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乌冲突已接近两整年，仍看不到结束的迹象。俄罗斯仍在加强进攻部署和行动，乌克兰也在美西方的支持下准备采取“城市堡垒”防御策略与俄苦战。从宏大的国际安全视野看，这场自二战以来发生在欧洲的最大战事，对国际安全局势释放出的巨大冲量，对未来国际战略格局的影响不可低估。而从具体的微观视野观察，这场军事冲突给俄罗斯带来的问题与影响也越发显现，其中涉及到的一些深层次问题带来的教训十分明显，其形成的深刻启示值得认真思考。
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一定的物理场域——能够提供足以支撑的自然环境和劳动力——即所谓的“生存空间”。场域越大，其所蕴含和承载的物资资源就相对越丰富，维系生存与发展的几率越高。这种拓展“生存空间”的行为，在动物界体现的是基于“领地”意识的维护与扩大，而在人类社会则是以国家作为行为主体的领土扩张，其最基本内涵指向的就是陆地国土与海洋国土的扩展增加与掌控。
尽管作为一种地缘政治扩张术语，“生存空间”源于纳粹德国并付诸于实践导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然而，“攻城掠地”“开疆拓土”却曾是人类历史的主旋律，尤其体现在游牧民族的发展史中。波斯人曾从波斯高原东征西伐，建立了横跨亚欧非的第一个世界性帝国。蒙古人也曾依靠其强大的铁骑征服了欧亚大部分地区。虽然游牧民族的这种力量被后来更加依靠科学技术的定居文明所取代，但其思维和力量则被定居文明所吸纳，成为后来一些帝国形成的关键要素。因此，以争夺领土为目的的冲突与战争也几乎伴随着21世纪之前的人类历史发展，尤其体现在殖民地的建立和争夺上。然而，进入21世纪后，军事冲突与战争虽依旧存在着争议领土的争夺，但诸如“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等已非“攻城掠地”“开疆拓土”，更多是为了地缘政治“势力范围”的拓展与掌控。
客观而论，俄罗斯人更多地继承了游牧文明的战略思维，其对领土的内心“喜爱”和执着“追求”，可谓超越了近现代世界所有国家，并依靠其定居文明优势，将“攻城掠地”“开疆拓土”做到了极致，最终创造了世界最大的行政版图。
然而，由于苏联大厦的轰然崩塌和实力的大幅缩水，曾导致其继承者俄罗斯一度一蹶不振。故，恢复经济成为主要战略诉求，寄希望于通过“向西看”战略来达成目标，却遭受严重挫折。然而，俄却机缘巧合地依靠得天独厚的能源资源优势和恰逢其时的国际能源价格异常波动契机，彻底摆脱了经济困境，并积攒了较为殷实的家底，战略自信也因此得到了极大恢复。于是，2014年在“克里米亚问题”上，其传统战略思维重新占据高地，并强力付诸实践且达成了战略目的。2022年2月的对乌克兰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则可视为是“克里米亚问题”延长线上的一环。因为，尽管俄将这场“特别军事行动”的战略目标设定为“去纳粹化”“去军事化”“中立化”，然而，对乌克兰东部约占乌15%面积并拥有约880万人口的卢甘斯克、顿涅茨克、赫尔松和扎波罗热四地的“收纳”，其“内涵”就已充分得到展现。
追踪观察不难发现，自“克里米亚事件”起，俄与美西方关系急速恶化，几乎进入一种不可调和状态，严重的军事对峙形势已经显现。而俄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则导致其与美西方关系彻底决裂，美西方开始全面武装支持乌克兰，导致事实上与美西方的间接“交火”。各种“瘫痪性”或“毁灭性”制裁加上战争造成的经济损失，实可谓一场21世纪的冲突悲剧。事实上，即便俄总统普京也意识到这场冲突是个悲剧。据俄“论据与事实”新闻网站报道称，俄总统普京2023年11月22日出席G20领导人视频峰会时发表讲话称，这场战争（指俄乌冲突）是一场悲剧。“与任何军事冲突一样，这是特定人群、特定家庭和整个国家的悲剧，”普京称，“我们自然必须考虑如何结束这场悲剧。”①
显然，造成这一悲剧的根源，客观而论，显然是俄罗斯国际战略思维落伍和战略选择的重大失误所致。俄罗斯并未采取“克里米亚模式”，即通过首先承认乌克兰东部相关洲的公投进而将其纳入俄罗斯领土，而是欲通过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来扩大战果。但后来的情况证明，俄罗斯虽然通过军事手段得到了部分土地，换来的却是国际形象的一落千丈，“朋友圈”大幅缩水（这点从联合国大会多次针对相关问题的投票即可看到，大致形成了140票反俄：30票弃权：5票挺俄的局面）；经济发展面对前所未有的重压（西方资金和企业全面撤离，传统优势产业严重倒退，卢布大幅贬值，军费巨大消耗。2023年前三季度GDP世界排名跌至第11位，低于加拿大和巴西②）；人民生活水平也大幅下降（今年冬季因基础电力设施缺乏资金维护，包括首都莫斯科等多地不得不选择计划性停电③）。这些都可谓是落后于时代的战略思维和战略选择导致的结果。
苏联/俄罗斯的国家情报体系尽管毁誉参半，但仅就情报能力而言，在世界情报历史中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然而，从俄乌冲突的视角看，俄情报界暴露出的问题却是致命的，尤其是对外情报工作，明显反映出其已严重退化的本质。
俄罗斯的国家情报体系主要由联邦安全局（FSB）、联邦总统特别计划总局（GUSP）、对外情报局（SVR）、联邦保护局（FSO）和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G.U.），其中对外情报局和总参谋部军事情报总局在对外情报工作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而从俄对乌采取“特别军事行动”的战略决策中不难判断，至少这两个情报机构存在着明显的情报工作失误。
（一）表现在对决策层战略决策的支撑作用明显不足
这一问题集中表现在未能做到知己知彼，尤其是在“知己”上高估了自己而未能达到速战速决的目标，从而导致错误决策的发生。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明君贤将所以动而胜人，成功出于众者，先知也。”孙子的情报思想告诫后人，军事手段和战争的暴力性决定了其会带来严重后果，故必须依据缜密的情报分析论证，充分了解自己和对手后方可做出决策选择。“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更是告诫人们“知己”的重要性。
通常而论，尽管俄罗斯的情报体系远不如苏联时代，但相比众多国家而言依旧足够强大。依据这样强大的情报体系，并借助地缘优势之便，俄对乌情报工作理应做到十分完备。尽管由于情报工作的秘密特性，笔者对俄对乌情报工作的细节不得而知，但从开战后的情况不难分析出，俄国家情报工作在“知彼”上存在着严重问题，但在“知己”上的问题更加严重。
首先，在“知彼”上，至少担负对外情报工作主责的俄联邦安全局（FSB）和对外情报局（SVR）低估了在美西方情报支援和武器装备武装下的乌军防御和抗打击能力，更加低估了乌克兰军民的抵抗意志。用俄情报问题专家的话说，“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也严重误判了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将面临的抵抗程度，以为俄罗斯可以迅速拿下基辅。这导致了俄军在战场上的屈辱表现。”④
其次，在“知己”上，俄总参谋部情报总局（G.U.）作为担负军事情报工作主责部门则高估了俄军的进攻能力，包括作战方式、武器装备效能、精确制导弹药储备，作战人员素质等。这就导致开战后，原本被几乎所有人都认为的一场速决战，打成了“僵持战”和“消耗战”。
更为严重的是，甚至可以说是俄情报部门误导了决策。至于网络上流传的“俄拨巨款收买乌军官，使其开战即投降，但收买款却被俄情报部门有关人员私吞”说法，其真伪目前难以印证，如若为真，说明俄相关情报部门问题之严重程度达到了骇人听闻的程度；如若为假，也说明人们对俄情报机构表现的不满。而无论如何，仅就目前的情况看，俄对乌选择“特别军事行动”显然是个错误决策。
基于情报与决策间的关系与机理，若非普京总统不顾国家情报体系提供的“真实”情报而自己做出发动“特别军事行动”的决策，那就是普京总统犯了自己充当情报分析者的“常识性”错误。而普京总统作为一个资深情报从业者，对情报工作的机理有着深刻的了解，按理说不该有这种情况发生。因此，大概率是俄国家情报界犯了“情报工作政治化”的病疾，即为迎合决策者的喜好而有意提供符合其意愿的“冒真实假”情报，而决策者以此作为决策依据。
“情报工作政治化”是一种普遍存在的顽疾，其产生的根源是情报的本源功能与权力结构差异导致的必然结果。从苏联到现在的俄罗斯，俄情报界存在这种情报文化传统。美国也不例外，君不见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拿着一个装着白色粉末的试管即可宣称在伊拉克找到了大规模杀伤性化学武器吗？⑤因为小布什总统希望对伊拉克开战，美国情报界就必须全力配合给出决策的“正确”依据。伊拉克战争对美国的国际声誉带来的极大的损害，甚至导致其联盟出现了裂痕。而这个后来被人们戏称为“洗衣粉事件”，也成为鲍威尔的一生痛点，他后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就曾表示：“我代表美国向全世界展示了这些证据，这一记录将永远伴随我。我现在感到很痛苦。”⑥从中我们不难发现“情报工作政治化”的贻害。
（二）表现在与决策层的沟通能力协调能力明显不足
这个问题集中体现在导致最高决策者与情报首领间存在沟通障碍，难以形成良好的互动关系，最终影响决策效率和精准度。
关于情报机构与决策层应该保持怎样的距离与互动关系，无论是理论界还是职能部门均一直存在争议。尽管基于丰富的情报工作实践，被誉为美国战略情报之父的谢尔曼·肯特认为：“在情报工作中，没有任何事情比在情报和情报用户之间建立恰当的关系更为重要。”⑦但由于情报用户与情报生产者之间，通常处于权力失衡状态，从而导致建立这种恰当的关系成为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尤其是“当政策制定者主意已定时，他们倾向于欢迎支持他们观点的情报”⑧。这就意味着情报生产者必须要有极为科学的敬业精神，才能通过与决策者的恰当互动来向其提供真实可靠的情报辅助决策。然而，正是由于决策者与情报提供者的不平衡权力结构关系导致的从属性，加之沟通技巧等因素，“我们发现，如何在情报分析者（机构和个人）与决策者间构建一种合理的良性互动关系，学理上和实际上存在着不小的距离”⑨。但无论如何，有利于正确决策的良性互动关系显然是种互利的关系结构，并应在实践中推广。
现实中，从媒体公布出的一些情况发现，俄罗斯在发起“特别军事行动”的前一天，即2022年2月21日在总统普京主持的俄联邦安全会议上，作为最高决策者的总统与重要情报机构的领导人明显缺乏良好的沟通，以至于出现俄对外情报局局长谢尔盖·纳雷什金被总统普京当面逼问是否同意将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纳入俄罗斯表态的尴尬场面。谢尔盖·纳雷什金甚至连要表态的内容都未完全弄清楚，只是在普京的不断的逼问下才吞吞吐吐地做出了表态。⑩试想，在讨论一个对外事务问题时，国家的对外情报局长作为给最高决策者提供决策依据者，却极为被动地不知如何表态，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表现，至少反映出俄对外情报局局长与最高决策者甚至决策层的沟通与协调出现了障碍，其背后反映出的是情报机构和个人的沟通与协调能力的不足。而这种沟通与协调能力不足直接导致的后果，必定是情报工作与决策需求的差距。而普京总统表现出的强势逼问而非谨慎倾听，很难说谢尔盖·纳雷什金的表态到底是发自内心还是迫于压力的违心话。甚至可以设想，或许俄情报机构所提供的情报并不能令普京总统满意，即提供了普京决心已定下情况下并不受欢迎的情报。
此外，即便是“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俄情报部门的表现也差强人意，俄情报问题专家安德烈·索达尔托夫和伊琳娜·博罗根就指出：“2022年春天，在俄乌冲突爆发后的几个月里，俄罗斯情报机构显得迷失方向、无所适从。”⑪尽管经历了一段痛苦时期后，俄情报机构貌似开始清醒，出现了一波被称之为“复仇性卷土重来”，但在最初战争谋划上出现的重大失误，仍旧未见很好地在体现在战争控制上，更在“瓦格纳事件”中表现得犹如摆设。我们甚至看不到俄情报机构如何在战后安排问题上如何能够表现出色。
上述情报表明，严重退化的俄国家情报体系，如不洗心革面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而浴火重生，很难支撑俄罗斯远大抱负的实现。
国家资源的合理配置与经济结构设计，是国家生存发展的关键决定因素之一。俄罗斯是个真正的地大物博国家，也曾经是个制造业大国，尤其在航天、军工、汽车制造和工业品生产领域都曾令世界刮目相看。但苏联解体后的一些列情况，导致俄罗斯的经济状况发生了重大变化。
（一）“能源兴国战略”带来的相对单一经济结构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一度试图采取内容包括价格自由化、减少政府开支、严格控制货币和信贷增长、国营企业私有化、消除中央资源配置残余因素、拆除自由贸易和投资壁垒等所谓的“休克疗法”来实现经济繁荣，但这剂猛药却因“管理不善”和“水土不服”而导致国家经济处于崩溃边缘，“1991年至1995年，俄罗斯GDP下降了42%，工业产值下降了46%，农业产值下降了32%，投资更是下降了惊人的61%。”⑫以至于作为国家安全根本捍卫者的军队都难以支付薪水，百姓更是为了一块面包在寒风中排队……，经济危机与社会不稳定同步发生。
不过，既是“家中有矿”，也是机缘巧合，俄罗斯依靠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和煤炭资源，将自身优势和国际能源市场的变化相结合，走出了经济低谷。其实，俄罗斯的能源战略是以1995年5月总统第472号令所确认的《2010年前俄罗斯联邦能源战略基本方向》为基础逐渐形成的，并通过各种相关配套设置的开发建设，逐步将能源出口打造成为国家经济的主要支柱。而21世纪初国际能源的又一轮高涨浪潮，给俄罗斯带来的经济发展难得机遇，不仅赚得盆满钵满还清了西方巨额债务，还“余粮”（外汇储备）满满。尝到甜头的俄政府进而继续发力，通过与欧洲国家的能源协议和大量输出带来的巨大收益，直接推出了“能源兴国战略”，寄希望通过能源开发利用来实现俄罗斯的国家复兴，从此也走上了一条经济结构相对单一的道路，并将主要的资源配置也都投入于此。
（二）相对单一经济结构的脆弱性在俄乌冲突中凸显
俄乌冲突爆发后，这种相对单一经济结构的脆弱性就暴露无遗：一是相对单一的经济结构形成的脆弱性导致抗冲击能力极弱。二是资源配置的不科学形成的工业规模缩小导致产能大幅下降。三是短视的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低端导致在信息时代的落后。
1. 相对单一的经济结构形成的脆弱性导致抗冲击能力极弱
能源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其重要性勿容置疑，经营得当自然是获取利益的良好路径。但资源依赖型经济国家的一个最为重要特征就是：成也资源、败也资源。当资源成为稀缺品时（甚至包括人为炒作），资源就会价格升高，而通过大量出售这种资源即可成为获利渠道；而但当资源市场萎缩（包括自然和人为），资源成为有价无市或成为滞销品时，获利难再。一旦发生自己的资源优势不再情况，因经济结构相对单一而形成的脆弱性也就体现出来。即：由于其他经济领域盈利能力的缺失和乏力，从而导致没有“堤内损失堤外补”的替代方案和补救机制，就极易导致“蝼蚁溃堤效应”——貌似坚固的大堤会因一处蝼蚁洞而崩溃——发生。
当地时间2024年1月17日，俄罗斯总统普京在政府会议上表示，2023年，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预计会超过3.5%。增长主要是由消费和投资拉动。此外，“工业生产、建筑、农业和旅游业表现良好。”同时，普京在会见俄远东地区企业家代表时表示，“我们似乎受到了各方的压制和压力，但我们仍然是欧洲最大的经济体”。普京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俄罗斯已超过德国，成为欧洲第一大经济体，世界第五大经济体。⑬此外，普京还在年度总结时表示，能源以外的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史无前例的54%，这种增长的主要来自国防生产的马力全开、军事建设项目激增，以及与贸易流东西转向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⑭
不管GDP增长3.5%还是能源以外的行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4%的数据是否可信，但传统的支柱性产业能源出了大问题则是真的。俄财政部数据显示，2023年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收入降至993亿美元（88.22万亿俄罗斯卢布），同比下降23.9%。⑮而这一切主要源于美西方的“瘫痪式”或“毁灭性”制裁，相对单一的经济结构和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使得原本的赚钱机器——能源——成了拖累俄经济的重要因素。这种严重依赖能源出口的相对单一经济结构所带来的负面作用才刚刚开始发酵，如果冲突不结束，与欧洲关系得不到缓，以及欧洲不摆脱对美国的战略依赖，其形成的冲击力仍将继续发作。
此外，俄罗斯经济未崩盘的主要原因，主要是因为国防工业生产的马力全开和军事建设项目激增。这对于战时经济而言毫无问题，但一旦战事结束就成为难以持续的经济模式，甚至会拖累整个经济发展。苏联解体的一大教训，难道没有军事投入的过大吗？
2. 资源配置的不科学形成的工业规模缩小导致产能大幅下降
资源配置的不科学，最终导致俄工业规模的不断萎缩，一些工业经济部门虽然存在，但规模较小，导致产能严重不足。即便是过去引以为傲的军工企业，其产能的下降也是肉眼可见。无论是阿玛塔T-14坦克的迟迟难以量产，苏-57战机的产能之低，唯一的航母一维修就是两年多，迟迟不见重返岗位……这是都是俄罗斯产能大幅下降的真实显现。
而“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前的精确制导武器弹药的生产储备明显不足，开战后的持续供应保障能力跟不上，从俄军事行动的规模和效果即可发现。虽然经过后来的紧急性“抢救”，军工产能才开始得以大幅恢复，但也主要体现在坦克和装甲车上，其他领域的产能相对较低，则依旧是个难以短时间解决的问题。
3. 短视的经济发展模式形成的低端导致在信息时代的落后
短视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个更为严重问题，它带来的不仅是经济结构的相对单一和其他领域产能不足，更导致在信息化时代高新产业的落伍。这一点，只要去俄罗斯高新产业园走一圈即可深刻感受到。俄工业经济与信息化时代的差距尤其体现在半导体产业上，尽管俄罗斯可以制造90纳米的芯片，可以满足包括军事在内的工业需求，但在高精尖领域的落后则十分明显，极大地影响了俄工业经济的发展。
同时，作为一个传统的汽车制造业大国，如今其汽车制造业之落寞，从其满大街跑的汽车中难觅国产车身影即可明了。更令人唏嘘的是，作为一个传统的武器装备制造大国，却开始向伊朗这样一直有求于己国家购买无人机，也可发现新科技产业落后的端倪。
总之，上述问题的存在直接影响了一个曾经的强大国家发展，加之劳动力短缺等，俄罗斯经济一直在低水平上徘徊。在过去一年里，尽管俄罗斯通过稳定能源与粮食收入、推动军工制造产业、拉动消费、有效调控金融市场和扩大对外贸易等手段，总体稳定了2023年的经济形势并获得小幅增长，但传统已知因素与一些未知因素形成的挑战依然众多。若不进行深入科学调整，很难走出经济低谷。当然，由于俄罗斯有着丰富的能源和粮食自给自足能力，即便生活水平可能会在外来制裁下有所下降，但尚不至于影响到生存问题。除非自己再瞎折腾而出现战略决策失误。
外交是内政的对外延伸，是塑造国家形象和维护并获取国家利益的重要手段。历史上的俄罗斯可谓是传统外交大国，无论是外交战略还是策略都曾玩得游刃有余，在配以强大的军事力量，为其开疆拓土和国家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作用。而当代俄罗斯的外交貌似十分灵活和富有弹性，但若内窥其本质则不难发现，貌似充满自信的强硬体现出鲜明的“战斗民族”风范，但实则存在着重大问题，其中包括对美西方流行的“价值观外交”本质，以及在这种外交下形成的联盟力量的认知不足，从而冒然对乌克兰采取“特别军事行动”而与整个西方世界甚至世界绝大多数国家进行“一对多”的“硬刚”，最终招致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反对的外交孤立局面。
（一）过于自信的外交思维和对外政策带来的决策失误
有关俄乌冲突爆发后的俄罗斯外交，俄学者认为：“集体西方”对俄乌冲突的反应，特别是北约的深度参与，迫使俄罗斯将对外政策分为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一是在全力对抗国境以西由美国及其附庸国组成的“冤家俱乐部”（The House of Foes）；二是构建将亚洲、中东、非洲和拉丁美洲国家作为优先方向的“伙伴之家”（The House of Partners）。⑯
事实上，俄罗斯这种两面出击的外交政策，都是无奈之举。其中，构建“伙伴之家”不过是权宜之计，因为“这一选择也是制裁封锁下的被迫选择”⑰。而有关与“冤家俱乐部”的对抗带来的严重问题，俄自身也开始逐渐明白其关乎俄罗斯的生死，即“无论如何，俄与西方关系难以在中短期内转圜。俄罗斯国内普遍预计，与西方在未来10-15年，将处于一个在不同领域和程度上都可能升级的‘混合战争’时期。对俄罗斯而言，这场冲突关乎生死，稍有不慎就可能彻底丢掉大国地位，乃至国家主权。”⑱这就不免让人发出“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感叹，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俄开启“特别军事行动”明显是个重大的战略失误。
就仅就外交和对外战略和策略而言，这是没有将外交的柔性与刚性进行有效的科学平衡，从而导致即便在其与构建的“伙伴之家”中也存在着它的反对者，从而导致一方面要应对“冤家俱乐部”的强大压力，另一方面“伙伴之家”的构建也并不会顺利。
（二）对“价值观外交”认知的不足导致与西方的集体碰撞
这里所说的“价值观外交”（Value-Oriented Diplomacy）并非仅狭义指一种基于特定价值观的外交政策，而是广义的基于价值观趋同而形成的一种结盟外交。它集中反映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联盟以共同价值观为基础通过合作而针对具体问题的应用。这种“价值观外交”在针对俄罗斯对乌发动“特别军事行动”问题上反映得尤为突出。
如果反思这一问题不难发现，俄罗斯显然是低估了在冷战思维重归后西方世界这种“价值观外交”的具体表现和可能释放出的能量。同时，也忽略了当世界进入21世纪后国家关系的本质变得更加多重，已打破了唯利益至上的传统定式，加入了价值观等重要因素。以欧洲为例，在推出一轮又一轮对俄各种制裁的同时，阻绝了与俄罗斯的能源交易。但众所周知，欧洲国家对俄罗斯的能源（石油、天然气和煤炭）依存度极高且性价比极强。即便如此，欧洲依旧忍痛阻绝与俄罗斯的能源交易转而向美国等花高价购买。同时，在“余粮”不多的情况下，依旧选择向乌克兰大量“输血”。这一切的一切，是什么在做支撑，答案十分清楚。
（三）一意孤行的外交政策形成的外交孤立局面
上述两点结合共同释放出的一种能量，最终导致俄一意孤行的外交政策。2021年12月27日，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主任安德烈·科尔图诺夫在《独立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不危言耸听的2022年预测——俄罗斯明年的12项外交任务》文章，其中前3条分别为：防止顿巴斯和俄乌边境局势升级；实现俄美关系趋于稳定；恢复俄罗斯和北约的对话。⑲
回头观望，这3条都是朝着反方向走的。究其根本，都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所导致。尤其是在处理与乌克兰关系问题上，安德烈在文中的第一条预测中清晰地认为：许多西方专家和政治家认为，乌克兰领土上的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他们争论的只是俄罗斯参与这种升级的规模和形式。防止局势升级将成为2022年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重大成就。这预示着基辅明确放弃用武力解决顿巴斯问题，西方也不直接或间接煽风点火。⑳这就更加说明俄在对西方的“军事对抗再度升级几乎是不可避免”这个十分精准判断心知肚明的情况下，依旧选择将问题升级到军事解决层面。
此外，就在俄发起“特别军事行动”当天，俄媒体还在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共青团真理报”电台节目中的谈话。扎哈罗娃称：“我们一直支持对话，支持谈判。”她指出，最近两月，西方媒体和政客一直在炒作俄罗斯所谓准备“入侵”乌克兰。然而，“我们始终支持谈判进程，几个月还可以，甚至一年，但不能八年一直呼吁各方同一件事情，履行明斯克协议。”㉑现在看来，这番表态尽管从策略上说可称之为“战略欺骗”，即用以掩盖采用军事手段解决问题这一“既定方针”和“既定方案”，以达到军事行动的突然性。
然而，就俄采取军事手段解决俄乌问题的战略选择而言，这种不能应因事态变化而变化的一意孤行的外交政策选择——外交欺骗下的突然军事行动——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后来在联合国大会要求俄撤军的表决中世界绝大多数国家反对俄罗斯的局面发生。甚至连独联体成员国中应有的“铁粉”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也都投了弃权票而未选择力挺俄罗斯。更不要说西方联盟中的众多国家对俄外交官驱逐事件的频发，这一切都形成合力，使俄罗斯陷入了几乎前所未有的外交孤立困境。
无论是在人们的印象中还是在近些年世界各种机构的排名中，俄罗斯都被认为是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军事强国。然而，从俄乌冲突爆发后俄军的表现看，确实颠覆了人们的认知。尤其体现在其军事能力萎缩与战略诉求的失衡上。
（一）总体上实力上，缺乏一鼓作气赢得战争的能力
客观而论，仅就俄罗斯与乌克兰两国的军事实力对比而言，这场军事冲突或战争显然是一场不对称的军事对抗。因此，俄罗斯显然设计了一场速决战，即通过一次速战速决的军事行动，瓦解乌克兰政府，从而达到其所设定的“去纳粹化”“去军事化”“中立化”战略目标。
然而，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除了完成了乌东部地区的领土兼并外，上述“宏大”目标迄今均为达成。退一万步而言，即便上述“宏大”目标只是幌子，彻底吞并乌克兰也许才是内心所指，但在整个西方对乌克兰的全面支援下，目前看，由于目标过于“宏大”和不切实际，根本就难以达成。而这一切的原因，就是缺乏对自身军事能力能否完成如此高的战略目标的客观理性认知，更缺少一鼓作气快速遂行军事任务的能力。
加之，“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很多官兵均不清楚行动的目的，这种良好战前动员的缺失，导致俄军的士气并不高涨，首战效果必然大打折扣。这恰好应验了《曹刿论战》中的那句“夫战，勇气也。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道理，导致原本想象的速决战，成为一场持久消耗战，且尚看不到前景。
（二）武器装备上，常规武器装备远落后于现代战争的要求
尽管俄罗斯是世界最为重要的武器装备研发和生产国，但从俄乌冲突中俄军的表现看，其武器装备与乌克兰所使用的西方援助武器之间存在的差距十分明显。尤其是俄名噪一时的诸如苏-57、阿玛塔T-14坦克、S-400防空系统等并未发挥作用，甚至未出现在战场上。作战效果只能用差强人意来概括。
反观乌克兰方面，在西方侦察情报的支援下，对俄地面部队和海上目标实施了沉重打击。其中，美西方的现代科技——精确制导+人工智能——加持下的新一代情报与指挥控制系统，其中就包括以Space X为代表的商业航天形成的对乌战略支援战斗力。尤其是美西方的远程支援能力，帮助乌克兰极大地压制了俄军事行动的规模和速度。体现了“新一轮科技革命通过技术迭代、赋能嫁接、场景拓展等极大地提升了新域新质战斗力”㉒。这些都给看似极弱的乌克兰提供了作战效能和极大防御韧性，并在防御中适时发动反击，并利用西方提供的各类先进武器，给俄军人员和装备造成巨大损失。
虽然相关数据显示，在俄乌冲突中，乌克兰的人员伤亡、装备毁伤和财产损失高于俄罗斯，但考虑到彼此间的差异，俄罗斯的损失之大，仍令人震惊。据外国防务媒体《陆军识别》网站发布的一份综合分析报告，俄罗斯在冲突中花费了超过1650亿美元，装备损失达330亿美元。这笔巨额开支涉及多个方面，包括军事行动费用500亿美元、军人工资342亿美元、对死者家属的赔偿256亿美元以及对伤兵的补助195亿美元。从2022年2月24日至2023年9月29日，俄罗斯军队的预估战斗损失巨大。他们损失了约27万名军事人员（包含受伤人员）、2329辆坦克、4118辆装甲车（包括装甲运兵车和步兵战车）、1099 个火炮系统（包括榴弹炮和火箭发射器）、166个防空系统、91架固定翼飞机、105架直升机、约300架无人机、16艘军舰和1艘潜艇、以及930辆战术车辆和其他装备。这些数字不断得到确认和更新。㉓即便从常识看，这种数据必有一定的水分，但纵然打个7折，损失不可谓不惨重。说明了俄的武装装备更新速度太慢，以难以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尤其是精确制导武器的严重不足，更是难以达到现代战争所要达到的效果。
（三）战役战术上，传统战法难以对付乌灵活多变的游击战
“特别军事行动”开始后，俄罗斯战役战术上采取的依旧是传统的“闪电战”模式，即大兵团、宽正面、大纵深和高速度的作战方法。但这种方法在乌克兰的有效防御下，很快就得到了遏制。尤其是想通过制空权下“陆战之王”——坦克的快速推进而拿下乌首都基辅的作战计划被打破。俄军大量坦克和装甲车被乌克兰灵活的单兵小组使用单兵精确制导武器——“标枪”反坦克导弹和自杀无人机所击毁。
同时，俄向美国学习的以“营级战术群”取代师级部队的作战方法，也因缺乏后勤支持和指挥系统故障未能发挥应有作用，不得不通过重新组建规模更大的装甲炮兵师来提高作战效果。
然而，在西方提供的防空武器系统支援下，俄罗斯难以形成有效的制空权，由此形成了陆地对决场面。而乌克兰凭借西方提供的先进火炮和导弹，给俄军攻势形成了极大的阻碍，尤其是灵活的游击战术，更是导致俄军人员和装备的重大损失。
因此，仅就战役战术而言，乌克兰采取的是一种不对称作战方式，而这种方式，在彼此均无明显制空权的情况下，是形成战场僵持的十分重要原因之一。
（四）人员兵力上，正规军萎缩并纵容私人军事武装膨胀
俄乌冲突爆发前，俄军有约90万名现役军人，200万名预备役军人，而乌军仅有20.9万名现役军人，90万名预备役军人。㉔即便是在兵力对比如此悬殊的情况下，人们却在后来的新闻报道中得知，一支名为“瓦格纳”的私人军事组织却在“特别军事行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而正值战事正酣之时，一则“瓦格纳”向莫斯科进发的消息震惊世界。瓦格纳甚至通过其电报账号称，普京作出了错误的选择，“很快我们就会有一位新总统。”㉕
尽管后来这个被普京总统定性为“武装叛乱”的事件，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瓦格纳”被肢解（部分消化至国防军、部分解散、部分去了白俄罗斯），其创始人普里戈任也以“坠机”结束生命，但这种在俄罗斯并不具合法地位的私人武装力量，缘何能在俄生根并发展壮大甚至得到“重用”，则不能不是个值得追问的问题。尤其是后来发生的“瓦格纳逼宫事件”的发生，是否会令莫斯科不寒而栗呢？其教训之深刻，不言而喻。
更为重要的是俄罗斯通过裁军后，即便名义上仍有近100万正规军，但真正到了作战需求时，则显得捉襟见肘，不得不在后来由总统普京颁布扩军令。这种状况也再次反映出俄罗斯军事力量配置中存在的问题，尤其是萎缩的正规军难以遂行所需的作战任务，从而导致私人武装的膨胀并引发的问题。
进一步而言，上述所有问题导致整体军事能力的萎缩，难以达到目标过高的战略诉求，而“特别军事行动”将自己拖入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当然，或许正是看到了这些问题带来的严重后果，俄开始在多个方面做出调整，并取得了一些改善。但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采取行动前未将整个国家状态，尤其是军事作战状态调整到适合遂行作战任务的状态，就急功近利地采取军事行动，这样的失误或教训之深刻，则是十分明显的。
世界正进入一个复杂易变的时代，国际安全战略思维也正悄然发生着变化，新冷战的爆发给未来带来的不确定性日益增加，冷战与热战交织的时代正急速驶来，联盟意识的增加，军事手段的偏爱，都将使得未来的国际安全形势变得更加严峻。
国际安全最终内化为国家安全，面对复杂易变的国际战略态势，国家发展战略该如何制定并用怎样的路径去实现，考验着每一位决策者的智慧。俄罗斯在新形势下国家战略选择的一些重大教训，值得认真理性地去分析，并从中得到某些启示，目的就是为如何更好地维护中国国家安全利益服务。这是每一位具有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学者都应坚守的任务。
从俄罗斯国家发展战略思维和战略选择呈现出的一些重大问题，导致俄罗斯面临前所未有的战略困境，再次证明战略决策失误给国家安全带来的问题与挑战的严重性。如何利用自身战略资源并结合变化多端的国际形势，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地设计国家发展战略，并配以务实的策略去贯彻，是个极为重大的战略问题，必须审慎思考和理性选择。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和拓展中国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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