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全学科建设中的“非传统安全思维”
刘跃进
[摘要] 在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中，我们需要一种包容传统思维的非传统思维，而不是排斥传统思维的反传统思维，这就是非传统安全思维。非传统安全思维不仅体现在我们10多年来从事的国家安全学科建设进程中，以及编写出版的《国家安全学》教材的整体结构中，而且还体现在一系列的创新性观点中。系统安全观的提出及其在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中的运用，是非传统安全思维的重要体现。把国民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纳入国家安全学体系，把国民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和国家安全活动的根本目的，把文化的先进性看作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非传统安全思维的重要作用。在当代国家安全论域中，“民主”既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非传统安全观念，也可能成为一种在当前和今后发挥重要作用的非传统安全思维。
一、“非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思维”
在国家安全论域中，许多问题都有传统与非传统之别，都可以区分为传统与非传统两种情况，从而形成了许多由“传统”与“非传统”作为限定词的概念。在这众多概念中，多数是真实的概念，是可以成立的，但也有一对概念是虚假的，是不能成立的。这一对虚假而不能成立的概念，就是“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而真实又能够成立的则包括“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传统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观”等等，当然也包括我们要用到的“非传统安全思维”及其对应概念“传统安全思维”。为了使后面对国家安全学科建设中“非传统安全思维”的论述建立在可靠的概念基础上，我们先提出以下几条论断，并对其作简略阐述。
首先，我们不得不指出，汉语中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是两个不能成立的虚假概念，因为在汉语中，安全指一种不受威胁和危害的客观状态，而这种客观状态并没有传统与非传统的区别，因而既不存在“传统的安全”，也不存在“非传统的安全”。同时我们还要指出的是，由于在英语中，“SECURITY”一词既可以表达一种不受威胁和危害的客观状态，还可以表达人们对是否受到威胁和危害的感觉，甚至还可以指安全机构、安全活动等等，其中有些方面（例如安全活动或安全工作）是有“传统”与“非传统”之别的，因而可以用“传统”与“非传统”这两个词来修饰它们，从而形成特定意义上的“传统的SECURITY”与“非传统的SECURITY”，即“TRADITIONAL SECURITY”与“NON-TRADITIONAL SECURITY”，并且使这两个语词表达一对能够成立的真实概念。
其次，我们认为，在客观的安全领域中，存在着某些“传统”与“非传统”问题，因而可以由此形成相应的真实概念。
（1）在客观存在的安全构成要素中，有传统与非传统之别，因而可以形成表达安全构成要素中传统要素与非传统要素的相应概念，即“传统安全要素”与“非传统安全要素”。在此，“传统”和“非传统”限定的是“要素”亦即“安全要素”，而不是“安全”。因此，这两个概念是指“传统的安全要素”与“非传统的安全要素”而不是“传统安全的要素”与“非传统安全的要素”，也就是说，它们所指的是“传统的安全构成要素”与“非传统的安全构成要素”，而非“传统安全的构成要素”与“非传统安全的构成要素”。
（2）影响安全的因素有传统与非传统之别，因而可以形成表达影响安全的传统因素与非传统因素的概念，即“传统安全影响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影响因素”。这两个概念的准确表达，是“传统的安全影响因素”与“非传统的安全影响因素”，而不是“传统安全的影响因素”与“非传统安全的影响因素”。这就是说，“传统”和“非传统”限定的都是“影响安全的因素”，而不是“安全”。因此，这两个概念还可以用这样的语句来表达：“影响安全的传统因素”与“影响安全的非传统因素”，或者“安全的传统影响因素”与“安全的非传统影响因素”。
（3）威胁安全的因素也有传统与非传统的区别，因而也可以形成威胁安全的传统因素与非传统因素的概念，即“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这是《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在分析威胁安全的因素时所用的表达，而且也是准确的表达。对这一表达进行断句，其结果只能是“传统的安全威胁因素”与“非传统的安全威胁因素”，而不能是“传统安全的威胁因素”与“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因素”。对于这两个概念，人们当然还可以表达为“威胁安全的传统因素”与“威胁安全的非传统因素”，以及“安全的传统威胁因素”与“安全的非传统威胁因素”。与此相应而简洁的另一种表述，“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其含义当然也只会是“传统的安全威胁”与“非传统的安全威胁”，而绝不会是“传统安全的威胁”与“非传统安全的威胁”。
（4）表达保障安全手段传统与非传统之别的概念：“传统安全保障手段”与“非传统安全保障手段”。这两个概念表达是含义，分别是“传统的安全保障手段”与“非传统的安全保障手段”，而不是“传统安全的保障手段”与“非传统安全的保障手段”。
（5）表达安全价值之传统与非传统的概念：“传统安全价值”与“非传统安全价值”，其含义是指“传统的安全价值”与“非传统的安全价值”，而不是指“传统安全的价值”与“非传统安全的价值”。
再次，在对安全的主观认识中，也存在传统与非传统区别，而且不同形式和不同程度的安全认识都有传统与非传统之别，从而形成了下面一系列以“传统”与“非传统”限定的安全问题上属于认识论范畴的概念。
（1）表达安全意识之“传统”与“非传统”的概念：“传统安全意识”与“非传统安全意识”。其含义是“传统的安全意识”和“非传统的安全意识”，而不是“有关传统安全的意识”和“有关非传统安全的意识”。
（2）表达安全认识之“传统”与“非传统”的概念：“传统安全认识”与“非传统安全认识”。其含义也是“传统的安全认识”和“非传统的安全认识”，而不是“对传统安全的认识”和“对非传统安全的认识”。
（3）表达安全思维之“传统”与“非传统”的概念：“传统安全思维”与“非传统安全思维”。其含义只能是“传统的安全思维”和“非传统的安全思维”，而不会是“对于传统安全的思维”和“对于非传统安全的思维”。
（4）表达安全观念之“传统”与“非传统”的概念：“传统安全观念”与“非传统安全观念”。其含义当然是“传统的安全观念”和“非传统的安全观念”，而不可能是“有关传统安全的观念”和“有关非传统安全的观念”。
（5）表达安全理论之“传统”与“非传统”的概念：“传统安全理论”与“非传统安全理论”。这两个概念表达的必然是“传统的安全理论”与“非传统的安全理论”，而不可能是“有关传统安全的理论”与“有关非传统安全的理论”。
第四，综合反映安全领域存在的“传统”与“非传统”之别的概念，可能用“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来表达。这两个概念，相当于英语中的“TRADITIONAL SECURITY”与“NON-TRADITIONAL SECURITY”。因此我们建议，对于英语中的“TRADITIONAL SECURITY”与“NON-TRADITIONAL SECURITY”，如果没有具体语境或脱离具体语境时，最好译成“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而不要直译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当然，如果有具体的语境，那则需要根据具体语境，该译成“传统安全要素”与“非传统安全要素”时就译成“传统安全要素”与“非传统安全要素”，该译成“传统安全观念”与“非传统安全观念”时就译成“传统安全观念”与“非传统安全观念”，以及其他种种具体的汉语表达。
第五，“传统安全思维”与“非传统安全思维”，可以广泛地把“传统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观”、“传统安全理论”与“非传统安全理论”、“传统安全认识与非传统安全认识”、“传统安全研究方法”与“非传统安全研究方法”等等概括进去，因而是在进行安全思考和安全研究时，可能起到积极作用的新的思维方式。如果就此能够自觉地做出科学选择，对于安全研究课题的确立、安全研究进度的保障的以及安全研究成果的取得，都会有重要意义。显然，在现时代，“非传统安全思维”要比“传统安全思维”具有显著的优势，是我们在进行安全研究时应该自觉选取和自觉运用的。更重要的是，这种在科学研究中对思维方式的选择和运用，并不是一句话就解决问题的，而要真正落到实处，否则所谓选择和运用“非传统安全思维”，就是一句没有实际意义的空话。由于本文的论域只限于“安全”甚至“国家安全”，因而后面在说到“非传统安全思维”时，有时会简化为“非传统思维”，但它所指与“非传统安全思维”一样，即安全领域或国家安全领域的非传统思维。
在此还需要指出的是，安全领域的“非传统思维”，即“非传统安全思维”，并不是对“传统思维”抛弃，而是对传统思维的扬弃和继承。这也就是说，“非传统安全思维”虽然超越了传统安全思维要素，但也包含了传统安全思维要素，而不是排除了传统安全思维要素。例如，传统思维已经运用了数千年的形式逻辑的概念定义方法和观点论证方法，在非传统思维中照样存在，照样发挥作用，而不能抛弃不用。
反传统虽然也是一种非传统，但非传统并不等于反传统。在许多时候、许多方面和许多情况下，非传统对传统来说并不是矛盾和对立的关系，而是继承与包含的关系。虽然在概念的外延上，“非传统”与“传统”是两个不相容的全异概念，是两个具有矛盾关系的概念，但在现实中，非传统与传统是却不一定就是矛盾性存在，而常常是在非传统中包含着传统。与这些点像人与胳膊的关系，也像北京市与海淀区的关系，虽然“人”与“胳膊”是两个全异关系的概念，但现实中的人无疑是一个包括胳膊在内的整体；虽然“北京市”与“海淀区”在外延上也是两个全异概念，但在现实地理上，北京市则包括了海淀区。在理解“非传统安全思维”这一概念时，在运用“非传统安全思维”进行思考和研究时，更应该注意这一点。
因此，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包容传统安全思维的非传统安全思维，而不是排斥传统安全思维的非传统安全思维；我们需要的是一种包容传统安全观的非传统安全观，而不是一种排斥传统安全观的非传统安全观。虽然传统安全思维和传统安全观关注的主要是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主权安全等传统安全要素，以及军事攻防、政治对抗等传统安全手段，而不可能关注到新近出现的一些非传统安全要素，但一种科学合理的非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思维，其绝不会只是关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科技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要素，而是同时关注军事安全、政治安全、主权安全等传统安全要素，是对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作全面的综合性考虑、全方位的系统性研究。这正是我们所强调的非传统安全观与那种排斥传统安全思维的非传统安全观的一个重要区别
此外还要注意的是，非传统安全思维既包括以非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理论为主要内容的非传统安全观，也包括以非传统安全研究方法、非传统安全研究手段等为主要内容的非传统研究途径。
二、国家安全学科建设中的非传统安全思维
事实上，人们在当前思考、研究和处理国家安全问题时，或多或少都会采取一种不同于传统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即非传统的安全观和非传统的安全思维。这一点并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愿，而是由客观存在的安全形势所决定的。在全球化的时代，人们对于主权安全问题的思考、研究和处理，必然不同于18世纪和19世纪。在信息技术已经广泛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情况下，思考和处理国家安全事务时就不可能回避信息安全问题，从而也就不得不受到非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思维的某种程度的影响和支配。
然而重要的问题并不是我们会不会在不自觉的状态下受非传统安全思维的某种影响，而是我们能不能自觉地把非传统安全思维作为我们认识、理解、研究和处理安全问题的思维方式，能不能使非传统安全思维成为在安全和国家安全领域形成科学理论、做出科学决策的科学有效的思维方式和方法。据此，我们回顾了10多年来在建立国家安全学和国家安全学科体系过程中，在我们的研究工作中起过作用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感觉到非传统安全思维方式事实上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这种作用还有一种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过程。
20世纪90年初，国际关系学院在专业改革的过程中，就已经开始思考国家安全理论和国家安全学科建设问题，但当时的这种思考主要还是建立在传统安全观和传统安全思维基础上的，因而把国家安全问题仅仅看作是政治、军事、主权、领土问题，把维护国家安全手段主要定位于军事和情报手段上，并且以情报保卫为主。受行政系统的牵制，这种观念和思维方式一直延续到90年代中期。1997年夏，时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的桑松森研究员召集部分教学科研人员就编写《国家安全学基础》教材进行小范围研讨，并把他自己草拟的教材提纲拿了出来供大家讨论。从这份提纲和大家的讨论可以看到，由于受行政主管部门管理工作以及国际政治研究的无形牵制，多数人或者把国家安全问题等同于我国国家安全机关管理的情报保卫工作，或者把国家安全问题仅仅理解为国际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没有自觉地生态、信息、科技、文化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纳入国家安全研究对象和教学内容之中。
然而就是在这次小范围的研讨会上，本人感觉到把情报保卫工作作为“国家安全学”的主要内容，即使把国际政治领域强调的主权、领土、军事、政治等也放进去，与“国家安全”这一概念还是相差甚远的，还是不符合“国家安全”这一名称的。要与“国家安全”一词相符，必须在“国家安全学”中论及当代国家安全涉及的方方面面的内容，必须对这些内容做出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合理安排。虽然当时还没有自觉提出要“非传统安全思维”来指导国家安全研究和国家安全学教材编写，但这一想法其实已经不自觉地包含了非传统安全思维。当然，这种非传统安全思维不仅是不自觉的，而且是不全面的、不系统的，因而尽管考虑到了国家安全中的文化问题、资源问题、国民问题，但却没有考虑到科技、生态、信息等方面的问题。这一点集中反映在自己会后写就的一篇短文中。
在这篇首发于内部刊物《首都国家安全》1998年第2期，后被当年首次公开发行的《国家安全通讯》缩改转载的文章中，我们认为，“由于国家安全涉及到主权、国土、政治、经济、国民、资源、文化等方方面面，国家安全工作也包括军事、外交、情报等不同国家部门，因而长期以来对国家安全从整体上进行理论研究还比较贫乏，更没有建立起专门的国家安全学和国家安全学科体系。此外，由于国家安全工作中的许多内容具有一定的机密性，特别是情报与反情报工作具有高度的机密性，从而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国家安全问题只有专门的职能机构才能过问，理论研究在此成了禁区。这也影响了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对国家安全问题进行科学的理论研究，导致国家安全学和国家安全学科在整个社会科学体系中还没有自己的一席之地。这一点，与国家安全在人类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及国家安全工作在国家生存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极不相称。”[1](P．2）[2]（P．31）“把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工作作为研究的客观对象，揭示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工作的本质、规律，从而建立起一门新的社会科学（即国家安全学），甚至建立起一个学科体系（即国家安全学科体系），这不仅可以去做，而且应该去做，必须去做。从整体上进行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建立起国家安全学和国家安全学科体系，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讲，这种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与完善，它为人们更全面地认识社会历史，认识社会活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而弥补了社会科学体系的不足。从现实生活和实际工作来看，国家安全学研究和国家安全学科体系的建立，将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工作的认识，提高公民的国家安全意识，从而更广泛有效地保障我国国家安全，为经济建设和提高综合国力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1]（PP．2-3）
这篇文章发表后，在进一步研究《国家安全学基础》编写大纲的过程中，我们对国际政治、军事科学、社会治安等领域的安全研究给予了高度关注，并着眼于全球化时代安全现实，从而很快意识到国民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要素在当代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意义，并且着手研究这方面的问题，特别是非传统安全观问题。这一点，在我们有组织地发表于《国家安全通讯》开辟的“国家安全学理论探讨”专题的系列文章中得到了反映。从1999年第1期开始到2000年第12期结束，《国家安全通讯》在“国家安全学理论探讨”专题栏目中发表了参加《国家安全学基础》参编者的系列文章，内容涉及国民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等非传统安全问题。[3][4][5][6][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
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我们开始自觉地把非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思维贯彻到国家安全研究和国家安全教材编写中，并且使这一新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具体化，提出了要确立一种“系统安全观”的想法。把非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思维具体化为“系统安全观”，最初体现在发表于《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1年第2期上的《系统安全观及其三层次》一文中。
在这篇讨论安全观的论文中，我们认为，“人类的进步，形势的变化，时代主题的转换，使传统国家安全观很难对国家安全领域的新问题做出合理有效的解释，更难被用来解决各种各样新的国家安全问题，这便使人们不得不考虑确立新的国家安全观的问题。无论是国际问题研究人员，还是国家首脑和政府官员；也无论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还是其他发达国家和众多的发展中国家，都在思考并试图采用或提出各种各样新的安全观，以便能够对国际国内各种新的安全问题做出更加合理的解释，为各种各样的国家安全问题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这就形成或者强化了各种新安全观”[22]（P.3）。这里所说的“新安全观”，也就是如今所说的“非传统安全观”。我们当时在肯定各种非传统安全观的同时，也指出了现存各种非传统安全观的缺陷，并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层面上，提出了确立“系统的国家安全观”亦即“系统安全观”的设想。这种系统安全观，其实就是运用具有普适性的系统方法对国家安全问题进行系统思考，从而能够在安全问题上得出符合时代发展和现实要求的科学理论，提出具有充分可行性的对策。这种系统安全观和系统安全思维，也就是我们所要确立并在此后自觉运用的“非传统安全思维”。在此，我们有必要把当时对于系统安全观之“普遍点”的论述抄录如下，以便了解这时已经基本形成的这种非传统安全思维的主要内容。
“第一，国家安全是一个社会系统，国家安全活动和国家安全工作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因而必须运用系统的观点、原则和方法认识和分析国家安全、国家安全活动，以及各种安全要素之间的关系。
“国家安全的系统性不仅表现在国家安全涉及国际国内两个方面，涉及国民、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科技、信息、民族、宗教等等各种要素，而且更表现在这些不同的方面和要素不是机械地“综合”起来的，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互相渗透，并有机地统一在国家安全大系统之中的。国家产生初期的国家安全较之当代虽然比较简单，但也是一个统一的社会系统。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国家安全系统内外要素都在不断增加，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互动而更加复杂。这就更需要人们运用辩证的系统思维来观察国家安全问题，用辩证的系统思维来制定安全活动的计划、方针、政策、措施，用辩证的系统思维来从事国家安全工作，开展国家安全活动。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用系统的观点观察和认识客观存在的古今中外的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活动，另一方面需要用系统的观点和方法来指导国家安全战略的制定和国家安全工作的开展。
“第二，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活动系统中，各要素所处地位和所起作用是不同的，同时又是可以转化的，因而既需要对国家安全系统中的各要素进行系统化的战略性定位，又要根据系统的运行情况对各要素的地位和作用进行具体分析。
“从人类进步和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看，从本质和规律性的高度来认识，在国家安全大系统中，国民的安全和利益是国家安全的核心和国家安全活动的最终目的，经济安全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是国家安全最重要的保障，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的精神载体，科技安全是知识经济时代国家安全的最强大的能源和动力。这是系统安全观对国家安全系统中的一些主要方面的战略性定位。但是，系统安全观还认为，从社会运动的波动性、曲折性和复杂性来看，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在不同的国际国内形势下，国家安全诸要素在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因此，系统国家安全观既从宏观战略角度和整体长远视野（长远视角）上，认定国家安全诸要素之间本质的必然性关系，又承认在微观战术角度和不同时代不同范围内，国家安全诸要素的地位和作用是可以转化的，它们之间是互相联系、动态制约的，因而在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和开展国家安全活动时，要根据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析。
“第三，国家安全不是一个封闭系统，而是一个开放系统，国家安全既具有内包性，也具有外涉性，在内包国民安全、经济安全、政治安全、军事安全、文化安全、科技安全等内容的同时，又外涉他国安全、地区安全、国际安全、全球安全，甚至社会之外的自然环境。在全球化浪潮已经使地球成为一个‘地球村’，各个国家正在密切联系为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整体的今天，任何国家及其安全都不是封闭系统，也不可能人为地封闭起来，而必然是程度不同且不断扩大开放程度的开放系统。一国安全总会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他国安全、地区安全、国际安全、全球安全的影响，同时必然不同程度地影响到他国安全、地区安全、国际安全、全球安全，甚至在涉及各种社会要素的同时，还会涉及到各种非社会性的自然条件，比如生态环境及其安全，涉及到地球之外的球外环境及空间安全。这就更需要人们运用开放性的系统思维和方法，解释和保障开放性的国家安全。
“第四，高水准的国家安全状态，不仅在于通过强力来‘维护’，更在于通过合理的系统化的社会制度和安全机制来‘保障’。
从历史上看，强力可以维护国家安全于一时，但无法保障国家安全于长远，而只有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特别是适应生产力发展和经济发展要求，符合人民群众意愿的合理的社会制度和安全机制，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制度和体制的合理性，是从根本上保障国家安全的关键。那些能够顺应时代要求不断地适时改革、改良和完善其社会结构和体制的国家，就能够安全地立于世界；相反，那些守旧不变，抱残守缺，不思根据时代发展进行制度和体制方面的改革调整的国家，极可能从安全走向不安全，甚至走向动乱和灭亡。中国之所以能够有今天较好的安全形势，就是因为20年来在社会制度、体制和结构等方面进行了多方面的改革和调整，而中国之所以还存在着一些内部安全隐患，除了国际因素之外，更主要的还在于对内部的旧体制、旧结构、旧机制的改革和调整还没有完全到位，还有一些方面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和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精神需要。
“系统安全观在从整体上和宏观上强调机制的‘软作用’的同时，也强调系统内外各种不同的‘硬要素’的独特地位和作用，强调‘软机制’与‘硬要素’的互相作用、互相制约。合理的社会制度和体制对国家安全具有系统性决定作用，但国防建设、军事力量、警察队伍等强制性国家机关，在不时发生的某些特殊情况中，对国家安全来说具有重要的屏护作用。” [22]（PP.4-6）
如上这些论述，正是我们后来在撰写内部版《国家安全学基础》（2002年印发）及公开版《国家安全学》（2004年5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时所努力想要运用但运用得还不太好的非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思维。在政法版《国家安全学》中，我们把整个国家安全问题分为国家安全的构成要素、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危害（或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国家安全保障体系这样四个方面来论述，而在其中的每个方面，都同时关注到了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两个方面，并努力把传统安全问题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统一起来进行系统思考，以便能够对当代国家安全问题有一个全方位的系统性描述。这其中体现的当然不是传统安全思维，而是一种非传统安全思维。由于《国家安全学》教材在国际关系学院、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防科技大学、华东政法大学等高校的使用，以及被许多研究论著广泛引用，这种以系统安全观为基本特征的非传统安全思维应该正在发挥着越来越广泛的作用，产生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
三、国家安全学科体系中的非传统安全思维
非传统思维不仅体现在我们10多年的学科建设进程和教材的整体结构中，而且还体现在已经初步形成的国家安全学科体系中，体现在这个体系的结构及其包括一些新观点中。在此，我们仅以系统安全观的时代点、系统安全观的中国点、国民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文化的先进性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等观点加以说明。
在2004年出版的《国家安全学》中，我们不仅把2001年发表的《系统安全观及其三层次》一文中的观点全部采纳进来，而且也努力在整个教材中运用这种思维方式和方法，以便对当代国家安全问题有一个全面系统的论述，从而使这种以系统安全观为主要内容的非传统安全思维方式和方法在我们建立的国家安全学科中得到具体体现。无论是在2001年的论文中，还是在2004年的教材中，我们都努力“把系统安全观的一般方法和观点运用到对现时代安全问题的分析中，对现时代的安全问题做出系统的分析和解释，并提出保障现时代安全的思路和措施”[22]（P.6）[23](P.)，形成我们所说的系统安全观的“时代点”。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认为，“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安全与国际安全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人们不仅需要把国际安全作为国家安全这一开放大系统的外部环境来看待，而且需要把国家安全作为全球安全和国际安全这一更大的社会系统中的子系统来看待，必须从国际安全的广阔视野中审视国家安全。” [22]（P.6）[23](P.) “在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信息国际化、文化多样化的现时代，在世界各国已经被密切联系在一起，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社会大系统，已经变成了‘地球村’这样一个大村庄的时代，人类之间的联系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都已经无法用国界线隔离，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的动乱和不安定，都不仅仅会波及到邻国，而且会波及到远在万里之外的其他国家。因此，国家安全已经不仅仅是一个国家自己的事情，也不仅仅是地缘相邻的几个国家之间的事情，而成了国际性的事情，成了全人类的事情。国家安全由此与全球安全、国际安全、地区安全密切相关，人们需要从国际安全的大视野中审视国家安全，从国际安全环境中思考自己国家的安全。” [22]（P.6）[23](P.) “由于各国的安全和利益的系统性联系，各国在追求自己的安全和利益时，必须考虑到其他国家的安全和利益，以‘共赢’的思维方式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安全及利益关系”。“[22]（P.6）[23](P.)在当代世界一体化的国际安全大系统中，要保障国家安全，就必须保障国际安全，而要保障国际安全，各国特别是超级大国必须放弃只想获得而不想做出相应的付出这一追求绝对安全的奢望，必须彻底抛弃冷战思维，坚持系统思维方式，以互信、互利、互谅、互让、平等、合作的态度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营造全球范围内的共同安全，以防止各种威胁国家安全的国际冲突和战争，最终在不同国家之间实现‘双赢’，甚至在全球范围内实现‘共赢’” [22]（P.6）[23](P.)。
在《国家安全学》中，我们还努力运用包括系统方法在内的非传统安全思维来认识和观察我国国家安全问题，形成建立包括系统安全观在内的非传统安全思维基础上的某些“中国点”。我们认为，“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安全系统中，需要把国民安全是国家安全之核心和国家安全活动之根本目的的一般观点，具体化为以人民群众的利益和安全为根本出发点，用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指导国家安全活动，既把人民群众的安全和利益作为国家安全的核心和国家安全工作的根本目的放在头等重要位置，又把人民群众作为国家安全活动的依靠力量，坚持群众路线，使全国人民都关心国家安全，以不同的方式参与和支持国家安全活动。” [22]（P.6）[23](P.)在《国家安全学》第五章“国民安全”中，我们对这一观点作了更充分的论证。这样一种观点，与传统安全观和传统安全思维完全不同，是对国家安全问题的一种非传统思维，是非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思维的具体体现。
此外，《国家安全学》第11章“文化安全”采用了2002年发表的《文化的先进性是国家文化安全关键》中的主要观点，不仅在把文化安全作为当代国家安全的重要构成要素时显示出了非传统思维，而且在论述国家安全文化安全问题时进一步体现了非传统思维方式，得出了“文化的先进性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这一重要的非传统观点。在提出“文化就是社会化”后，我们把文化安全的内容分为语言文字安全、风俗习惯安全、价值观念安全、生活方式安全四个方面，认为文化安全的本质是民族文化特质的保持与延续，而文化安全的关键是文化的先进性。对此，《文化的先进性是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和《国家安全学》都写道：“从表层来看，国家文化安全确实与民族文化传统的继承、现存文化的不受侵害具有各种不同形式的必然联系，与‘文化渗透’、‘文化霸权’直接对立，包括抵抗‘文化渗透’、‘文化霸权’，保障现有文化，包括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社会意识等等免受外来文化的冲击与破坏。但是，从本质上讲，民族传统、价值观念、社会意识等等一切文化形式，在历史上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这种发展变化虽然脱离不了前人留下的文化遗产，但它更根植于本民族新生的社会经济基础之中，也受到其他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深刻影响。” “当代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早已经不是纯而又纯的中国传统文化，它不仅蕴含着中国土生土长的儒家传统，而且更体现着当今中国的经济基础，并且已经越来越多地包含了各种各样的西方近现代文化，特别是产生于西方的近现代科学技术和社会意识形态，其中占主导地位的当然是马克思主义。”“虽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搞‘文化霸权’和‘文化渗透’时在主观上追求的是自身的利益，有时甚至通过非常野蛮的形式追求自身的特殊利益，表现出来的经常是一种对落后民族的歧视、掠夺、侵略、压迫，但是在客观上，这一过程确实又起到了传播‘优秀文化’和‘先进文化’的作用，使其文化中的某些先进内容‘渗透’到了落后国家之中，成了落后国家改变自身落后状态的精神养料。这就是近代以来发达国家对落后国家进行‘文化侵略’，搞‘文化霸权’和‘文化渗透’的双重性。”[24](P.49)[23]“因此，在分析帝国主义和西方国家的文化侵略、文化霸权、文化渗透等问题时，也需要辩证地看，看其中的两面性，既看到其中‘侵略’、‘霸权’、‘渗透’的残酷与阴险，也要看到其中所包含的‘文化’特别是‘文化’中优秀的和先进的方面，以及这些优秀的特别是先进的文化对于落后国家文化建设和文化安全的重要意义。”“对于国家文化安全来说，更为重要的不是帝国主义国家、发达国家搞不搞‘文化渗透’、‘文化霸权’、‘文化侵略’，而是我们如何科学地认识和理性地面对‘文化渗透’、‘文化霸权’、‘文化侵略’。我们反对残酷野蛮的‘侵略’，反对恃强凌弱的‘霸权’，反对包藏祸心的‘渗透’，但是我们却不应反对‘文化’，特别是不应因此拒绝在帝国主义国家产生的‘优秀文化’和‘先进文化’”。“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并不是维护传统文化和现存文化的纯洁性，也不是拒绝外来文化的影响和渗透，而是保障和促进传统和现存的民族文化沿着先进性的方向发展，一个国家只有在与其他民族，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文化交流中，在不断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并改造民族文化以保持自身文化具有一定程度的先进性的基础上，才可能真正获得自身的文化安全。保持文化一定程度的先进性，是保障国家文化安全的关键。文化的先进性程度越高，文化的安全度也就越高。”[24](P.49)[23]
在观点创新与论述中体现非传统思维的同时，国家安全学科体系中的方法选用和创新也在一定程度上体了非传统安全思维。在《国家安全学》第一章中，我们专门讲到了国家安全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其中既提到了哲学方法，也提到了逻辑方法，还提到了科学方法，然而更重要的是提出了一种对于处在草创阶段的国家安全学来说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即“古今中外归纳概括法”。所谓“古今中外归纳概括法”，就是要搜集古今中外有关国家安全的各种事实材料和各种理论观点，对复杂的国家安全事实进行归纳概括，在理论形态上形成比较完整的国家安全全景图，进而从中探索具有普遍性的本质性的东西和规律性的东西，形成一些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原则和观点。我们虽然不能说国家安全学目前还处于搜集和整理材料的阶段，但搜集和整理材料的任务却是建立国家安全学的时间起点和逻辑起点。在搜集和整理材料中，运用“古今中外归纳概括法”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方法对于整个哲学社会科学虽然不能说是非传统的，甚至可以说是传统的，但对于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和国家安全理论研究来说，却具有某种非传统的意义。后来，有人在撰写国家安全史方面的博士论文时，还专门提到了这一方法，认为这一方法对其博士论文的完成具有重要意义。
当然，非传统安全思维的创新和运用是没有止境的，在今后的国家安全研究和学科建设中，还需要进一步创新和运用其他的非传统安全思维。如今，我们在继续强调和运用“系统方法”的同时，也开始思考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思维的“民主观点”对国家安全研究和实践的重要作用。在为《帝国生存环境的诠释——北宋国家安全问题研究》一书所作序中，本人就写道：“我们在此所强调的，是科学与民主在国家安全研究中的统一，亦即当代科学精神和当代人文精神的统一。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中国一些先进的思想家和学者就在吸纳西方先进文化的基础上，提出了民主与科学的口号，并试图以民主和科学为指导进行理论研究和社会改选。后来，面对外敌入侵对国家安全和民族生存日益严重的威胁和危害，救亡压倒了启蒙，民主与科学的理念在中国社会及学术研究中的贯彻普及受到严重干扰，甚至一度出现中断和倒退现象，以至于专制和蒙昧在当代中国社会及其知识阶层中还不时沉渣泛起。然而更为可怕的，并不是专制与蒙昧的结合，而是专制与科学的结合。当法西斯德国和日本被现代科学武装起来后，它们带给人类和它们自己国家的，都不是安全与幸福，只是更为可怕的灾难。由于国家安全不仅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而且事关每个国民的身家性命，因而在这一领域就更需要强调科学与人性的结合，强调民主思想和民主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时代需要的是人性的国家安全，不是反人性的国家安全，而能够有效保障人性原则得到贯彻执行的，只有民主制度。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意义之一。没有民主理想的科学技术，带给国家和国民的可能是灾难和不幸，而非安全和幸福；相反，没有先进科技支撑的民主理念，必然软弱无力，也不可能给国家和国民带来稳定而持久的安全和幸福。国家安全研究的根本目的，就是要为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国家提供一种民主与科学高度统一的安全理论，并最终为我们的国家安全和国民安康服务。由于这样的安全理论在人文性上强调民主理念，在科学性上强调系统方法，因而可以称作‘民主的系统安全观’。”[25]（序二）事实上，在当代国家安全论域中，“民主”既可能成为一个重要的非传统安全观点，也可能成为一种重要的非传统安全思维方式和方法。
此外，在国家安全研究和教学中，我们也越来越意识到数学和实证方法运用的必要与困难。运用数学及实证方法解释和解决社会问题，如果说在经济学领域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因而也说不上是什么非传统思维，那么在国家安全学科领域，应该说还是比较新颖的，是一种非传统安全思维。如果不是这种方法运用起来难度太大，在国家安全学科创建的早期也许就会受到重视甚至被具体运用。正是由于难度太大，目前在国家安全领域还少有成功运用的案例，但确实也已经有人在做这方面的尝试，我们也在不同场合向数学基础好的同仁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例如，在《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发表的《全面理解“国家安全”概念》一文中，作者汪育俊先生就提出了一个“国家安全公式”：Ns=(C+E+M)×(S+G+N)×(Ls+D)，其中Ns表示国家安全，C表示人口和领土构成的基本实体，E表示经济力量，M表示国防和军事力量，S表示国家战略目标，G表示国家政权力量，N表示国家文化力量，Ls表示国家的国际安全战略，D表示国家的外交能力，由它们分别构成的(C+E+M)表示硬国力，(S+G+N)表示软国力，(Ls+D)表示国际安全。[26]（P.7）虽然汪先生在这里并没有给出具体的数值计算单位和方法，但这已经是运用非传统安全思维方式解决安全度量问题的一种非常有益的尝试了。非常惭愧的是，由于数学功底和实证科学研究训练的缺乏，本人在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中，从来没有建立数学公式和数学模型的勇气，而只能在文章中和课堂上“忽悠”年轻学子去做这种吃苦受累的事。在为子杉（即任卫东）所著《国家的选择与安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安全观的演变与重构》一书所写书评中，本人曾忽悠道：“就科学性而言，本书也仅仅是在基本概念定义的逻辑性上有所表现，在科学理论所要求的实证性上并没有太大突破，而这一点恰恰是包括国家安全学在内的所有社会科学都需要进一步努力去做的。这样的要求对作者是过于苛刻了，因为我知道这是本人一生都不可能达到的目标，也是吾辈中多数人终其一生也难以达到的目标。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连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情，为什么还要苛求于人呢?这实在是因为太希望我们从事的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国家安全研究，能够早日步入科学轨道。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这样一种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谁人会做呢?我也许没有能力去做这样的尝试，但比我年轻的任先生，比任先生更年轻的下一代甚至下几代的中国人，一定会有人来成就这番事业的。愿就此与任先生共勉，也愿就此与其他有志于国家安全理论研究及其科学化的同仁及后起共勉。”[27]（P.80）虽然我们已经认识到国家安全学科领域研究方法的创新，特别数学和实证方法的运用，可能还是件遥遥无期的事情，但对这类科学研究方法的向往，应该说已经是一种非传统安全思维了，而且它也必然成为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向这类方法不断靠近的重要推力，成为将来成功地运用数学和实证方法这类具体的非传统安全思维解释和解决国家安全问题的前奏。
[参考文献]
[1]刘跃进．为国家安全立言——“国家安全学”构想[J]．首都国家安全，1998(2)．
[2]刘跃进．建立“国家安全学”初探[J]．国家安全通讯，19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