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过去，认清现状，开创未来
——谈谈为什么要建立国家安全学及国家安全学科体系
刘跃进
《首都国家安全》（1999年第5期）编者按：刘跃进同志的《为国家安全立言》一文在我刊去年第二期刊载后，部《国家安全通讯》又在今年第1期予以公开发表，从而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影响，引起了一些专家学者的重视。在本期刊登的《超越过去，认清现状，开创未来》一文中，作者对建立国家安全学及国家安全学科体系的构想又进行了更加详尽和充分的阐明，以期推动这一学术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对于国家安全，特别是以间谍情报活动为主的国家安全工作，以住人们说到时多是在讲故事，谈经验，集史料，提观点，而缺乏系统的理论研究，更没有把它作为一门科学和一个学科体系来研究。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国家安全特别是国家安全工作，不应只是讲故事的好题材，不该只把总结经验教训作为自己存在与发展的基础，不能只停留在搜集史料这一“搜集材料”的阶段，也不能仅仅满足于一些具体问题的研究，而需要建立起科学的理论体系和学科门类，对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工作进行系统的科学研究。
不能只讲故事
国家安全特别是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间谍情报工作，历来都是讲故事的好题材。从古到今人们一直在演绎着这方面的故事，这其中既有正史上的故事，也有野史上的故事，还有历史演义里的故事和虚构小说里编的故事，在今天更有电影电视里的故事。中国的历史典籍十分丰富，关于间谍情报活动的记载虽然所占比例不大，但也为数不少，其中许多具有一定的故事性。根据正史材料与民间传说而创作的历史演义，其中间谍的故事就更多了。至于纯粹虚构的小说，也有不少专门描写间谍情报活动的。在人类发明了电影电视之后，间谍故事又很快就占据了这一新的领地。讲间谍故事的人，既有历史学家，也有文学家，既有传记作家，也有教育工作者，有时间谍和抓间谍的人也会讲述自己的故事，例如二战期间盟军著名的反间谍专家平托就著有《我的反间谍生涯》等书，中国共产党杰出情报人员熊向晖也著有《地下工作十二年与周恩来》。当然，人们讲间谍故事的目的是不同的，有的是为了“载道”，有的是为了娱乐，有的是为了教育，有的是为了赚钱。在人们的价值观日益多样化的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无论用间谍故事进行宣传教育，还是借间谍故事消遣娱乐，甚至是靠间谍故事卖文赚钱，如果不违法犯罪，那么应该说都是可以存在的。
讲故事不仅可以消遣娱乐，而且可以宣传教育，因而讲故事也是进行国家安全宣传教育的一种好形式。通过讲间谍故事，可以进行国家安全工作的宣传教育，可以增强人们的国家安全意识。在此，我们不仅不否认讲故事对国家安全工作的积极作用，甚至还强调应该进一步通过电影电视等手段讲好间谍故事，宣传国家安全工作。
但是，讲故事对于国家安全工作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在讲故事之外更需要对国家安全工作进行科学研究，并通过这种科学研究来指导国家安全工作。这就是说，国家安全工作需要讲故事，但又不能停留在讲故事上，而必须在讲故事之外或之上进行国家安全理论研究，进行谍报理论研究。如果只满足于讲故事，而不从理论上深入研究国家安全理论及谍报理论，这对国家安全工作也是不利的。在此，我们应该从军事科学及警察科学的建立与发展上汲取有益的养料。
战争自古以来就是讲故事的好素材，但是人们早已不满足于讲战争故事，而是早已经开始研究战争理论。在中国，古代就出现过《孙子兵法》等著名的军事著作。在国外，以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为代表的军事科学著作也不在少数。警察制度虽然在历史上出现的较晚，但“警察与强盗”的故事却不仅吸引着无数的少年儿童，而且也是成人喜爱的故事种类之一。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可以讲出非常生动的故事领域，也早出现了非常抽象的理论体系。警察学在国外早已出现，而中国式的警察学──公安学，在８０年代也已经建立起来，如今已经列入国家正式颁布的高等教育学科门类之中了。
战争和警察的故事虽然至今还在被人们大讲特讲，但军界和警界都早已经超越了讲故事的历史阶段，而建立起了自己的学科体系，难道我们不应该以此为榜样，力争尽快建立起国家安全学科体系吗？成人需要一些儿童的游戏，但难道能够把儿童游戏作为成人活动的唯一形式或主要形式吗？显然不能，成人不能没有娱乐，但成人更要工作，而工作不能依靠形式化的故事来支撑，而必须有抽象的理论来指导。这就是国家安全领域或谍报领域需要超越讲故事的儿童阶段，而进入讲科学、讲理论的成人阶段的必要性。我们不能只讲故事，不应该停留在讲故事的阶段。我们需要超越形象思维，学会科学抽象。
不能只谈经验
古代中外谍报界并非只是在讲故事，谍报人员也在做工作，也在总结自己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在研究古今中外谍报界的工作之后，我们也会发现，谍报人员除了工作之外，还都不断在总结经验教训，以利更好地进行工作。古代的谍报人员这样做过，今天的谍报人员也在这样做，外国的谍报人员这样做过，中国的谍报人员也这样做过。
在中国古代，用间者多为军事将领，他们就象不断地总结自己在军事行动中的经验教训一样，也在不断总结自己在用间反谍中的经验教训，从而得出了一些非常有益的观点。例如，中国唐代名将李靖，其所著兵书就总结了自己用间的经验教训得出过一些有益的观点。二战期间反间谍专家平托，在自己的著作里也谈到了自己的反间谍经验。熊向晖在其所著《地下工作十二年与周恩来》中，也有许多经验总结。在建国前中国共产党的情报与反间谍工作中，总结经验教训就是一种经常性的工作方式，是提高情报与反间谍能力的有效手段。邓小平１９４３年１月２６日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五年来对敌斗争的概略总结与今后对敌斗争的方针》的报告中，就有一部分专门总结了当时中国共产党情报与反间谍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对当时的工作起了积极的指导作用。（见《邓小平文选》第１卷第４５─６３页）
但是，就象讲故事对国家安全工作及谍报工作有一定作用但人类不能停留在讲故事的阶段一样，总结经验教训对谍报工作的作用更为直接和明显，但是人们也不能永远停留在总结经验教训用经验教训来指导工作的水平上。经验是有用和有效的，但它已经被证明不如科学更有用更有效。在人类社会发展的早期，人们把经验知识作为生存的重要手段，依靠经验狩猎稼穑，依靠经验修路架桥，依靠经验治病疗伤，依靠经验理财治国。但到了今天，狩猎稼穑已经不只能依靠经验，而要依靠农业科学、生物科学；修路架桥也不只是凭借能工巧匠的师传手艺，而是需要力学、工程学和桥梁学等；治病疗伤虽然有时还会让祖传秘方一显身手，但现代医学早已成为增进人类健康的主角；个人理财虽然还没有完全科学化，但企业和国家理财及治理国家却不能不依靠各种具体的金融科学及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安全及谍报工作还有什么理由依然停留在只依靠经验办事的水平上呢？
当然，就象讲故事对国家安全工作有用一样，总结经验教训对国家安全工作也有重要的意义。但是，又象我们不能停留在讲故事的儿童阶段一样，我们也不能停留在依靠经验生存的古代社会。国家安全和谍报工作需要总结经验教训，但更需要把经验教训上升为科学理论，并用系统的科学理论指导现实的国家安全工作。我们需要超越经验知识，从经验中提升出科学理论。
不能只去搜集史料
国家安全与国家安全工作既然随着国家产生就产生了，那么有国家以来的人类历史当然就包括了国家安全史和国家安全活动史。通过中外各国的历史典籍，我们确实能够找到许许多多的国家安全活动案例，特别是与国家安全相联系的间谍情报活动案例。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中，关于国家安全活动特别是间谍情报活动的记载就为数不少。但是由于这些典籍都不是专门研究国家安全或国家安全活动的，也不是专门研究间谍情报的，因而其中关于国家安全活动及间谍情报活动的记载只是零碎的和缺乏系统性的──既没有历史的系统性，更没有理论的系统性。虽然历史典籍为后人保存了大量的国家安全活动史料特别是间谍情报活动史料，但由于这些史料都分散于各种典籍之中，因而使人们难以完整认识国家安全及间谍情报活动的历史发展。
近代以来，由于科学的发展和学科门类的分化，物理学、化学等自然科学，以及政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开始陆续从古代“知识总汇”及“文史哲一体”的状态分化出来，成了专门学科。这一过程在西方是从文艺复兴之后开始的，而在中国则是通过五四运动前后大量引进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开始的。然而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中国，包括谍报学在内的国家安全学科却没有能够在学科分化的大潮中及时建立起来。人们在这一阶段当然也做了一些有意义的工作，这就是搜集整间谍情报活动史料，开始形成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某些方面的资料汇编或专史，特别间谍情报活动专史。例如，中国晚清学者朱逢甲所著《间书》就是在搜集中国古代间谍情报活动史料的基础上形成的资料汇编。如今，中国也已经出版了不同的间谍情报史著作，《中国古代间谍史》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同时，反映中国现当代间谍与反间谍活动历史的专著也已经出现，其中既有关于国民党和民国政府间谍情报活动史的专著，也有关于中国共产党情报与反间谍活动历史的专著。这些著作都涉及了大量的史料。此外，在大量的人物传记和回忆录中，在许多报刊文章中，也搜集了一些现当代中国间谍情报活动与国家安全工作的史料。
然而，这种种形式的史料记录和搜集存在着有明显的缺陷，一是只搜集整理了与国家安全有关的间谍情报活动等方面的史料，而缺乏对全面的国家安全及国家安全活动史料的搜集整理；二是这种史料整理多是堆砌和案例集合，而缺乏对有关本质与规律的探讨研究；三是没有从史料研究中得到更多的科学理论，更没有从中开发出新的学科。时至今日，在中国学术界既没有一部完整的国家安全史，也没有一部完整的国家安全学，更没有形成系统的国家安全学科体系。因此，搜集和整理有关史料，进行案例研究，在今天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既需要从浩瀚的历史典籍中搜集整理出大量史料，也需要从现实的国家安全活动中的搜集必要的材料。这其实也是建立国家安全学及国家安全学科体系的必要前提之一。不从古今中外的历史典籍中搜集大量的国家安全史料，就难以进行国家安全理论研究，难以建立科学的国家安全学和学科体系。
但是，我们不能只是搜集史料。这就象生理学、胚胎学、地质学等学科在近代的发展一样，当“搜集材料”达到一定程度后，就应该“整理材料”了──对这些材料进行更为系统的理论研究，创立比较完整的理论体系及完整的学科体系。对此，恩格斯在１９世纪是这样说的：“直至上一世纪末，自然科学主要是搜集材料的科学，关于既成事物的科学，但是在本世纪，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关于过程，关于这些事物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关于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研究植物机体和动物机体中的过程的生理学，研究单个机体从胚胎到成熟的发育过程的胚胎学，研究地壳逐渐形成过程的地质学，──所有这些科学都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产儿。”（恩格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４卷，第２４１页）
与生理学等自然学科在近代的发展过程相似，国家安全学研究现在正需要超越“搜集材料”的阶段，进入到“整理材料”的阶段。我们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继续停留在搜集有关史料的研究阶段上，不能只把目光放在搜集史料上，而必须超越搜集史料的研究阶段，双管齐下，在搜集和研究国家安全史料的同时，努力从丰富的史实中寻找事物的本质，发现某些科学规律，力争尽早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国家安全学和国家安全学科体系。
不能只是零敲碎打
除了具体的国家安全工作之后，国家安全领域过去虽然多是讲故事，谈经验，集史料，但这并不等于说在这一领域就没有任何理论创造，没有科学观点。如果仔细研究历史材料，研究人类所有的理论创造，我们还是能够发现许多与国家安全学及学科体系有关的理论观点、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的。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史论不分，在大量历史典籍中就记载了不少与国家安全学特别是间谍情报学有关的理论创见和技术手段。此外，由于古代各门学科都还没有分化，在中国表现为文史哲不分，从而在文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中都包含了大量的国家安全理论观点，特别是在中国传统的军事学（兵学）中，更有许多比较集中的国家安全理论特别是间谍情报理论。例如，《孙子兵法》不仅从军事学的角度研究了国家安全问题，而且专门有《用间》一章研究了国家安全工作中的间谍情报工作。
但是，历史上关于国家安全的理论观点要么是被淹没有在各种历史材料中，要么是被淹没有在其他学科中，因而缺乏现代科学的系统性。用现代科学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来衡量，这些关于国家安全及国家安全工作的理论观点还是零碎的，是零敲碎打的个别观点，而不是系统的学科体系。当然，近现代以来，特别是当代，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工作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对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工作的研究也在向纵深发展，从而不仅形成了一些国家安全理论专著，而且也形成了国家安全的一些分支学科，如谍报学、军事谍报学等等。这些专题研究和分支学科建设无疑都为国家安全学和国家安全学科体系的建立奠定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对于建立完整的国家安全学特别是国家安全学科体系来说，这些也还只能说是零敲碎打的工作。
现在，我们提出了建立国家安全学和国家安全学科体系的任务，那么就不能够再满足于对国家安全某些方面的专题研究，不能满足于脱离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学科体系孤立地研究谍报学等国家安全学的具体学科，而应该从国家安全学科体系的高度来认识和研究国家安全学、谍报学、反间谍学等，其中国家安全学在整个国家安全学科体系中具有概论性质，是国家安全学科体系中的基础科学，而谍报学则是国家安全学科体系中的具体科学。我们不能象过去那样只零敲碎打地研究某些具体的国家安全专题及个别学科，而必须从国家安全学科体系建设的系统性方面统一思考，周密设计，准确定位，全面研究，及时建立起国家安全学科体系。
填补学科空白
由于面对国家安全特别是国家安全工作，人们以往多是讲故事，谈经验，至多是搜集整理了某些史料，研究了某些方面的具体问题，而还没有从整体上考虑国家安全学特别是国家安全学科体系的建设问题，所以在整个社会科学学科中，至今没有能够立起国家安全学科。对于这种状况，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拿出一个解决的办法，及时填补这一学科空白。
从历史上看，人类的认识经历过一个从形象具体到抽象概括，从模糊综合到精细分析的发展过程。在人类刚刚脱离动物界的一段漫长的历史阶段上，其思维多是与事物的具体形象联系在一起的，形象思维是其认识世界的主要形式。与此相联系，人类掌握的主要是一些经验知识。经验知识是形象思维与抽象思维的结合，但形象思维占据着主导地位。自然环境和人类生产（包括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是原始人经验知识的主要内容，形象思维是原始人经验思维的主要思维形式，而建立在幻想和想象这种形象思维基础上的原始宗教，以及建立在传说和故事这种形象思维基础上的原始艺术，都是原始人经验知识的载体。人类最初就是运用想象、幻想、故事、传说等形象思维来认识世界的，就是依靠宗教和艺术载体中保留的经验知识来改造世界的。这是人类认识史上的经验知识阶段。当人类认识世界的主要形式不再是形象思维而是抽象思维时，人类便开始超越经验知识的阶段而进入理论知识的阶段。人类开始运用概念、判断、命题、推理等抽象思维的具体形式来认识世界，形成了各种各样的不所不包的哲学理论体系，人们也开始依靠在不同哲学体系中存在的理论知识和部分简单的科学知识来改选世界。这是人类认识史上的哲学知识阶段。从此，人类开始主要依靠抽象思维认识世界。但是在个阶段上，由抽象思维形成的知识还不同于后来以精细分析为特征的科学知识，而是以模糊综合为特征的哲学知识。哲学作为“知识总汇”把各种知识都综合在一种理论体系之中，人类因而缺乏对客观世界分门别类的分析研究。这时，人类就已经开始注意到知识门类的不同，开始想到要为知识进行分类，只是不同的民族和地区、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不同的人，对人类知识所作的分类并不相同。在中国先秦时期，人们根据不同学者或派别的思想观点和内容的不同，把知识分为儒家、法家、兵家等等不同派别。这既是对思想派别的划分，其实也是学科门类划分的尝试，因为儒、法、道、兵、农、名等各家的区别，不仅仅是思想观点的不同，而且也包括了研究对象的区别。后来，中国人又把中国历史上积累的知识分为经、史、子、集四大门类。但是，这种分类由于不是把研究对象作为主要标准，而且后人也没有据此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更主要的是几乎每个门类都是一个包括其他知识在内的大杂烩，因而还不是科学的分类，没能使学术研究据此分类深入下去。西方古代虽然也已经有了关于知识的分类，把知识分为物理学、数学、伦理学等等方面，但这种分类也是在哲学体系中的分类，是对已有知识的划分，而没有超越哲学体系，没有对人类知识的发展起到导向作用，因而还没有摆脱“知识总汇”的特征。只有到了近代，当各种具体科学知识日益丰富，并且开始脱离哲学的概念思辩，而运用科学的实证手段时，人类认识才超越了“知识总汇”的模糊综合，而进入“分门别类”的精细分析，科学开始迅速分化，形成不同的学科门类。首先是自然科学门类的分化与发展，其次是社会科学门类的分化与发展，最后是不同学科的交叉渗透导致的学科门类的进一步迅速增加。然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在已经非常丰富的社会科学门类中，依然存在着一个空白，这就是以国家安全与国家安全工作为研究对象的国家安全学科。
国家安全是在国家产生之后就已经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国家安全工作是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的社会活动，因而它们理所应当受到人们的重视和研究。如前所述，历史上确实早已经有人在研究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工作，并提出了不少重要观点。但是，随着社会科学的日益分化，特别是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工作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的提高，我们不仅需要从不同角度和不同方面研究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工作，而且也需要把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工作研究从其他学科中分列出来，建立专门的国家安全学科及其分支学科，以便系统地全面地研究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工作。
在众多的学科门类中，国家安全学科处于一个什么地位呢？这需要全面考察各种不同的学科分类体系，从中找到国家安全学科的位置。在此，我们不准备对各种分类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而只把国家教育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略作介绍，以便找到国家安全学科的学科位置。这一《专业目录》共分哲学门类、经济学门类、法学门类、教育学门类、文学门类、历史学门类、理学门类、工学门类、农学门类、医学门类、管理学门类等11个一级学科门类，其中法学门类下设法学类、马克思主义理论类、社会学类、政治学类、公安学类等5个二级类，公安学类下又设治安学、侦查学、边防管理等3个专业或曰三级学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组织编写：《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9月第1版）在这一专业目录中，我们不仅发现公安学已经作为法学门类中的二级学科类列于其中，而且发现公安学也已经成为一个学科门类，其中已经建立起不同的专业或具体学科。然而众所周知，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都属警察系列，所不同的是国家安全系统的警察是一特殊警种，因此，国家安全学科（国安学科）应该是与公共安全学科（公安学科）并列的学科，也应该取得与此相适应的学科地位。我们认为国家安全学科正应该处于这样一个与公共安全学科并列的学科位置上。对此有两种处理方法，一是象公安学科那样，把国安学科也列为法学门类下的二级学科类，二是把国家安全学科与公安学科综合考虑，增设“警察学”作为一级学科门类，下设公共安全学科和国家安全学科作为二级学科。无论如何设置，国家安全学科在此都将取得与公共安全学科相当的学科地位。这应该是国家安全学科建设的一个具体目标。当然，要达到这个目标，还需要进一步开展国家安全各学科研究，编写出不同学科的教材，形成比较齐全的国家安全学科门类。这正是摆在国家安全学研究者面前的一个迫切而具体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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