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论析
——谈学者与习近平主席的细微认知差异
李家恒
——《四川警察学院学报》
【摘要】 国家安全问题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首要问题，其构成要素却无定论。自毛泽东时代至今，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经历了不断地调整与发展。直到我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的召开，习近平才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国家安全构成要素。而他的观点与学者刘跃进的观点略有差异：刘跃进认为国民安全、主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而习近平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中没有提及；习近平认为资源安全、核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而刘跃进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中没有涉及。其认知差异源于时代特征的差异。
【关键词】 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习近平，刘跃进，认知差异
国家安全问题是历史上任何时期一个主权国家的首要问题。因为只有国家安全，人民才能安居乐业，社会才能稳定发展。但对于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不同历史时期，不同领导人的观点有所不同，侧重点也有所差异。学术界的学者们对此问题也存在很大争议。
国家安全，是由“国家”和“安全”两个词组合而成的复合概念。“国家”一词在英文中对应三个单词，分别是“country”、“nation”和“state”。其中country侧重于地域意义上的国家，nation侧重于民族意义上的国家，state侧重于政治意义上的国家。与此相应，20世纪初的几位法国和德国学者创立了“国家三要素”{1}的理论，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强调了国家是政治权力与领土、人民的统一。可以简单概括为：在一个固定的领土范围内居住着的一些人民，并且这些人民行使着一定的政治权利，由此便构成一个国家。四要素说是在此基础上加了“政府”。但是这些学说所描述的只是国家的外观表征，并没有揭示国家的本质。恩格斯指出：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承认：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异化的力量，就是国家{1}。由此可见，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的产物。列宁则进一步明确指出：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和表现。在阶级矛盾客观上不能调和的地方、时候和条件下，便产生国家。国家是维护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的机器{2}。进一步揭示了国家的阶级性这一根本属性，以及国家的实质就是统治阶级进行阶级统治的工具，从而使得国家的概念更加丰满。
“安全”一词，在《汉语大辞典》中解释为：不受威胁，没有危险、危害、损失。安全与危险相对。即在没有危险的状态下就是安全。根据马克思唯物辩证法中内因外因作用原理可知，事物的发展是内因和外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所以国家要达到安全的状态，不仅要内部安全，也要外部安全；不仅要没有内部的危险，也要没有外部的危险。这样才算真正意义上的国家安全。
对于“国家安全”的概念，至今还没有一个权威的界定，笔者倾向认同“国家安全就是一个国家处于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也就是国家既没有外部的威胁和侵害又没有内部的混乱和失序的客观状态{3}”这一定义。
一、中国国家安全构成要素的历史沿革
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我们对我国国家安全构成要素的认知在不断深化。
（一）毛泽东时代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
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新中国刚刚成立，对外面临着严峻的帝国主义的干涉与威胁，对内面临着一些反党反革命残余势力，所以军事安全问题显得格外重要，甚至关系国家的存亡。毛泽东指出，中国必须独立，中国必须解放，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4}。不许有哪一个大国在我们头上拉屎拉尿，不管资本主义大国也好，社会主义也好，谁要控制我们反对我们，我们是不允许的,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5}。在他的领导下，我国实现了主权的完整和民族的独立。所以这一时期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为：军事安全、国土安全、政治安全。
（二）邓小平时代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时期，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科技和经济发展为中心的综合国力竞争日益突出。为了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邓小平把“和平与发展”作为国家发展主题，他指出“在较长的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6}这一科学论断。他在总结了我国和其他各国社会主义道路中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改革开放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决策。在他的领导下，我国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一心一意搞经济建设，大大提高了我国的综合国力。所以邓小平时代与毛泽东时代相比，我国国家安全构成要素方面开始涉及经济安全。
（三）江泽民时代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
以江泽民为核心领导的时期，处于世界朝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方向发展的变革时期。国家之间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已成为该时期经济发展的显著特点，面对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更是证明了经济安全的重要性。江泽民认为，国家安全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安全，而应是包括经济、科技、政治、军事在内的综合安全{7}。同时江泽民对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意义作了深入的阐述，他说：“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8}可见当时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由传统的军事安全、国土安全、政治安全向经济安全、科技安全方面扩展，并开始关注资源安全、生态安全方面的问题。
（四）胡锦涛时代的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时期，和平、发展、合作是国际形势的主流，国与国之间的交流日益紧密，但共同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新的影响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2006年胡锦涛出席八国峰会并首次提出能源安全观：“为保障全球能源安全，我们应该树立和落实互利合作、多元发展、协同保障的新能源安全观。”{9}能源资源安全问题不仅是我国的问题，而是全球的问题。
2011年10月，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多次出现“文化安全”一词：“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切实维护国家安全文化……确保安全的方针……建立网络安全评估机制，维护公共利益和国家信息安全……建立统一联动、安全可靠的国家应急广播体系……营造确保国家文化安全的市场秩序。”{10}将文化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层面。
2010年4月，胡锦涛出席华盛顿核安全峰会并发表书面讲话，“核安全问题事关核能和经济可持续发展，事关社会稳定和公众安全，事关国际和平与安宁……中国本着负责任的态度，高度重视核安全，坚决反对核扩散和核恐怖主义，为此作出了一系列积极努力”{11}。这表明了我国对核安全问题高度重视。2012年3月，胡锦涛在在首尔核安全峰会发表的讲话中再次说到“实践证明，只有确保核安全，才能保障核能可持续发展。中方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深化合作，努力提高全球核安全水平，为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作出应有贡献”{12}。所以我国已经将核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之一。
2012年11月，胡锦涛在党的十八大全国代表大会上提出：要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胡锦涛说：“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13}解决生态安全问题成为国家可持续发展的当务之急。
这一时期，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又增加了能源资源安全、文化安全、核安全、生态安全。
二、习近平对国家安全构成要素的总结与发展
当前，我国处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第五代中央领导时期。尽管中国经济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但是我国的安全形势却显得异常复杂，多方面问题相互交织，预判、处理的难度不断上升。
习近平上任后，对我国的国家安全高度重视。2013年11月12日，经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2]。习近平亲自担任国安委主席，也可见习近平对国家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
2014年4月，习近平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中指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外部安全，又重视内部安全，对内求发展、求变革、求稳定、建设平安中国，对外求和平、求合作、求共赢、建设和谐世界；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既重视传统安全，又重视非传统安全，构建集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既重视发展问题，又重视安全问题，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富国才能强兵，强兵才能卫国；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打造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14}。这是迄今为止，对我国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最为详细的一次阐述。
通过习近平国家安全观的系统阐述，可知当今中国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为：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等，共计11点。与胡锦涛时代相比增加了社会安全和信息安全。
而之所以把社会安全和信息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笔者认为有以下两点原因：
1.我国当前社会矛盾日益凸显。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转折。中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以及我国的综合国力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但之相伴的是社会配套改革显得相对滞后，而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凸显。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发展失衡，贫富差距逐渐增大，社会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加之社会刑事犯罪激增；生产事故、劳资纠纷频发；民族冲突加剧；传染病、自然灾害增加等等问题都对社会安全造成很大影响。若社会安全出现问题，国家安全同样不能得到保障。因此习近平重点强调社会安全是符合当前社会形势需要的。
2.当前我国信息安全问题更加严峻。在全球信息化高速发展的今天，信息安全与国家安全的关系日益密切与复杂。信息不仅影响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更影响到整个社会生活秩序的正常运转问题，如果信息安全不能自主控制，整个国家机器和社会秩序都将处于失控状态，后果不堪设想。就我国来看，当前信息安全形势更加严峻。仅2013年11月，我国受到境外木马或僵尸程序控制境内服务器就接近90万个IP，主机侵犯个人隐私、损害公民合法权益等违法行为也是时有发生{15}。由于国外电脑硬件、软件中可能隐藏着‘特洛伊木马’,一旦发生重大情况,那些隐藏在电脑芯片和操作软件中的‘特洛伊木马’就有可能在某种秘密指令下激活,造成电脑网络、电信系统瘫痪{16}。我国作为全球上互联网使用最多的国家，信息安全面临的问题必然是最大的。习近平多次强调信息安全问题，并将其上升到国家安全的层面也是势在必行。
三、学者与习近平的细微认知差异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国家安全”这个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在此背景下，国际关系学院刘跃进教授主编的《国家安全学》一书，开创了国家安全学科，是我国第一部国家安全学著作。其内容翔实，论述透彻；从总体上研究国家安全、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以及国家安全保障问题等方面的基本现象，揭示国家安全及其相关方面的本质和规律，探寻合理的国家安全观和国家安全战略，最终服务于国家安全现实。该书规范、系统、严谨的学术研究，无疑对我们认识和应对国家安全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学者刘跃进2003{17}、2004{18}年认为国家安全的构成有10个要素：国民安全、国土安全、经济安全、主权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生态安全、信息安全。2012年刘跃进增加了1个要素“社会安全”{19}。可见刘跃进与习近平所提出的11点国家安全构成要素相比相差甚微，略有以下几点区别：
（一）刘跃进认为国民安全、主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而习近平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中没有单独强调。
1989年至1996年期间，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挥舞‘人权’和‘民主’的大棒向中国施压，干涉中国内政，并群起而制裁中国，严重恶化了中国与它们的关系{20}。当代发展中国家的主权一直以来就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挑战，在当前发展中国家主权遇到的问题中国，新干涉主义的威胁是一个新的突出的挑战{21}。所以，刘跃进认为主权安全依然属于国家安全重要的构成要素是符合时代特征的。
习近平认为，在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重大原则问题上，我们不惹事，但也不怕事，坚决捍卫中国的正当合法权益{22}。对于国家主权安全问题，并不是我国现在不重视，而是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提高，我国已经不再涉及主权安全问题。虽然国内还存在着一些民族分裂势力不断进行着破坏民族团结的勾当，但是他们若想撼动中国主权达到分裂国家的目的只是痴心妄想、不自量力。因此对于当代的中国，主权安全问题已经不是主要问题了。
刘跃进提到了国民安全，而习近平没有将其融入到11点安全之中。笔者认为这并不表示习近平不重视国民安全。因为习近平提到“既重视国土安全，又重视国民安全，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坚持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真正夯实国家安全的群众基础。”由此可见，习近平并非不重视国民安全，而是高度重视国民安全。可以说国家安全是国民安全的基础，国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目标。因此，国民安全与其提到的11点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不是并列的关系。
（二）习近平认为资源安全、核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而刘跃进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中没有涉及。
资源安全可分为水资源安全、能源资源安全（特别包括石油安全）、土地资源安全（特别包括耕地资源安全）、矿产资源安全（特别包括战略性矿产资源安全）、生物资源安全（特别包括基因资源安全）、海洋资源安全、环境资源安全等{23}。资源安全问题关乎一个国家的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等各个方面。世界各国越来越意识到资源的重要性，很多国家之间的争端与战争也都是因为资源问题引起。资源安全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安全问题。就我国而言，随着经济实力快速发展、人口的不断增长，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导致资源供给压力持续增长。我国淡水、石油、天然气、耕地等战略性资源，虽然总量居世界前列，但人均水平均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我国政府，自江泽民时代就已经对资源安全方面开始关注，到胡锦涛时代更是将能源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习近平提到的11点安全中，用“资源安全”一词取代“能源安全”，使得资源安全概念的外延更加宽广。因为不仅能源资源安全会影响到国家安全，水资源安全、土地资源安全、矿产资源安全、生物资源安全、海洋资源安全、环境资源安全等等安全问题都会影响到国家安全。所以将资源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层面不仅适应世界发展形势的需要，也符合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需要。
关于核安全在胡锦涛时代就已经作为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之一。加之近年来朝鲜半岛局势一直剧烈动荡，朝鲜重启铀浓缩[3]、朝核危机[4]和南北海上危机[5]同时爆发，朝鲜声称将以核遏制力守护国家自主权。一系列影响核安全问题的发生，严重影响了朝鲜半岛的安全，甚至影响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安全形势。同样给我国的国家安全问题造成了威胁。为了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这一目标，中国政府也在积极协调六方会谈⑥的重启工作。2014年3月，习近平在荷兰第三次核安全峰会中发表的讲话中指出“人类要更好利用核能、实现更大发展，必须应对好各种核安全挑战，维护好核材料和核设施安全。加强核安全是一个持续过程。我们要坚持理性、协调、并进的核安全观，把核安全进程纳入健康持续发展的轨道”{24}。不仅表明了我国的核安全观，也表明了我国对核安全问题的重视程度。因此，习近平将核安全归入我国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之中也是符合世界安全的发展潮流。
而刘跃进之所以没有将资源安全、核安全归入其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之中，是因为关于资源安全与核安全问题在近些年才引起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而在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几年中还没有对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所以只是不同时代，对国家安全构成要素的侧重点不同罢了。
四、对完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的思考
习近平提出的11个国家安全构成要素已经非常全面地概括了所有有可能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各个方面。但笔者认为，意识形态⑦安全也应该作为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之一，在此做一考量。
虽然习近平提出的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中提到文化安全，一些学者认为“意识形态安全显然都是文化安全的重要内容”{25}。但笔者认为，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安全内容方面有交叉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应该区别开来，分别强调。
刘跃进认为“在国家安全的视角中,文化安全虽然包括了多方面的内容,但其中最主要的是语言文字安全、风俗习惯安全、价值观念安全和生活方式安全”{26}。而意识形态安全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安全：第一，社会指导思想的安全。社会指导思想起着指引社会朝国家政权确立的方向前进的作用。第二，社会政治信仰的安全。社会主流政治信仰安全与否直接关系国家政权的稳定。第三，社会道德秩序的安全。道德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是社会成员长期交往过程中形成的普遍遵守的行为规范，对国家法律无法触及的层面起到补充的作用，是社会不可或缺的稳定剂。第四，民族精神的安全。民族精神也是意识形态的一种，是整个民族的精神支柱。民族精神的安全与否直接影响人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更关乎国家社会的安全与稳定。由此可见，意识形态安全与文化安全并不属于种属的关系，而是交叉的关系。且意识形态安全与政治安全也显然存在一定的交叉部分。但无论如何，意识形态安全都不应完全归属于文化安全或者政治安全的概念之中。
而中国当前意识形态安全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特别是西方国家民主输出、西方国家文化霸权⑧、网络信息舆论多元传播、宗教渗透等对中国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严重威胁{27}。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来观念{28}。一个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安全受到威胁、受到侵害，必然导致国家政治信仰、价值观念和思想道德规范的混乱，引发和加剧社会风险，从根本上损害国家安全。正因为如此，敌对势力要搞乱社会，颠覆政权，总是把意识形态领域作为突破口。故此，意识形态的安全，应当成为国家安全考虑的重要内容之一。因此，笔者建议在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中增加“意识形态安全”。
五、结语
对国家安全构成要素，学术界与主席的观点相差甚微，这也证明了学术界对国家安全问题的理论研究成果与意义。无论对国家安全问题的理论研究如何深入，其目的也是为使得我国国家安全任务更加明确。习近平所总结提出的11点安全几乎涵盖了当前我国国家安全构成要素的各个方面，这也使得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任务方向更加具体明确——它既符合人民的意愿，也符合当前中国国家安全发展的需要。
注释：
[1]认为国家由国民、领土、主权三个要素结合而成的学说。
[2]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简称“中央国安委”或者“国安委”，全称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下属机构。国安委作为中共中央关于国家安全工作的决策和议事协调机构，向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统筹协调涉及国家安全的重大事项和重要工作。
[3]朝鲜原子能总局发言人2013年4月2日宣布，“调整”和“改变”现有核设施用途，“重新调整”和“重新启用”宁边全部核设施，包括铀浓缩工厂和5兆瓦石墨减速核反应堆。
[4]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以其卫星照片为依据，怀疑朝鲜有研制核武器的设施，并扬言要对这些设施实行检查。朝鲜方面则反复声明没有制造核武器的打算和能力，同时指责美国在韩国部署核武器威胁它的安全。
[5]朝鲜、韩国在海上互射炮弹以及回击。
[6]六方会谈是指由朝鲜、韩国、中国、美国、俄罗斯和日本六国共同参与的旨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一系列谈判。会谈于2003年8月27日开始，到2007年9月30日为止，共举行过六轮会谈。2009年朝鲜宣布退出之后，六方会谈至今一直没有复会，被普遍认为已经名存实亡。2013年5月25日，朝鲜特使崔龙海在与习近平总书记会谈时表示朝方愿意进行六方会谈。2013年11月27日六方会谈美方团长、美国朝鲜政策特别代表格林?戴维斯最近寻访朝鲜周边国家时表示，如果朝鲜不改变态度，六方会谈恐难得到重启。
[7]意识形态，是一个包含阶级色彩和政治意味的范畴，是指由统治阶级确立和倡导的、面向并作用于所有社会群体的理论学说、精神信仰、思想观念与价值体系，即在社会结构系统中居于“形而上”的观念。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意识形态的基本内容包括“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
[8]文化霸权，在《南方问题的一些情况》中，葛兰西第一次明确使用了“文化霸权”这一概念。后来在《狱中札记》和狱中所写的书信中，葛兰西更是明确把“统治”（压制）和“领导”区分开来，强调了文化霸权的这样一面：通过大众同意进行统治的方式。葛兰西指出，一个社会集团能够也必须在赢得政权之前开始行使“领导权”，这是赢得政权的首要条件之一；当它行使政权的时候就最终成了统治者，但它即使牢牢地掌握住了政权，也必须继续以往的“领导”。葛兰西对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细致的考察，把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分为“市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或国家。市民社会由政党、工会、教会、学校、学术文化团体和各种新闻媒介构成，而政治社会或国家则是由军队、监狱等暴力机构构成。葛兰西指出，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先进的具有较高民主程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其统治方式已不再是通过暴力，而是通过宣传，通过其在道德和精神方面的领导地位，让广大的人民接受他们一系列的法律制度或世界观来达到其统治的目的，这就是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
（责任编辑：李宗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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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李家恒，(1985-)，男，北京房山人，四川警察学院2013级警务专业硕士生，北京市公安局房山分局民警，研究方向：国内安全保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