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为什么需要总体国家安全观

刘跃进

国际先驱导报12月29日

   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开创了治国理政的新局面，例如加大了反腐力度，打掉了一批“大老虎”、“中老虎”、“小老虎”；例如开始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党风；例如提出了“四个全面”，对国家治理做了战略层面的新规划。然而在这些备受关注的重大举措之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战略举措，还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这就是对国家安全做了总体性战略布局：设立了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了总体国家安全观，审议通过了《国家安全战略纲要》，颁布实施了《反间谍法》和新《国家安全法》。在这一系列国家安全顶层战略布局中，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提出不仅是其中的重要一环，而且具有承前启后的指导作用。

内涵丰富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4月15日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后来不断丰富和发展起来的。

从目前来看，总体国家安全观可以概括为“四个顶层设计”、“一条特色道路”、“五个既重视又重视”、“十二个安全要素”、“四个国际安全理念”。

“四个顶层设计”是：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制定和实施国家安全战略、推进国家安全法治建设；“一条特色道路”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以政治安全为根本，以经济安全为基础，以军事、文化、社会安全为保障，以促进国际安全为依托，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五个既重视又重视”是：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十二个安全要素”是：国民安全、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四个国际安全理念”是：共同安全、综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续安全。

如此内容丰富的总体国家安全观有一个核心理念，就是“以人民安全为宗旨”。对此，习近平指出：“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这一核心理念，是在为当代中国国家安全立心，是当代中国国家安全的总纲领。

出于迫切现实需要的国家安全观

中国提出并强调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具有深刻的现实原因和迫切的现实需要。近年来的国内外安全形势的发展变化，使中国不仅需要比30年前更重视国家安全问题，把国家安全作为国家大战略的重要内容给予比以往更多的关注，而且需要一种具有全面性、系统性、持续性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回顾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安全形势可以看到，在新中国的前30年，中国国家安全形势比较严峻；到改革开放后的30年，中国国家安全形势变得相对缓和。在比较严峻的前30年中，国家安全形势比较简单，敌我友比较清晰，是非曲直比较明确，因而可以说是一种严峻而简单的国家安全态势；在相对缓和的后30年中，国家安全形势变得复杂起来，敌我友开始模糊，是非曲直变得不那么明确，因而可以说是一种缓和而复杂的国家安全态势。

但是在进入新中国成立后第三个30年以来，中国国家安全形势又逐渐变得严峻起来，呈现出一种复杂且严峻的国家安全态势。当前中国国家安全形势虽然并没有达到改革开放前30年那种程度，但比起改革开放后30年的情况确实是严峻了许多，这其中既包括以美国战略再平衡或战略重心东移为主要标志的外部安全形势的恶化，也包括以贪污腐败及群体性事件为标志的内部安全形势的恶化。

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说明为什么要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时曾指出：“当前，我国面临对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对内维护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的双重压力，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因素明显增多。”在2014年4月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时，习近平又指出：“当前我国国家安全内涵和外延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丰富，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内外因素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复杂。”这样一种内外安全形势，要求最高领导层必须对国家安全问题进行全方位的系统思考和布局，也就需要一种能够统揽全局的总体国家安全观。

更重要的是，如果从超出国家安全的国家大战略来看，改革开放30多年后，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都取得了巨大成就，30年多年前确立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已经需要做出适当调整，应该把安全问题与发展问题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上。这种客观需要更是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的重大背景。对此，习近平指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如果说30年前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指出了一条正确的道路，那么经济社会发展已经取得巨大成就、形成一定规模的今天，要保障经济和社会发展成果的安全，保障经济与社会能够继续稳步发展，就必须把国家安全问题提升到一个新高度，甚至提升到与经济社会发展同等重要的地位。这就不能不把国家安全作为一重大问题提出来做系统思考、系统论证、系统安排。历史发展呈现出的这种客观态势，成为在国家大战略层次上提出并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的迫切需要。

兼顾内外的非传统型国家安全观

总体国家安全观提出不仅有其现实需要和现实基础，而且也是国内外各种非传统安全观在当前中国国家安全形势下本土化的需要，是中国政府多年前提出的“新安全观”发展与完善的需要。

冷战后期开始的新安全模式和安全观念的探索，在冷战后的世界范围内都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其中也包括对中国学界和政界的积极影响。

在中国学界介绍和研究国际上以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为代表的各种新安全观或非传统安全观的同时，中国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提出了一种“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但是，这一“新安全观”由于只涉及对外安全、国际安全，因而不是完整意义上的国家安全观。在新形势下，要全面布局中国国家安全，就不能局限于外部安全，而必须像习近平主席指出的那样，“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这就需要一种兼顾内外两个方面的总体性国家安全观。

与过去那种局限于外部安全或国际安全的“新安全观”不同，总体国家安全观的立足点不只是“外部安全”或“国际安全”，而是兼顾外部安全与内部安全两个方面的“国家安全”，是一种既包括外部安全又包括内部安全、既重视本国自身安全又重视各国共同安全的国家安全观。

也正是由于把外部安全和内部安全都统一到了国家安全之中，在强调中国自身安全的同时也强调各国的共同安全，总体国家安全观不仅容纳了中国政府在世纪之交提出的“以互信、互利、平等、协作为核心”的“新安全观”，而且也吸纳了冷战后期在国际上逐渐形成的以综合安全观、共同安全观、合作安全观为主要代表的各种非传统安全思想和观念，吸纳了多年来我国国家安全学研究中提出的一些新概念、新思想，吸纳了包括提出“可持续安全”概念在内的我国学界各种国家安全研究成果。

由此，总体国家安全观成为一种博采众长、兼容并包、发展创新、全面系统的非传统国家安全观。（作者系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安全政策委员会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