也应该给予保障，但是如果保障的措施和手段不适当，又会起新的矛盾和新的安全问题。因此，如何化解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越来越严峻的外部矛盾，走出“安全困境”的恶性循环，打破国际上对我国发展的担心，以及某些不适当的限制，甚至是某些自以为是的制裁和围堵，适时、适度、适当、有效地保护国家、企业和国民在整个世界上的利益和安全，这些年已经逐渐成为中国领导人不能不深入思考和仔细谋划的事。这可以说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国际背景或外部因素。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还有更重要的内部原因或国内背景。这几年，通过观察和研究，我把当前中国国家安全的总体状态概括为：内忧外患并存，外患不断升级，内忧甚于外患，社会矛盾加剧，政治生态乖戾，形势复杂严峻，应对措施乏力。与外部问题比较起来，国内社会、经济、政治、甚至军事等领域的问题，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多年来不断加剧，解决起来又没有什么非常得力的措施，有时甚至是顾了东顾不了西，按住葫芦浮起瓢。此起彼伏的群体事件，到今天人们已经见怪不怪；党政军内部的严重贪腐，我们也早已习以为常。但是，这些问题并没有因此不是问题，相反却越来越严重地挑战我国的国内安全，严重威胁和危害着整个国家安全。这些问题发展到今天，需要国家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了。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严厉打击党政军各阶层的贪污腐败，就是新一代领导采取的比较有力也初见成效的措施；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制定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如此等等，也是新一代领导在治国安邦上采取的有力措施。
　　对于这两方面的背景，习总书记在说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时，在强调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时，都有过更简洁明了的概括。在解释为什么要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时，习近平指出：“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而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搭建一个强有力的平台统筹国家安全工作。”这段话虽然说的是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背景与必要性，但同时也是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背景与必要性。在此，我们完全可以把后面的一句话改为：“我们的国家安全观念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需要提出一个全面的、整体的、系统的国家安全观来指导国家安全工作。”事实上，习近平后来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又说了相似的话，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这就讲清了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国内外背景和必要性。
　　除了这些现实背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还有一个重要的思想背景，这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中国党和政府对于“新安全观”的探索和倡导，以及国家安全认识的不断演进。中国政府针对国际安全提出的“新安全观”，其核心最终被概括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在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领域是具有新意的非传统安全观。但是，由于它仅仅针对国际安全和对外安全，不涉及国内安全问题，因而并不是完整的国家安全观。同时，这一“新安全观”在表达一种良好主观愿望时，缺乏对严峻的对外安全形势和国际安全形势的分析判断，忽略了传统安全因素和手段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作用，因而只是一种低级形态的片面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用这样的“新安全观”指导整个国家安全工作，显然是不行的。为此，就需要一个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国家安全观来替代如上的“新安全观”。事实上，从2006年起，中国党和政府就很少再提“新安全观”，起码在中共党代会的报告和中央政府工作报告中，以及其他党政重要文件中，很少再用“新安全观”了。但是，党和政府对国家安全问题的探索，从来都没有停止过，而在不断推进和深化对国家安全的认识，特别是在不断加强对各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问题的认识。为此，这需要一种新的国家安全观来填补“新安全观”退隐后的空缺。这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产生了重要的催生作用，同时也提供了某些可以借鉴的材料。

　　本刊特约记者：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请您介绍一下 “总体国家安全观”都包含哪些主要内容？
　　刘跃进：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以后，各方面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有不同的概括，有的概括比较复杂，有的概括比较简单，最简单的是把其说成是“十一个安全”，即习近平在讲“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时提到的“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
　　我认为，理解总体国家安全的内容，既不能把其简单概括为“十一个安全”，也不能局限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当天的讲话全文，而必须把习近平关于国家安全的主要论述有机概括进来。当然，主要内容还应以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当天的讲话为主。由于这里不能长篇大论，我只好用“六个总体设计新思路”、“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五个既重视又重视”、“十二个国家安全要素”、“四个国际安全理念”来概括。
　　所谓“六个总体设计新思路”，分别是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习近平提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四大职责”，以及“总体国家安全观”。具体来说就是，第一，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二，制定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第三，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第四，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第五，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第六，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这里把“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作为总体国家安全的内容，表面看好像是“自我相涉”，有些匪夷所思，实质上并不矛盾。习近平在论述总体国家安全观时，就讲到了要“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这六个方面，是指导当前整体国家安全工作的六个战略性新思路。
　　所谓“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就是习近平在关于总体国家安全观讲话中非常明确指出的：“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这里最重要的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这句话体现了人民在国家安全中的核心性、目的性。理解这句话时，还需要结合习近平后面的另一段话：“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在国家安全论域中，“人民安全”与“国民安全”的外延全同，所谓“人民安全”，也只是本国人民的安全，因而也就等于“国民安全”。
　　所谓“五个既重视又重视”，习近平在关于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讲话中说的也很明确，就是“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这些观点，体现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辩证性。
　　所谓“十二个国家安全要素”，是在习近平讲“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时提到的“十一个安全”，加上他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论述中讲到的“国民安全”。这就成了十二个国家安全要素，即国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这里的“国民安全”，应视为与前面讲的“人民安全”相同，因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也可以理解为“以国民安全为宗旨”。
　　所谓“四个国际安全理念”，是习近平在今年5月亚信会议第四次峰会上所提亚洲安全观包括的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我之所以把亚洲安全的四个理念概括进总体国家安全观，又超越亚洲范围把它们称作“国际安全理念”，首先是因为这四个安全理想事实上不仅适用于亚洲，而且适用于更广泛的全球国际社会，其次是因为习近平在一个多月前讲到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时，明确提出要“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要“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由此，把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适用范围，从亚洲安全事务推广到全球安全事务，使其成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应该说既具有理论和逻辑上的合理性，同时在现实中也有其积极的价值。
　　虽然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内容非常丰富，但有两点必须首先强调，其一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核心理念，二是统合传统国家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全面性、整体性、系统性、辩证性思维。

　　本刊特约记者：有人说，习主席首次提出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是过去提出的“新安全观”的升级版，是对“国家安全”的再定义。您能否谈谈“国家安全（广义、狭义）”、 “传统国家安全”、 “非传统国家安全”、 “综合安全观”这些相关提法的内涵及其联系？
　　刘跃进：我先说一下升级版问题。
　　总体国家安全观确实是中国官方在世纪之交提出并长期倡导的“新安全观”的升级版。
　　大家知道，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只涉及对外安全或国际安全问题，没有涉及内部安全或国内安全问题，因此，虽然新安全观在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方面具有非传统的思维特征，可以称为一种非传统的对外安全观和非传统的国际安全观，但由于国内视角的欠缺，它难以说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如果硬要说它是国家安全观，那么也是一种片面的国家安全观。另外还要注意的是，虽然在对外安全和国际安全方面，“新安全观”体现了非传统安全思维，但中国官方当时在国内安全和整体国家安全上，秉持的依然是传统国家安全观，依然把军事安全、政治安全看作国家安全的核心和重心，依然强调军事政治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中的头等重要地位和作用。这种思维方式，不是非传统的国家安全观。与此不同，“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在强调国家安全的民本性上体现了非传统思维，而且还通过强调“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统一了国家安全的内外两个方面；通过强调“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等多方面的论述，统一了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两个方面的丰富内容，因而它既区别于传统国家安全观，又区别于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是一种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为了说明问题，我们需要区别四个概念，即传统国家安全观、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传统国家安全观是只强调政治安全、军事安全、领土安全等传统安全要素和传统安全保障手段，而不可能看到或者没有看到各种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国家安全观。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则是强调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的国家安全观。但是，如果在强调各种非传统国家安全问题时，无视或贬抑传统安全问题，那么这只能是一种低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至于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则是在强调非传统安全问题时，能够同时兼顾各种传统安全问题的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正是一种统合兼顾了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国家安全问题的高级非传统国家安全观。
　　因此，从概念关系上看，总体国家安全观既与传统安全观相对，又与低级形态的非传统安全观不同，体现出对国家安全领域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众多问题的全面性、综合性、系统性、辩证性观察、思考和处理，具有非常丰富的非传统安全内容和全面的非传统安全思维特征。
　　另外，具有特定主体的“国家安全”，也不同于没有特定主体的“安全”。我们中国人现在讲“国家安全”，讲“国家安全研究”，而欧洲人现在已经不怎么讲“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研究”了，而是讲一般性的“安全”和“安全研究”。这种情况，与欧洲的一体化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种一体化的结果，使欧洲人的国家概念相对弱化了，甚至在事关国家的重大问题上，都在探索实行一种共同的政策，例如共同的外交、安全与防卫政策，而且许多国家间还统一了货币，使用统一的欧元。因此，他们开始关注国家安全之外的各种“区域安全”问题，特别是更具普遍性的“人的安全”问题，而且很早就讲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共同安全”。所以，他们讲普遍的“安全”，我们讲特殊的“国家安全”。这与各自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现实问题相关，很难说谁优谁劣。
　　“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包括国家安全措施和手段的综合性，而且更强调国家安全要素的综合性，重视影响和威胁国家安全因素的综合性。前面说的“十二个安全”，都是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其中既有传统的国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等要素，又有非传统的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核安全等要素。这些年官方和学界都在讲“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这其实是强调了影响和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的总体性，强调要从传统与非传统两个方面的总体上认识影响和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此外，在作为亚洲安全观提出的“四个国际安全理念”中，不仅包括了综合安全，而还包括了共同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如此丰富的内容，显然是过去任何一种国家安全观都没有达到，因而是一种更高版本的国家安全观。
　　有人认为，国民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不是传统要素，而是非传统要素。这种认识是不准确的，是因为没有严格区分“客观上的安全”与“主观上的安全观”的结果。事实上，国民安全、经济安全等，并不是在当代出现的非传统要素，而是国家出现后就存在的传统要素，只不过是在当代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中，这些要素才被高度重视和强调起来。简言之，国民安全、经济安全等，是非传统国家安全观才重视起来的传统国家安全要素。
　　近年来，国家安全理论和实践领域都出现许多新概念，它们之间有些非常相似，但却有不同程度的差别和各种不同关系。鉴于访谈时间有限，这些概念间的复杂关系不再赘述。
　　
　　本刊特约记者：总体国家安全观是在当前国际国内安全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结合中国国情提出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观。您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中国特色体现在什么地方？
　　刘跃进：总体国家安全观最突出的中国特色有两个，一个是中国传统文化特色，一个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特色。这两个特色首先体现在强调国民安全的宗旨性、目的性上，其次体现在对国家安全进行综合性、系统性谋划与布局上。
　　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是“官民二分”基础上强调“以民为本”的文化。孔子强调“仁者爱人”，墨子强调“兼爱”，虽然都没有提“仁爱”的差别，甚至还特别强调仁爱的无差别，但由于这些观点提出时的社会基础是“官强民弱”，因而事实上是倾向于普通百姓的。当孔子、荀子讲到“载舟覆舟”理论时,明确强调了“民”的重要性。孟子见梁惠王时，更是大讲特讲“民贵君轻”的道理。这种“以民为本”的思想理念，历朝历代统治者总挂在嘴上，但真正实现的并不多，而且与今天的民主理念相比，还有一个致命弱点，就是把民作为手段来重视，而不是作为目的来重视。因此，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总体国家安全观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以民为本”、“仁爱善良”的传统，使其具有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特色，另一方面又用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群众史观”对其做了改造，把视民为“手段”的“民本观”改选成了以民为“目的”的“新民本观”，也就是民主观。这就使总体国家安全观在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民贵君轻”的“民本”特色的同时，更具有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民主”特色。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强调“重视国民安全”，强调“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就是这两个特色的突出体现和有机融合。
　　此外，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性、系统性，也是既具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又有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特色。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思维方式，就是强调对事物的综合性认识和思考，尽量避免出现片面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在当代系统科学的促动下，已经发展为系统辩证法，非常强调事物和认识的系统性、辩证性。总体国家安全观所讲的“五个既重视又重视”，非常突出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总体性思维和当代马克思主义的系统性辩证思维。
　　在此我还想讲一点，就是如果不是特别强调“中国特色”，而是思考总体国家安全观与其他国家安全观相比所具有的特色，那么也可以把其概括为两点，一是“总体性”，二是“民本性”。这两点通过上面分析已经看到，不再啰嗦。
　　
　　本刊特约记者：为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请您简要介绍一下“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渊源和学理基础？
　　刘跃进：前面讲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中国特色时，事实上已经涉及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两个思想渊源，即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善良”的价值取向和“以民为本”的思想观念，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群众史观”。但是全面分析总体国家安全观，我们会发现其思想渊源非常广泛，并非只这两点。例如，“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的观点，与“冷战”后期国际上开始出现的各种非传统安全观就有多方面的联系和思想渊源。再如，“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都是冷战后期就已出现并受到国际社会广泛重视的新安全理念，因而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把其包纳进去，就与这些国际上的新安全理念建立了非常直接的思想联系，它们也都成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渊源。还有“可持续安全”的理念，就与国际社会很早提出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密切相关，同时还与中国学界这些年对“可持续安全”的持续探索相关。还有一点，总体国家安全观本身，与我们10多年来所做的国家安全基础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也有密切的思想渊源，甚至可以说，我们的国家安全理念研究和学科建设，给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学理基础。
　　总之，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广泛吸纳了古今中外各种优秀安全思想的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博采众长、兼容并包的国家安全观，是一个开放发展的国家安全观，将来还会有更多的优秀安全思想和理论被包容进去。由此来看，要完全说清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渊源和学理基础，还需要从国家安全思想史和当代国家安全理论中寻找更多答案。
　　
　　本刊特约记者：我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正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设立的，是适应中国大国地位的有效举措。那么，“国安会”都有哪些主要职责？
　　刘跃进：您说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设立的，但从时间顺序看，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在前，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在后，好像这句话难以成立。但从实质关系看，这句话是成立的，因为设立“国安会”时，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名词虽然还没有出现，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思想却已经初步形成了，可以说中共十八大报告已经有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雏形，是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一种“事实性存在”，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对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说明时，更进一步强化了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这种“事实性存在”。这种作为“事实性存在”的总体国家安全思想，就是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指导思想。习近平今年4月15日关于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讲话，使这种“事实性存在”的总体国家安全思想，变成了形态完备的“概念性存在”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因此完全可以说，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在“事实性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设立的。
　　对于国安会的主要职责，习近平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有过明确、准确、详细的说明，就是“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在国安会的这“四大职责”中，前面的“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及“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是两项具有战略性的职责；后面的“制定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和“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这两项，虽然也有战略性，但战术性更强些。这四大职责履行起来，难易、轻重、缓急，是各不相同，随时变化的，其中“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既具有极端的重要性，也具有极端的困难性，需要国安会下大力气来做。
　　
　　本刊特约记者：您认为“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有什么样的实践意义和理论价值？
　　刘跃进：从前面的背景和思想渊源介绍，人们可以看到，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是30多年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现在和将来中国社会实践进一步发展的迫切需要，因而它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和现实作用也就不言而喻了。
　　我想强调的是，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当前中国国家安全实践的意义和指导作用，首先必须体现到国安会四大职责的履行中，最终使我国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是“总体性国家安全战略”，推进的国家安全法治建设是“总体性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制定的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是“总体性的国家安全工作方针政策”，研究解决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时也必须有“总体性的思谋与考量”。
　　从理论建设上看，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时，我国的国家安全学术研究起了重要作用，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但是，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仅是吸纳了我们的学术研究成果，而且还广泛吸纳了古今中外一切相关的优秀思想和理论，并且大大提升了这些思想和理论，形成国家安全理论建设的一个新高度。用这一具有新高度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今后的国家安全学术研究，一定会使国家安全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上一个新台阶。我们希望自己和所有国家安全研究人员，能够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推出更多新的学术成果，能够对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贯彻落实和充实提高做出更多贡献。我们也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在我国高等教育专业目录上，出现国家安全专业；在我国高校走出来的本科生、研究生、博士生中，能有国家安全专业背景者的身影。我们更希望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和落实，能够使我国的发展与安全得到进一步的切实保障，使全体国民更多地分享国家发展与安全带给自己的福祉与安全。

　　本刊特约记者：我们知道，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国际通行做法。请刘教授结合我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介绍一下世界各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置和职能。
　　刘跃进：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是美国在1947年根据其当年出台的《国家安全法》设立的。《1947年美国国家安全法》第1章第1条第1款不仅规定要“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而且规定“美国总统主持委员会会议；总统不能出席时，他可指定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代替其职务。”“委员会的任务是向总统提出有关国家安全的内政、外交和军事政策的综合意见，以便能够使这些军事机构和政府各部门在国家安全事务方面更有效地协调。”
　　在设立已近70年的今天，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不仅在美国外交与安全领域依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且继续对世界各国形成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成为许多国家仿效的样本。
　　尽管前苏联于1954年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就是举世闻名的“克格勃”，与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很大差别，但包括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和一些地区，主要还是以美国为样板来设立自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这包括1960年土耳其成立的英文名称全同于美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1967年2月我国台湾地区当局由其所谓的“国防会议”改组成立的所谓“国家安全会议”，以及近年来韩国、英国、日本等陆续改立或设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例如，韩国在把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韩译为“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同时，也按照美国的机构名称，把自己的国家安全机构命名为“国家安全保障会议”。1987年修订的韩国宪法，第九十一条第一款明确规定：“关于国家安全保障相关对外政策、军事政策及国内政策的树立，为在国务会议审议前答复总统的咨询，设立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第二款规定：“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由总统主持。”第三款规定：“国家安全保障会议的组织、职务范围及其它必要事项由法律来规定。”到了2013年12月20日，为有效应对朝鲜半岛局势变化，韩国总统朴槿惠批准设立掌管韩国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常任委员会和秘书处。 这个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常任委员会由国家安全室室长担任委员长，每周一次协调国家外交和安全政策，制定相关对策，并向韩国总统提议相关内容。必要时，委员长还可按总统指示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再如，2010年5月，英国政府在2007年成立的“内阁国家安全、国际关系和发展委员会”基础上，建立了与美国机构名称相同、职能相近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由首相担任主席，常任成员包括副首相、财政大臣、外交和联邦事务大臣、内政大臣、国防大臣、国际发展大臣和安全大臣，其他内阁成员，包括国家能源和气候变化大臣、国防参谋机构的负责人、情报部门首脑以及其他高级官员等，可根据需要参加该委员会。由此，形成了一种“大国家安全”的管理框架。
　　还有，2013年12月4日日本也正式启动了一个美式“国家安全保障会议”，这个名称虽在汉译中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不同，但在英文中是同一个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不仅如此，日本的这一美版“国家安全保障会议”在人员构成、性质职责等方面也多与美国相同或相似。
　　美国及世界各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和运行，对我们有多方面的启示，但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安全法治启示。虽说“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将是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项重要职责，但要在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上体现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进程和水平，则应首先把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设立置于坚实的法律基础之上，即首先要根据宪法精神推出一部能够确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法律地位的新“国家安全法”或“国家安全委员会法”。在党的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设立的情况下，如果能够通过立法和修宪，再设立一个国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并把国家的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立和运行建立在坚实的法治基础上，那么必将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一个重大成就，同时也将使“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迈出坚实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