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历史演进
及融发展和安全为一体的国家大战略
刘跃进
[摘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关系上，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安全重于发展”是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30年间“统筹发展和安全”的一种恰当形式。“发展重于安全”是改革开放后30多年间“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另一种恰当形式。在进入新时代的情况下，我国“统筹发展和安全”恰当形式则是“发展和安全并重”，即在总体上把发展和安全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在当前的国家大战略和整个国家治理中，既需要做到抓发展不忘安全，在国家发展中落实“安全发展”的理念，即在安全保障下求发展；又需要做到抓安全不忘发展，在国家安全中确立“发展安全”的理念，即在发展过程中求安全，最终把发展和安全置于同等重要地位并统一到国家大战略中。只有这样，才会有全面持续的发展和全面持续的安全，才会有发展和安全的双赢。为此，在已经制定出台国家发展战略文本和国家安全战略文本的情况下，下一步需要制定出台统筹发展和安全、融国家发展和国家安全为一体的国家大战略文本。
[关键词] 国家安全；安全；发展；统筹安全和发展；国家大战略
[作者简介] 刘跃进，国际关系学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国家安全学创始人，北京 1000091
一、热战冷战时期：安全压倒发展的态势和抉择
从古至今，一个国家面对和需要处理的问题千头万绪，归结起来就是两件大事，一是发展，二是安全；一个国家大战略的内容非常多，归结起来也就是两个战略，一是发展战略，二是安全战略。但是，在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间，长期以来都没能对国家面临的重大问题作出这样的高度归纳和概括，也难综合运用“发展”和“安全”这两个概念分析国家事务和国家安全问题。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朝历代，对安全与发展关系的处理常常因时而异、因人而异，有时比较符合当时的基本国情和形势，有时则不太符合当时的国情和形势。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清帝国内忧外患，内外交困，安全问题压倒发展问题变得非常突出和棘手，使清政府面临非常严峻的考验。一部中国近代史，基本上就是一部国家安全史，具体来说就是一部近代中国的不安全史。彼时的清政府，非常清楚地意识到了安全问题紧迫性和严峻性，也为应对国家安全问题忙得焦头烂额，但却无力找到应对危机保障国家安全的正确道路，没有处置国家安全问题的恰当战略与策略，结果使大清国走向灭亡。
中华民国的建立，结束了数千年的封建帝制，本来可以在一个比较安全的环境中抓紧建设和发展，但由于国家贫弱，政府无能，外部列强虎视眈眈，威胁和危害中国主权的独立和完整，俄罗斯和日本两个强邻不断把战火烧到中国本土，日本军国主义更是直接发动长达了14年的侵华战争，同时国家内部各路军阀割据混战，官僚资本严重侵蚀国民利益，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严重腐败，结果使得国家难以得到长久稳定和安全，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建设大计难以真正落实。
因此，在发展和安全的关系上，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100多年间，近代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一直是安全，经济社会发展不断遭受外部侵略、内部战乱等因素的困扰，既没有也不可能被置于安全之上优先考虑，也一直没有能够取得与安全平起平坐的重要地位，而是一直不得不屈从于安全，被置于安全之下。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国家安全形势前所未有地好转，国家安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保障，党和国家领导人曾多次力图把经济建设置于优先地位给予考虑，但先是由于朝鲜战争爆发，后又因为中苏关系破裂，同时也因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主观判断和决策的失误，阶级斗争的严峻性和世界大战的危险性被置于国家所有事务的首位，成为压倒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国家安全问题。
建国初期，新中国领导人和从战争中走来的干部群众，都觉得大规模战争结束了，和平到来了，可以把经济建设和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作为首要问题来抓了。但令人始料不及的是，朝鲜战争的爆发给新中国领导人出了一道难题，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打到鸭绿江边威胁新中国安全的严峻形势，迫不得已开展的抗美援朝战争，使和平建设的环境受到极大破坏，安全问题成为压倒生产建设和发展的更为迫切的问题。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再次力图利用难得的和平环境，把经济建设作为主要问题来抓。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曾科学分析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国内主要矛盾的变化，认为当时的国内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努力发展生产力，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为此，党的八大作出了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上来的重大战略决策。
但非常可惜的是，由于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对阶级斗争严重性的过度估计和判断，阶级斗争很快又成为压倒生产建设的头等大事，1957年的“反右派”,1959年的“反右倾”，以及1963到1965年的“四清”，一次接一次“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严重挤压着经济建设的空间。此外，由于包括中国自身原因在内的各种情况导致的中苏关系破裂，使我国外部安全压力陡增。及至“文化大革命”到来，极左思潮泛滥，阶级斗争的严重性和世界大战的危险性被极度扩大和夸大，“提高警惕保卫祖国”的国家安全任务被摆到了前所未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工农业生产和科技研发受到严重干扰，“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科学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愈拉愈大”[1]。
二、后冷战时期：发展压倒安全的态势与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