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研究要论从史出

——韦祖松《北宋国家安全问题研究》序

（2007年）

刘跃进

一

　　“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

　　我们的先祖虽然没有在汉语词汇中留下"国家安全"这个名词，但他们却以具有中国传统文化和汉语特色的诸多术语论说和实践着不同形式的国家安全事务。像“家国天下”、像“居安思危”、像“富国强兵”，像“上智为间”等，这些在韦祖松先生所著《帝国生存环境的诠释——北宋国家安全问题研究》一书中提到的概念，都体现着中华先祖各具特色的国家安全智慧，代表着中国古代不同形式的国家安全学术思想。总结和研究中国古代丰富的国家安全智慧和实践，对于中华民族的重新崛起，对于保障和平崛起之中华民族的安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因此，韦祖松先生攻读历史学博士时写成的学位论文《北宋国家安全问题研究》，现以《帝国生存环境的诠释——北宋国家安全问题研究》一名正式出版，应该说是一件利己利人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据说在博士论文开题时，对这一选题，争议颇多；答辩时，异议更多；要出版了，也还有不同意见。这说明，历史研究一旦与“国家安全”这个人们还不习惯的“时髦”话语挂钩，就会在一定范围内引起不适。这是任何创新几乎都会遇到的正常现象。好在韦祖松先生有那么一股执着劲，经过反复斟酌和刻苦钻研，还是在导师的支持下，最终完成了这一具有开创性的课题。由于迄今未曾与韦先生谋面，对其高矮胖瘦一概不知，只是在京穗两地的一些电话交谈中，对他的工作和学习情况略知一二；拜读惠寄的博士论文及增补的书稿后，对其研究的课题也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因而尽管对其选题、答辩和成书过程中为何咬住“国家安全”锲而不舍，并不完全清楚，但我推测，其中重要的一点，可能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学以致用”、“经史致用”的情怀在作者身上发生了难以抗拒的作用。当然，这一选题不只是对作者从事的职业有所帮助，而且也支持了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和国家安全理论研究，开创了历史学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为当代中国国家安全事务管理提供了一面可以比照的历史之镜，有利于执政当局思考和处理当前的中国国家安全事务。

　　本人不是史学专业出身，但也深知历史研究对人文社会科学的极端重要性。众所周知，自然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实验方法的运用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由于伦理和人道方面的重重困难，加上研究对象的复杂多变和不宜控制，实验方法的运用受到极大限制。无法借助于实验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只能借助于历史。历史研究对社会科学的意义，犹如实验观察对自然科学的意义。社会科学要成为真正的科学，社会科学家就需要把历史当作前人无意中为我们做好的实验，像自然科学家重视实验数据那样重视历史资料，像自然科学家记录和整理实验数据那样认真搜集和梳理历史资料，像自然科学家使用实验数据那样充分而谨慎地使用历史资料，最终像自然科学家把任何一种理论和一个观点都建立在充足的实验数据基础上那样，把社会科学领域的任何一种理论和观点也都建立在充分的历史资料的基础之上。这就是“论从史出”的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原则，也是“论以史立”的社会科学评价标准。

　　正是基于这一粗浅的认识，在国际关系学院内部资料《国家安全学刊》2002年创办时，本人曾在“发刊词”中写道：“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活动都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因而具有悠久的历史”；“这一从古到今的历史，是《国家安全学刊》必须研究的对象”；“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活动作为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早已引起了古今中外各色人物的重视，被政坛首脑、军事统帅、学者专家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论述研究过，其中的是非得失也正是《国家安全学刊》要给予发掘介绍和论述评说的。”在2004年版《国家安全学》中，本人明确提出在国家安全研究中要运用“古今中外归纳概括法”；“既要研究当代国家安全的新兴问题，也要研究国家安全史上的各种问题”，要“从大量的历史和现实材料中概括总结”具有普遍性和规律性的东西。

　　十分高兴的是，韦祖松先生在这部以博士论文为基础修订扩充而成的专著中，不仅肯定了“古今中外归纳概括法”对国家安全研究的意义，而且通过对北宋国家安全问题的具体研究，开了国家安全史研究的先河，为我们树立一个从历史中归纳概括国家安全理论的典范，为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做了一件实实在在的重要工作。

 二

　　国家安全学科建设中的历史研究，其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国家安全活动史的研究，二是国家安全学术史的研究。我在这里之所以用"学术"一语，而不是"思想"一词，是因为中国古代的国家安全思想，既有理论性和思想性的"学"，也有应用性的"术"，而且"术"似乎还要多于"学"。通过韦祖松贡献给大家的这本书，我们也会发现在北宋国家安全思想中，"术"思要多于"学"思。韦祖松的著作，研究的主要是国家安全活动史，但同时也大量涉及国家安全学术史，对这两方面在中国古代的一般情况作了轮廓性描述，对这两方面在北宋一朝的具体情况给予了此前还没有过的充分讨论，提出了一些值得人们沉思的，也值得国家安全理论研究借鉴的观点。

　　本书第一章"关于中国古代国家安全的几个问题"，就是在引用和借鉴当代中国史学界和国家安全学界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特别是在对相关史料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分"中国古代国家安全的表现形态"、"研究中国古代国家安全要分清的几个概念"、"中国古代国家安全的内涵"、"中国古代国家安全的特点"这样几节，概述了整个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活动和中国古代国家安全学术。这一概述虽然粗略，但却意义重大，因为它突破了在国际关系学界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一种观点，即国际关系、国家利益、国家安全等，是从近代欧洲民族国家出现之后才出现的社会现象。这正是历史研究对理论研究重要作用的一个具体体现。

　　这一理论上的突破，在第二章到最后第七章对北宋一朝国家安全现状和国家安全思想的具体论述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深化和证实。第二章"国家安全面临空前挑战的时代--以北宋为个案研究中国古代国家安全的理由"，其下两节题为"严峻的历史现实"和"思想意识之折射"，分别论述的就是国家安全现实和国家安全思想，只不过这里的现实被限制在国家安全环境的范围内，这里的思想是在这一严峻的具体安全环境中形成的强烈"忧患"意识，以及"华夷"观念的变化、"中国"意识的凸现。接着，作者比较详细地从"领土安全"和"军事安全"两个方面分析了"北宋国家安全的外部威胁"（第四章），从"政治安全"和"经济安全"两个方面分析了"北宋国家安全的内部威胁"（第五章）。与这两章主要论述北宋"国家安全活动史"不同，第七章和第八章都既有"思想史"的内容，又有"活动史"的内容。第六章"北宋时期国家安全战略思想及其实践"，虽然总量不大，但却包括了五节内容，分别从五个方面归纳概括出北宋王朝实际奉行的安全战略思想及其在这些战略思想支配下的安全实践活动。作者归纳概括出来的这五方面的战略思想及其实践分别是："建立和维护大一统格局：实现国家安全利益的关键"、"完善和强化中央集权：实施国家安全战略的根本保证"、"守内虚外：维护国家安全的基本战略"、"开展地缘外交：优化周边安全环境"、"完善羁縻制度：靖边安邦，维护国家统一"。最后一章，作者又从"富国强兵，增强综合国力"；"强边固防，御敌于国门之外"；"用间反间，强化保障国家安全的隐蔽行动"三个方面，论述了"北宋时期国家安全建设思想及其实践"。

　　国家安全学科建设中历史研究，其意义也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作为整个国家安全学科体系中基础学科的"国家安全学"特别是"国家安全理论"，具有重要的"实验支持"作用，二是国家安全活动史和国家安全学术史研究本身，就是整个国家安全学科体系中的分支学科。这部《北宋国家安全问题研究》，既从北宋一朝的断代史角度为国家安全学特别是国家安全理论提供了某种"实验保障"和"数据支持"，同时又是国家安全史学方面的开创性力作，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开了中国国家安全学术史研究的先河。

　　韦先生这一著作还有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极大冲击了国际关系研究和国家安全研究方面的"西方中心主义"，为中国古代已经产生具有自身特色的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问题提供了具体的历史佐证，使人们进一步认识到，在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研究中，没有必要沉醉于"威斯特利伐亚情结"，不应把民族国家在近代西方的出现作为历史的起点，更不必臣服于"西方中心主义"特别是"欧洲中心主义"而"言必称希腊"。

　　事实上，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从欧洲近代才出现的社会现象，国际关系及国家安全实践更不是近代西方列强的专利。在中国学界盲目崇洋占有优势的今天，我们没有必要像胡适、鲁迅等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那样过分强调"全盘西化"，倒是应该多提一提"尊史读经"。对于长期依附于西方国家关系理论，并且由西文资料和美式英语占尽话语权的国家安全研究来说，从中华文明5000年历史和典籍中归纳概括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安全理论和治术，在理论中增加一些非西方和非英语的学术词汇，在实践中多运用一些东方的古典智慧，当是有意义的。一种具有更广泛解释力和更普遍适用性的国家安全理论（包括国际关系理论），仅仅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开始的欧洲经验和实践中是不可能得出的，而必须建立在既包括非欧洲地区的国家历史和现实，也包括从古希腊开始的欧洲古代史在内的整个人类国家史的基础之上。对此，近年来在国际关系研究和国家安全研究领域异军突起的哥本哈根学派，已经从更广阔的世界史范围内作过阐述，也从理论上进行了不同以往的论证，但由于工作语言的局限，其对在整个人类史中具有重要地位的中国史依然论述的很不充分。

　　在这种情况下，特别需要像韦祖松先生这样一些把汉语作为第一工作语言，从事中国历史、国家安全、国际问题等方面研究工作的中国学者，主动承担起历史性责任，积极从事中国历史与国家安全、中国历史与国际关系等方面的跨学科研究，从而一方面推动国家安全和国际关系研究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步入更加科学和人性的轨道，另一方面开创中国历史研究的新思路，拓展中国历史研究的新领域，取得一些像沈从文先生《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像李约瑟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史》那样的专门史方面的成就。

　　真希望在不太久的将来，会有《中国国家安全史》和《中国国家安全学术史》这样的著作问世。当然，这就需要大量如同《北宋国家安全问题研究》的国家安全断代史研究作为学术准备了。或许，《北宋国家安全问题研究》就是各种国家安全断代史著作即将面世的一次预演，一个序曲吧。 

三

　　说了半天，总是集中在选题及具体内容的意义方面，而对《北宋国家安全问题研究》中更具体的历史叙述，却评论不多。这其实是受本人历史学养的局限，不敢"关公面前耍大刀"，有意藏拙了。然而，对于韦祖松先生在本书中提出的一个观点，从本人不多的历史知识来看，也是可以肯定的，即：大宋帝国"外患甚于内忧"。

　　这里之所以特别提到这一点，是因为联想到当代中国的安全现实，本人觉得与宋朝的情况刚好相反，是"内忧甚于外患"，而且造成各种"内忧"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处于弱势的底层群众在被逼无奈时的上访闹事、为匪做盗、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以及"黑社会"横行等表面现象，而是社会机制不健全造成的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不公，是处于中层特别是上层的贪官污吏对国家权力不加限制的滥用，以及穷奢极欲的暴富阶层对广大民众和公共财富的横夺暴敛，是由此造成的某种程度上的"社会黑"。缺乏有效制约的权力新贵和丧失道德底线的暴富阶层，已经成为社会动荡和断裂的罪魁祸首，成为威胁和危害社会主义中国国家安全的最严重的内部因素。

　　因此可以说，当前中国国家安全实践的重点，应该放在解决各种内患问题上，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及时调整处理安全与发展、公平与效益等重大关系的战略和策略，从关注发展转变为发展与安全并重，从强调经济中心转变为更重社会公平与正义，适时适度加大对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平的关注和投入，给已经初步获得发展动力和效益的社会和国民以更安全的保障和更公平的环境。为此，必须采取各种具体有效的措施，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从权力治理和财富治理入手，削峰填谷，既治标，又治本，从根本上缓解国内安全压力。就治标来说，一要坚决打击那些为官不公、为官不廉的政治权贵，特别是那些以权谋私、买官卖官、鱼肉百姓、贪污腐败的党内败类，恢复国民在政治生活方面的基本信心和希望；二要依法惩治那些掠夺致富、为富不仁的暴富集团，特别是要遏制这些人利用黑恶势力及官商勾结等非法手段来侵吞国有资产、危害社会公益、掠取他人利益的行为，切实保障所有公民合法的经济活动和日常生活权力；三要采取有效措施，推进和加强医疗保障制度的建设，解决城乡普遍存在的看病难、看病贵、特别是因病致贫的问题，使医疗保障制度能够惠及所有国民，其中既包括城市市民，也包括乡村村民；四要通过各种措施和渠道，解决平民特别是贫民孩子上学难的问题，既要把义务教育落到实处，还要在非义务教育领域给全体公民提供不分贫富的受教育机会；五要强化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从根本上改变我国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农民无论是在经济地位上还是在政治文化生活上，都能够享受与城市市民同等的待遇，而不再是被边缘化的二等甚至是三等四等公民。在治本方面，则需要进一步推进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文化体制等方面的改革，建立起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理想和目标相一致的基本制度体系，其中最关键的一点，则是要突破一些根本性的障碍，建立起能够保障人权、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公开透明、依法行政、廉洁自律的政治体制，以及机会均等、公平竞争、富有活力的经济体制和贫富均衡的社会体制。　

　　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安全虽然从古就有，并且与今天也有割不断的承继关系，但今天国家安全现实和思想，都已远远不同于古代。例如，中国古代思想家和政治家都意识到了"民"对于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性，甚至提出了"民贵君轻"的"民本"观点，但古代"以民为本"的设想，与当今世界民主思想及民主制度，存在着本质上的区别。专制统治者虽然也强调"重民"、"贵民"，但其所强调的只能是"民"作为"工具"的重要性，而不是"民"作为"目的"的重要性。在他们的思想中，"民"只不过是比他们征战时使用的车马枪炮更重要战争工具而已，比他们征收时征得的钱财牲畜更重要的私有财产而已。因此，今天的国家治理和国家安全管理，不能满足于"以民为本"民本思想，而必须追求"以民为主"的民主思想。

　　再如，在中外历史上，都积累了大量可资利用的国家安全理论和治术，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思想和治术大多都停留经验知识的层次上，是对经验教训的经验性总结，而不是对历史资料的科学性归纳，因而与今天严格意义上的科学也有本质的区别。这些经验虽然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有效的，但它的正确性并不像科学那样经过严密的论证，它的有效性也不像科学那样具有高度的必然性。为此，今天研究国家安全时，就需要尽量运用更多更有效的科学方法，如系统思维方法、历史归纳方法、实证分析方法、概念定义方法、数学量化方法等，从而把相关的概念、观点、理论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而不是经验的基础上。在国家安全问题日益复杂和多变的今天，系统思维方法对于国家安全理论研究和事务管理，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因而我们曾提出要确立"系统安全观"想法。我们当然知道，诸如此类的科学方法在国家安全研究领域的普遍运用，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现在提出这样的要求应该是允许的。

　　不难看出，我们在此所强调的，是科学与民主在国家安全研究中的统一，亦即当代科学精神和当代人文精神的统一。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中国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和学者就在吸纳西方先进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并试图以民主和科学为指导进行理论研究和社会改选。后来，面对外敌入侵对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日益严重的威胁和危害，救亡压倒了启蒙，民主与科学的理念在中国社会及学术研究中的贯彻普及受到严重干扰，甚至一度出现中断和倒退现象，以至于专制和蒙昧在当代中国社会及其知识阶层中还不时沉渣泛起。然而更为可怕的，并不是专制与蒙昧的结合，而是专制与科学的结合。当法西斯德国和日本被现代科学武装起来后，它们带给人类和它们自己国家的，都不是安全与幸福，只是更为可怕的灾难。由于国家安全不仅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而且事关每个国民的身家性命，因而在这一领域就更需要强调科学与人性的结合，强调民主思想和民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时代需要的是人性的国家安全，不是反人性的国家安全，而能够有效保障人性原则得到贯彻执行的，只有民主制度。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意义之一。没有民主理想的科学技术，带给国家和国民的可能是灾难和不幸，而非安全和幸福；相反，没有先进科技支撑的民主理念，必然软弱无力，也不可能给国家和国民带来稳定而持久的安全和幸福。国家安全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为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国家提供一种民主与科学高度统一的安全理论，并最终为我们的国家安全和国民安康服务。由于这样的安全理论在人文性上强调民主理念，在科学性上强调系统方法，因而可以称作"民主的系统安全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