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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发展时期：发展压倒安全的态势与抉择

（2022年1月）

摘自《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历史演进》一文

    在发展和安全关系上，如果说新中国成立到1977年8月党的十一大宣告“文革”结束的近30年间，甚至直到“文革”结束后的一两年间，我们国家面临的形势和领导人的决策总体上是安全重于发展，那么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全党工作的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之后，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则成为高于政治斗争和国家安全的中心任务，甚至最重要的传统安全手段——军队建设，都被要求服从、服务经济建设大局。对此，“文革”后很快成为第二代领导集体核心的邓小平，在作出“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及“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等重要判断的基础上，提出并反复强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要思想，把经济社会发展作为优先于国防军队建设及整个国家安全工作的首要选项常抓不懈。

    早在1977年12月，邓小平就对战争问题作出了不同以往的新判断，指出“我们有可能争取多一点时间不打仗”，“可以争取延缓战争的爆发”。

    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能否实现现代化，决定着我们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

    1979年10月，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邓小平深入阐述了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十分关心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明确强调“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指出“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要求“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 

    1980年1月16日，邓小平在中央召集的干部会议上提出了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一是“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二是“台湾归回祖国，实现祖国统一”；三是“要加紧经济建设，就是加紧四个现代化建设”。邓小平认为，“三件事的核心是现代化建设”。他说：“四个现代化，集中起来讲就是经济建设。国防建设，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不行。科学技术主要是为经济建设服务的。”为此，邓小平特别指出：“为了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任务很多，需要做的事情很多”，“但是说到最后，还是要把经济建设当作中心。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

    进入在20世纪80年代后不久，作为中国主要安全压力和世界和平发展主要威胁之一的苏联在阿富汗战争中陷入泥潭，执政多年的勃列日涅夫1982年11月去世，接连两任最高领导人非常短命，难以作为，特别是戈尔巴乔夫1985年3接任苏联最高领导人后对内政外交政策作出重大调整，世界强国之间开始由对抗转为对话，东西方关系逐渐缓和，战争危险减弱。

    根据国际形势的新变化，特别是战争危险的减弱，邓小平对国防军队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也作出了新的判断，在1984年11月召开的军委工作座谈会上提出了“军队要服从整个国家建设大局”的重要观点。他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总之，大家都要从大局出发，照顾大局，千方百计使我们国家经济发展起来。”

    1985年3月4日，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虽然战争的危险还存在,但是制约战争的力量有了可喜的发展”,“世界和平的力量在发展”。

    1985年6月4日，邓小平在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更加清楚地阐述中国对战争看法的转变过程，指出：“这几年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形势，认为……世界战争的危险还是存在的，但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根据对世界大势的这些分析，以及对我们周围环境的分析，我们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的危险很迫近的看法。”

    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立为党的基本路线的首要内容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在国家大战略中的首要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

    1989年春夏风波之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曾一度受到某些人的怀疑，使邓小平非常不满，从而通过1992年的南方谈话强调“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

    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依然强调军队“要自觉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积极支持和参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国家的发展和繁荣贡献力量”。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置于军事、政治等国家安全问题之上，并不是认为国家安全不重要，而是判定世界大战一时打不起来，阶级斗争不是主要矛盾，国家安全问题在这一特定历史时期已有基本保障，国家在整体上不存在致命性安全问题，一些相对较小较轻的国家安全问题不应该影响国家的大战略，一些一时解决不了而又没有致命性急迫性的安全问题可以留待后人解决，而且其中许多安全问题在经济社会充分发展和人民生活得到根本性改善后，或可自然而然地得到解决，或可更容易得到解决。

    与此不同，相对于已经获得基本保障的国家安全，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在建国后长期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善，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状况虽然整体上较建国前有了发展，但与同期的发达国家相比，与同期遭受战争创伤的周边国家及地区相比，与人民群众生活及军事国防建设的需要相比，整体上依然极为落后。

    建国后30年间，中国人民虽然在国家安全领域已经站起来了，而且是非常强势地站起来了，但中国人民在经济社会生活领域依然瘦骨嶙峋，没有富起来，也没有站起来，更没有在世界民族之林扬眉吐气的感觉。穷，成了新中国成立30年后面临的最大问题和挑战。如何改变“穷”的问题，改变国家和国民普遍贫穷的问题，成为一切问题的核心与关键，也成为国家大战略需要首先关注和解决的重大核心问题。这就是说，在发展和安全的关系上，发展是当时我国面临的更严重、更严峻、更迫切的问题，因而必须置于优先地位，给予优先解决。

    为此，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人，最终下定决心，把发展作为优先于安全的紧迫问题和选项，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努力提高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想尽一切办法使国家富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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