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学是国家安全科学与国家安全哲学的统一

刘跃进

题注：这是本人发表在《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上的一篇论文，现在把它原封不动搬过来，权作《为国家安全立学》一书的绪论。

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已经10 多年时间了，我们对“国家安全学”的学科内容和学科性质的认识也有了进一步的深化。就学科内容来说，国家安全学不仅是一门学科的名称，而且是一类学科的总称。从学科性质看，国家安全学在总体上不仅需要讲究科学性，而且还需要讲究人文性，要做到科学与人文的统一，因而既具有科学属性，也具有哲学属性，是国家安全科学与国家安全哲学的统一体。这就是说，我们不仅需要从科学的角度研究国家安全问题，还需要从哲学的高度研究国家安全问题。这样一来，国家安全学就不仅是一门或一类科学，而且是一门甚至是一类哲学。

一

作为一门学科的名称，“国家安全学”是“国家安全学科”中的一门基础性、总论性学科，因而可以更准确地命名为“国家安全学原理”或“国家安全学基本原理”。作为一类学科的名称，“国家安全学”包括众多具体的国家安全科学，如国内安全学、国际安全学、国家政治安全学、国家军事安全学、国家经济安全学、国家安全情报学、国家安全反间谍学、国家安全战略学、国家安全法学等等，因而可以更准确地称之为“国家安全学科”或“国家安全学门类”。

无论是作为一门学科，还是作为一类学科，“国家安全学”都应该包括不同的层次，其中最基本的是科学与哲学两个层次。但是对于这一点，我们过去的认识并不到位。

基于我们也无法摆脱的当代中国人“科学崇拜”或“科学主义”情结，20年前刚刚想到“国家安全学”这门学科时，我们事实上认定了“国家安全学是一门科学”。1998年，在内部发表《为国家安全立言——“国家安全学”构想》一文时，我们虽然已经区分了“国家安全学”与“国家安全学科”两个概念，甚至提出了“国家安全学科体系”概念，然而无论是一门学科还是一类学科，我们都只认定了国家安全学是科学，而没有认识到国家安全学也应该是哲学。再后来，2002年内部印刷的《国家安全学基础》，以及2004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公开出版的《国家安全学》，虽然依然没有明确说“国家安全学是一门科学”，更没有提出“国家安全科学”这一概念，但事实上却一直把“国家安全学是科学”作为不言自明的前提来运用，甚至事实上把“国家安全学”等同于“国家安全科学”，即在事实上认为“国家安全学就是国家安全科学”。

远的不说，仅以2004年政法版《国家安全学》为例，就可以从多处发现当时对“国家安全学”学科性质的如上认识。

首先，在讨论国家安全学的学科性质时，《国家安全学》虽然没有指出更没有论证“国家安全学是一门科学”，但却指出了国家安全学是新兴学科、综合学科、应用学科、政治学科。对此，如果不是停留在“字面”上，而去看“实质”，那么完全可以肯定，这在事实上已经认定了“国家安全学是一门科学”，甚至认定了“国家安全学就是国家安全科学”。这是因为，当我们指出国家安全学是一门“新兴学科”时，其实是从科学发展史的角度，给国家安全学做了“科学史定位”，即“历史定位”“、时间定位”；当我们指出国家安全学是一门“综合学科”时，其实是从当代新兴科学的生长点上，给国家安全学作了“科学生长点定位”，即“综合生成定位”；当我们指出国家安全学是一门“应用学科”时，其实是从当代科学体系的层次结构上，给国家安全学做了科学“层次定位”；当我们指出国家安全学是一门“政治学科”时，其实是从当代科学的门类结构或学科结构上，给国家安全学做了“科学门类定位”。

其次，无论是对国家安全学研究任务的讨论，还是对国家安全学研究方法的讨论，以及关于“系统安全观”的论述，政法版《国家安全学》也都把国家安全学作为一门科学来认识和对待，而且事实上是认定“国家安全学就是国家安全科学”。

但是，我们现在越来越认识到，“国家安全学”并不等于“国家安全科学”，它不仅仅是一门或一类科学，而且还是一门哲学或一类哲学。作为一门学科，“国家安全学”既是国家安全科学，也是国家安全哲学，是国家安全科学与国家安全哲学的统一。作为一类学科，“国家安全学”则不仅包括多门国家安全科学，而且至少要包括一门国家安全哲学，因而是由国家安全科学和国家安全哲学构成的学科群。

二

之所以说国家安全学是国家安全科学与国家安全哲学的统一，根本原因在于国家安全学是一门要直接服务和指导国家安全现实的理论，而要对国家安全现实起到服务特别是指导作用，就必须在科学地指出国家安全历史和现实“是什么”和“为什么”，以及国家安全现实发展方向“必然是什么”、“可能是什么”和“为什么必然是什么”、“为什么可能是什么”的同时，还要进一步探讨并指出国家安全历史和现实“应该是什么”、“不应该是什么”和“为什么应该是什么”、“为什么不应该是什么”，以及国家安全现实发展方向“可以是什么”、“必须是什么”和“为什么可以是什么”、“为什么必须是什么”。后一方面的问题，都是基于人性需要的哲学问题，而不是基于客观必然性和可能性的科学问题。

作为科学，国家安全学首先要在现象层次上研究国家安全历史和现实“是什么”的问题。这就要运用“古今中外归纳概括法”，对古今中外的国家安全历史和现实进行归纳概括，对国家安全历史和现实做出宏观上全面系统、微观上精细准确的描述。其次，作为科学，国家安全学还要透过现象看本质，从古今中外大量的国家安全事实中，探索和发现国家安全的本质和国家安全历史和现实的发展规律，得出一些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结论。第三，作为科学的国家安全学，还必须具有预测功能，能够在总结历史和现实的基础上，在掌握本质和规律的前提下，结合具体环境和事件，对国家安全总体趋势以及个别事件的未来发展或演变的“可能性”甚至“必然性”，作出推断，并为这种推断提出“为什么可能”或“为什么必然”的根据。

总之，国家安全学作为科学，无论一门科学还是一类科学，都既要在现象层次上研究国家安全历史和现实“是什么”，也要在本质层次上研究国家安全历史和现实之所以如此的“为什么”，还要在预测层次上研究国家安全发展和未来“可能是什么”、“必然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可能是什么”、“为什么必然是什么”，这可以说就是“国家安全科学”的任务。当然，作为综合性导论性的“国家安全学（基本原理）”，其科学任务也是综合性、概括性的，而作为分支学科，“国家安全学（门类）”下的不同学科，则需要根据不同学科的具体对象，来完成如上不同层次的科学任务。

正如我们在一开始提出建立“国家安全学”的任务时就已经指出的那样，对于国家安全这一重大的、关系到每个人身家性命的大事，过去却没有一门可以为其服务的科学理论。现在我们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国家安全学理论不仅要服务国家安全现实，而且更要指导国家安全实务。为此，就必须使国家安全学理论进一步科学化。作为将来可能逐渐完善的国家安全学科体系中的一门基础性学科，国家安全学（原理）必须首先科学化。这种科学化，一方面是指国家安全学本身要在概念、命题、推论、理论等环节上更充分地运用包括逻辑方法在内的广泛的科学方法，甚至创立自己特有的科学研究方法，从而在方法论上达到科学的要求，另一方面是指国家安全学要对其他的国家安全学科提出科学的要求，制定科学的原则，创建科学的方法，以使国家安全学科中的其他分支学科，如国内安全学、国际安全学、政治安全学、军事安全学等等，都能够成为真正的科学理论，而不仅仅是经验总结。

如果说科学主要是关于“是什么”和“为什么”的理论，那么哲学特别是当代哲学，则主要是关于“应该是什么”和“为什么应该是什么”的理论。然而，哲学层次上的“应该是什么”和“为什么应该是什么”，不像科学层次上的“是什么”和“为什么是什么”那样可以分为“现象描述”和“本质探讨”两个层次。科学对事实“是什么”的描述，无论就时间关系还是就逻辑关系来说，一般都处于从原因的角度探讨“为什么”之前。这就是说，“是什么”相对于“为什么”既具有时间先在性，也具有逻辑先在性。与此不同，对事实做出价值判断要回答的“应该是什么”，相应于这种价值判断找根据的“为什么应该是什么”，不仅不具有任何意义上的先在性，相反倒具有逻辑上的后在性，因为只有在一定程度上知道了“为什么应该是什么”，人们才能在哲学理论上得出“应该是什么”的结论。也许在日常生活中，有些人可能在根本不知道“为什么应该是什么”时，就直言“应该是什么”，甚至在别人反问“为什么应该是什么”时，他根本就无言以对，但在哲学层次上，任何人提出“应该是什么”时，都需要先弄清楚“为什么应该是什么”。

因此，在哲学层次上，国家安全学首先要研究国家安全历史和现实“应该是什么”和“为什么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这也就是要对国家安全历史和现实做出有根有据的价值判断。其次，国家安全学在哲学层次上还需要探究国家安全未来发展中的“应该是什么不应该是什么”、“可以是什么不可以是什么”、“必须是什么必须不是什么”等等，这其实已经过渡到对国家安全实务的价值指导层次上了。因为这些问题涉及到国家和国民的不同层次、不同方向、不同内容的利益需求，因而研究起来更为复杂，提出方案也会极端困难，这就使哲学层次上的国家安全哲学，比起科学层次上的国家安全科学，更为重要也更为迫切。只有在成为科学的同时也成为哲学，国家安全学和国家安全学科才能对国家安全实务起到规划性、变革性、纠错性的指导作用，而不只是起到论证性、解释性的服务作用，才不至于被国家安全行为体和决策者玩弄于股掌之间，不至于成为国家安全决策者的装饰、门客以及所谓的“智囊”。

因此，国家安全学不仅应该成为一种科学，而且也必须成为一种哲学，甚至应该在“国家安全学”之外专门建立起“国家安全哲学”这门学科。事实上，这些年并非没有人谈“国家安全哲学”问题，张文木先生就出版过一本《中国国家安全哲学》的重要著作。这样的国家安全哲学，在国家安全研究和国家安全学科建设中应该引起人们的高度重视。

三

在中外国家安全实务中，“少见多怪”的成功总是历史长河中的偶然，屡见不鲜的失败则成为历史长河中的常态、必然、宿命。这一点既表现在国家安全事务参与方“全体”性的空间结构上，也表现在国家安全事务参与方“个体”性的时间进程中。对于国家安全事务参与方的“全体”来说，空间上的“双赢”以及“共赢”在历史上根本不可能存在，两败俱伤及多败俱伤的“零和”则成为双方以及多方博弈的必然结果，所不同的只是败多败少、伤多伤少的问题。作为传统安全手段的军事斗争，战场上的“伤人一万自损八千”，就是这一社会历史现象的真实写照。从“个体”来说，历史上没有任何政权和国家能够在时间维度上做到“长胜不败”和“长盛不衰”。作为战争主体的将士，能够战到最后胜利的永远是少数，对于多数将士来说，如果不是仅仅经历了一两次战争，而是长期处于战争之中，那么就难免死于战争之中。“将军难免战场亡”，说的就是这种情况。

但是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如上情况有了极大的改观。人们已经开始通过各种办法来避免国家安全事务中的“零和”，特别是在尽力避免陷入后果难料的大规模战争。这一状况的出现，虽然得益于对国家安全的科学“计算”，使国家安全行为体特别是决策者变得越来越谨小慎微，不敢冒险，例如“冷战”时期对核力量的科学评估，对苏美双方发动战争就起到了极大的遏制作用；但是我们更应该看到，当代哲学思维的进步，特别政治哲学思维的进步，使国家安全行为体和决策者越来越重视国民生命和幸福的价值，也使他们的决策越来越受到国民的制约，因而不敢也难以在国家安全决策中冒险行事，即便发生失误也会被当代的政治机制比较及时地纠正过来。

正如我们10多年来不断指出的那样，国家安全这样一个重要社会现象，这样一个关系到每个人身家性命的重大政治事务，过去却没有科学理论作为支撑和指导，只能靠相关决策者的社会经验和个人智慧来处理，这一点已经不能适应当前的国家安全现实。现在，我们更要指出的是，如果只有科学运算而缺乏哲学智慧，特别是如果缺乏当代政治哲学智慧，那么任何一个国家安全行为体都只可能取得一时的成功，而难以获得持久的成功。

毫无疑问，当代国家安全实务所需要的科学和哲学，已经不是传统的科学和哲学，而是现代的科学与哲学。经验决策在总体上要弱于科学决策，而基于传统科学的决策在整体上也要弱于运用最新科学成就和方法做出的决策。因此，对国家安全决策仅仅提出“科学化”的要求还是不够的，而必须提出“充分科学化”的要求，即要在国家安全决策中充分利用一切最新的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同样，国家安全哲学对国家安全的积极作用，也必须建立在国家安全哲学的充分现代化的基础之上。落后的哲学，特别是建立在专制集权社会条件上的哲学，对当代国家安全决策不仅不可能起到积极作用，相反倒可能产生消极的甚至是破坏性的作用。

无论在当代国家安全实务和决策中需要运用到多少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系统科学提供的理论、方法和技术都不能被忽略；无论在当代国家安全实务和决策中要依赖什么样的先进哲学理念和方法，倡导民主的当代政治哲学都必须给予充分的关注和重视。

早在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就已经明确认识到了民主对政权巩固、国家安全的极端重要性。1945年7月，在延安与毛泽东会谈时，黄炎培说道：“我生六十余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见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对此，毛泽东当即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律。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2010年“两会”前夕，在召开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座谈会，听取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时，温家宝说：“我们回忆起毛主席当年回答黄炎培‘周期律’的那一段有名的话，就是能不能跳出‘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周期律？那就是发扬民主。”

近年来，无论是学界还是政界，在破解“兴亡周期律”问题已经达成了思想上的共识，这就是必须依靠“民主”。民主是个好办法，民主是走出“兴亡周期律”的唯一办法，民主是保障国家安全以及相关的国际安全和国内安全的根本办法。

当代的国家安全决策，需要的不仅是科学的运算，而还必须包括哲学的筹谋，这也可以说是统一了科学与哲学的“运筹”。如果说在历史上，国家安全行为体“运筹”中的“运算”主要依赖的还是“经验”，“筹谋”主要依赖的还是“集权哲学”或“专制哲学”，那么到了现在，国家安全行为体的“运筹”，则既需要依靠高精尖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来帮助“运算”，更需要依靠充分人性化的哲学特别是民主化的哲学来帮助“筹谋”。

就像系统思维应当成为当代国家安全科学的重要方法一样，民主理念也应成为当代国家安全哲学的最高原则。只有把科学与人性、系统思维与民主理念有机统一到国家安全学之中，确立一种系统的民主安全观，才能使国家安全理论对国家安全实务起到积极的服务和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