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安全观、非传统安全观

到总体国家安全观

刘跃进
（国际关系学院 公共管理系，北京 100091）

　　一、传统的国家安全观
　　传统国家安全观是指自有国家以来到“冷战”结束这样一个时期内的各种安全思想和观点，其重要特征是强调政权安全的核心性和军事安全的根本性。它不仅包括了近代以来特别是现代以来各种国家理论和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安全观点，如理想主义理论中的安全观、现实主义理论中的安全观等，而且也应该包括古代的各种国家安全观，如中国古代儒家、道家、法家、兵家等不同思想体系中存在的有关国家安全的思想，在古希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思想家的国家理论中存在的有关国家安全的思想，在《孙子兵法》、《理想国》等著作中体现出来的国家安全思想。当前受到人们广泛注意并在现实中具有重要影响的传统安全观，是现代国际关系理论中包含的“理想主义的国家安全观”和“现实主义的国家安全观”。近代开始，随着资产阶级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和工业革命的发生，人类生产、生活、交往的空间范围迅速扩大，世界市场开始形成，跨国贸易日益增多，拥有政治、军事权力并且能够有效地保障民族市场和海外市场的世俗国王的地位日益提高，基督教会的地位不断下降，国际关系日益世俗化，国家及国家安全的观念开始发生新的变化。20世纪以来，西方又出现了以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为代表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国际关系理论，并在其中表达了两种不同的国家安全观。理想主义学说主张根据理性主义和道德规范的要求处理国际争端，实现国家和国际制度民主化，建立超国家的国际机构（如“国联”），以达到稳定局势、消除战争的目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得实力与权力的较量战胜了道义和民主的理论，早期的理想主义因此陷入危机，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现实主义观念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在被国际关系专家重新改造后成为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主导观点。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是权力理论和利益理论，认为国际政治的实质是权力政治学，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是以权力规定国家利益，道德规范和伦理原则是相对的，在各国追逐权力的无政府状态下，只可能有道德的人和不道德的社会。现实主义强调在国际政治无政府状态下，每个国家都面临着“安全困境”，国家之间相互作用的本质因此必然是冲突，从而使安全困境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但是，在不能消除安全困境的条件下，人们可能通过“均势政策”解决问题，“均势政策”是解决国家间因权势竞争而造成的国际冲突和不稳定局面的最有效的办法。也有的现实主义者认为，安全的获得可以不通过均势而通过“强势”。
　
　　二、非传统的国家安全观
　　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也称新国家安全观， 是人们对新近时期出现的各种国家安全观的总称，主要指在冷战后期或冷战结束后新近出现或者受到重视和广泛关注的各种国家安全观。目前，在世界上影响较大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包括“综合安全观”、“共同安全观”、“合作安全观”三种。
　　“综合安全观”并不是冷战后出现的，而是早在20世纪70年代末就已由日本政府提出，80年代逐步得到一些东盟国家认同，冷战结束后得到更多国家和研究人员支持，并在全球范围内（包括中国）产生了广泛影响。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政府在《国家综合安全报告》中，第一次系统阐述了综合安全观，后又于80年代初提出了“综合安全保障战略”，认为要防止和对付诸如战争、能源危机、资源危机、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威胁，必须将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多种手段相结合，发挥其综合作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安全战略的实施更加突出了这一点，其中在对外战略的实施中继续坚持以日美同盟为“基轴”，同时争取逐步完成由被动型向主动型的转变，充分发挥经济、科技、金融优势，并将它们转化为政治影响力，以实现其成为政治大国的目标。综合安全观提出后，在东盟国家首先得到认同和响应。一方面，东盟国家由于经济实力弱小，民族、宗教矛盾复杂，政治稳定性差，这在客观上使其对综合安全观有一种亲和力；另一方面，东盟国家主观上也认为，推行综合安全观可以拓展其活动空间，提高其在国际上的地位。东盟的综合安全观有自己的特点，其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内向性。印度尼西亚根据本国国情，把综合安全的重点放在防止民族、宗教、种族和集团间的冲突，防止外部势力的渗透和颠覆，维护国内安全和稳定，发展经济上。马来西亚的综合安全观也把发展经济、民族和谐等非军事方面的安全放在优先地位。新加坡的综合安全观是通过其“总体防御”体现出来的，这种“总体防御”强调通过国防意识实现“心理防御”，通过促进民族认同实现“社会防御”，通过强化经济实力实现“经济防御”，通过强化军力实现“军事防御”。 美国和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以来实行的安全战略也体现了综合安全观。美国现行安全战略中的三大支柱，即经济、防务和民主，实际上体现了一种综合安全战略。
　　“共同安全”概念源于欧洲，它是作为对东西方对抗的一种反动，尤其是对战略核威慑的一种反动而出现的。1982年，瑞典首相帕尔梅主持的非政府组织“裁军与安全问题独立委员会”就全球安全提出了一份题为《共同安全：一种生存蓝图》的报告，第一次就共同安全要达成的目标、实现的途径、应该遵循的原则等作了比较系统的分析研究，认为“避免战争，尤其是避免核战争，是一种共同的责任。世界各国的安全—甚至生存—是相互依赖的。”帕尔梅委员会的报告确定了共同安全的6个原则：1、所有国家都有获得安全的合法权利；2、军事力量不是解决国家间争端的合法手段；3、在表达国家政策时需要克制；4、通过军事优势是无法得到安全的；5、削减军备和对军备进行质量限制是共同安全所需要的；6、军备谈判和政治事件之间的“挂钩”应该避免。1983年，联合国大会决定专门组建一个政府间的研究小组，重点研究共同安全，最后发表了《安全概念》的研究报告，使共同安全观有了新发展。
　　“合作安全观”是一种力求通过安全主体（包括国家主体和非国家主体）一定范围内的合作来谋求国家安全、地区安全乃至全球安全的主张和观念。1988年，美国的布鲁金斯学会明确提出了“合作安全”概念；“冷战”结束后的1992年，该学会对合作安全进行了更为系统的阐述，形成了合作安全理论和较完整的合作安全观。在此期间，加拿大政府于1990年开始主张在亚太地区实行合作安全。当年9月，加拿大外长约·克拉克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中认为，亚太国家应根据冷战结束和亚太地区安全所出现的新情况，重新定义安全概念，追求合作安全。他说，合作安全就是在互信基础上开展多边合作，取代以势力均衡为基础的冷战安全观。此后不久，加拿大又提出了进行“北太平洋合作安全对话”的具体倡议，建议北太平洋的美国、苏联、中国、韩国、朝鲜、日本和加拿大等7个国家进行前所未有的安全对话。这一倡议得到了相关国家不同程度的响应。从1990年到1993年，在加拿大约克大学的协调下，“北太平洋合作安全对话”举行一系列的会议，出席者包括以个人身份参加的政府官员。1993年，一直力图推动共同安全的澳大利亚政府，在其提出的建立类似赫尔辛基的安全协调机制的倡议受挫后，于1993年在新加坡召开的东盟与对话国会议及后来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开始引用合作安全概念。此时的澳大利亚政府认为，与共同安全相比，合作安全强调循序渐进原则，因而更为实际，更有可操作性。
　　在2014年5月召开的第四次亚信峰会上，习近平提出要积极倡导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的亚洲安全观，创新安全理念，搭建地区安全合作新架构，努力走出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这一“亚洲安全观”吸取了此前的各种非传统安全观，既是一种非传统的国际安全观，也是一种非传统的国家安全观。

        三、总体国家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4月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的新观念、新思想、新理论。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丰富内容，而且是一个开放的理论体系，能够包容一切积极的安全思想和安全理论。从目前看，总体国家安全观主要包括四个顶层设计、一条特色道路、五个既重视又重视、十二个安全构成要素、四个国际安全理念。
　　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四个顶层设计”分别是：第一，“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第二，“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三，“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第四，“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
　　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的“一条特色道路”就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科技安全为关键，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概括起来，这条特色道路就是“以民为本，统筹兼顾的国家安全道路”。
　　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的“五个既重视又重视”是：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
　　总体国家安全观包括的“十二个安全构成要素”依次是：国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在这十二个要素中，既传统安全要素，也有非传统安全要素。大致来说，国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资源安全是传统安全要素；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核安全是非传统安全要素。
　　总体国家安观包括的“四个国际理念”就是习近平在亚信峰会提出“亚洲安全观”时所论述的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和可持续安全。
　
　　四、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性
　　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性体现在它对涉及和论述了当代国家安全的各方面内容，吸纳了当代国家安全思想观念和学术理论中的各种优秀成果，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其中主要包括四个顶层设计、一条特色道路、五个既重视又重视、十二个安全构成要素、四个国际安全理念。（参见刘跃进《大安全时代的总体国家安全观》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五个“总体”》）

　　五、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民本性
　　“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丰富的内容，涵盖了当代中国国家安全的诸多要素、诸多方面、诸多问题，但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国家安全中人的安全，即国民安全，都是国家安全最核心的构成要素，是一切国家安全保障活动和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目的。
　　首先，面对当前日益复杂严峻的国家安全形势，习近平同志要求：“必须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这段话中，习近平同志在与构成当代国家安全的不同要素比较中，也就是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和社会安全等的比较中，先通过“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重要命题，强调了人民安全的宗旨性和目的性，又通过“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的论述，指出了其他方面安全相对人民安全而体现出不同方式的服务性和工具性。
　　其次，针对传统安全观和传统安全实践把国家领土安全作为国家安全重心的倾向，习近平同志强调：“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表面上看，这段话仅仅是在与国土安全的比较中，强调和论述了国民安全的重要性，但是其包涵的深刻思想却是在与包括国土安全在内的所有“物的要素”或“物的安全”的比较中，从多方面论述了“人的安全”特别是“国民安全”的本原性、核心性、目的性和主体性。习近平同志之所以在“既……又……”的表达格式中先列国土安全后列国民安全，深层用意就是通过一个“既”字指出传统安全观只重国土安全的局限，再通过一个“又”字强调总体国家安全观对国民安全的重视，从而彻底超越了那种重国土安全而轻国民安全的传统安全观和传统安全治理模式。更重要的是，讲话在“既……又……”的紧凑型表达之后，并没有再讲国土安全问题，而只对国民安全问题作了深入解释，这就进一步说明，讲话不仅要纠正传统安全观只讲国土安全不讲国民安全的倾向，而且还要纠正传统安全观在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问题上的主次不分，强调国民安全在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中的主导性地位。
　　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以人民安全为宗旨”，是在为当代中国国家安全立心，是当代中国国家安全的总纲领；在与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国土安全等关系中讲人民安全、国民安全，强调“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对接了中国传统文化及整个人类文明，指出了民与官关系中民的本原性，以及人与物关系中人的核心性；“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的命题，不仅进一步表达了人民安全或国民安全在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中的核心性，以及在国家安全活动中的终极目的性，而且更强调了人民群众在整个国家安全体系中的主体性；国家安全“一切依靠人民”，则继承了中国共产党群众路线的传统，蕴涵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国家安全工作方针；“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一句出现在本段讲话最后，无疑是对贯彻落实前述国家安全工作纲领、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后必然获得群众信任的自信，也是对整个国家安全工作必须奠定在民心基础上的总体要求。
　　由此，总体国家安全观把中国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和“执政为民”的理念，全面贯彻到了国家安全领域，因而是一项重要的国家安全民心设计和民心工程；同时，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纲领及对“国民安全”重要性的多方面论述，还具有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底蕴，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仁爱善良”价值取向和“以民为本”思想主张的当代落实。（参见刘跃进《为国家安全立心》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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