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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战的危险与内政的考验
——2012年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回读
刘跃进
（国际关系学院 公共管理系，北京 100091）
2012年底，我们国际关系学院“中国国家安全年度概览”项目组向社会公布了“2012年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调查研究结果：（1）日本政府“购岛”引发中日钓鱼岛危机；（2）中菲黄岩岛对峙；（3）中国首艘航母“辽宁号”服役；（4）薄熙来事件；（5）王立军叛逃外国驻华领馆；（6）中共十八大召开，最高领导层顺利交接；（7）新疆和田劫机事件；（8）三沙市成立；（9）“黄金大米”事件；（10）韩国海警杀死中国渔民。现在，回读这一调研结果，我们有以下几点感想。
一、“钓鱼岛悬崖”演变成“钓鱼岛战火”的可能性陡增
近年来，中日两国钓鱼岛争端不断升级，2012年更因日本政府“购岛”的错误决策使这一争端演变为剑拔弩张的危机。对此，中国民众和专家看得非常清楚，因而我们项目组收回的问卷几乎都把“日本政府‘购岛’引发中日钓鱼岛危机”列入“2012年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从而使其高居榜首。在填写“原因”一栏时，不少人指出了这一危机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极端重要性，明确认定这是关系到中国领土安全和主权安全的重大问题。例如，中国社科院专家在返回的问卷中指出，此事“关系到领土、领海等问题，意义重大”。广东某高校专家在问卷中写道：“这将是一个会持续爆发出热点、难点的问题，考验的是中日两国领导人的智慧及大战略。”
借用美国人在描绘其财政严重危机时使用的“财政悬崖”一词，我们可以说2012年的钓鱼岛危机也是一个彰显危机也隐藏生机的“悬崖”，即“钓鱼岛悬崖”。
在处理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上，中国政府长期以来都十分克制、忍让。虽然这种做法不断受到本国不少民众的指责，但中国政府还是承受着越来越沉重的舆论压力，从长远和宏观的战略高度认识和处理各种争执，以免激化矛盾、引起冲突。这一点也体现在处理中日钓鱼岛争端上。反观日本政府，不仅不理解中国政府的良苦用心，反而还在2012年错误地做出了由政府购买钓鱼岛的决定，从而使局势严重恶化，陷入危机。更有甚者，中国海监船编队在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毗连区巡航时，日本海上自卫队飞机竟飞到海监船编队上空盘旋；中国海监飞机在东海海域上空进行例行巡航时，日本航空自卫队认定其“目标指向钓鱼岛”，出动F－15战机进行拦截。如此等等，都在不断把事态引向军事冲突，使两国行走在“钓鱼岛悬崖”边缘。
纵观2012年延续到2013年的中日钓鱼岛危机，日本依然是主动出击，中国是依然是被动应对，危机的根源是日本政府得寸进尺、不断逼进。从年后最新形势的演化来看，日本政府不仅不可能在钓鱼问题上做出实质性让步，而且还可能进一步向前逼进。中国政府虽然非常不愿意看到钓鱼岛争端演变为军事冲突，但也不得不进行军事斗争的准备，也可能在日本的步步紧逼下不得不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虽然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钓鱼岛之战”的爆发，但当前却难以排除中日两国从“钓鱼岛悬崖”坠落、走向“钓鱼岛之战”的可能性。如果真是这样，“钓鱼岛战火”便将成为2013年中国国家安全的头号事件。
如果说去年的形势使中国民众、专家及我们项目组成员一致认定“钓鱼岛危机”是首屈一指的中国国家安全大事，那么调查结果公布后的事态发展则使我们进一步认定把这一事件排在首位十分正确，同时也使我们越来越担心这一危机将在某个不确定的时刻演变成某种形式的军事冲突甚至局部战争，从而由“钓鱼岛悬崖”演变为“钓鱼岛战火”。
虽然许多专家学者总在用“擦枪走火”来描绘中日未来战争的导源，但我们认为，如果战争降临，那么绝对不会是因为“擦枪走火”，而必然是两国“深思熟虑”的战略性选择，所不同的依然如旧：日本将是基于扩张野心的主动选择，中国还是不得已的被动选择。一年多来，日本通过陆海空多种形式军演和调动，已经磨刀霍霍；中国无论是政治动作还是军事准备，也已严阵以待。无论是主动方还是被动方，战争无疑是一个前景莫测的“高危动作”，结局很难说谁输谁赢，而只会两败俱伤，因而两国都需慎之又慎。对此，有国际关系领域的年轻学者在调查问卷中写道：钓鱼岛之争“有可能导致中日之间的战争，虽然可以通过战争严惩日本，但中国也会有不小损失。”也有普通公民认为，“中日是经济大国，因日本的行为导致双方对峙，两国关系恶化，严重危及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还有女性学者指出：“中日关系很重要，需要长期谨慎处理。”
二、海洋国土安全已成中国当前面临的最为严峻的外部安全问题
与“中日钓鱼岛危机”的紧迫性和严峻性相比，“中菲黄岩岛对峙”无疑处于次要位置，但它与“十大事件”中处于首位的“中日钓鱼岛危机”、位居第3的“中国首艘航母‘辽宁号’服役”、位居第8的“三沙市设立”一样，都是事关中国海洋国土安全和海岛国土安全的重要事件，并在当前中国国家安全特别是对外安全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另外，处于第十位的“韩国海警杀死中国渔民”，虽然并非中国海洋安全问题，但也是一个海上安全事件，是中国的“涉海安全问题”。如此来看，调查结果中的涉海安全事件在“十大事件”中就多达五件，占到了一半，足见其重要性。
长期以来，中国被描绘为一个大陆国家，国土面积被不自觉地缩小为960万平方公里，多达300多万平方公里海洋领土被弃之脑后。然而事实上，中国不仅是一个大陆国家，同时也是一个海洋国家。中国既有长达32000多公里的总海岸线（其中大陆海岸线长18000公里，海岛沿线长14000多公里），更有多达300万平方公里的海洋国土。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海洋收益日丰厚、海洋开发炙手可热的今天，海洋争夺已经成为世界各国特别是亚洲各国领土之争的重心，许多国家都不仅仅是与某一个国家有海洋争执，而是同时与若干国家有海洋争执。这既是当今中国所面海洋安全问题的特点之一，也是那些与中国有海洋争执的国家所面临的一个基本态势。这既使各国面临的海洋安全问题变得十分复杂，同时也给不同国家在维护海洋利益和安全方面进行纵横捭阖的外交斗争和谋略运用，提供了想像的充分余地和施展的广阔空间。在“韬光养晦”、“搁置争议”等良好愿望和互惠战略被他国逼进死角的时候，中国政府必将把重点放到“有所作为”上，必须在“有所作为”方面做更多更大的文章。
维护国家海洋国土的安全，当前已经成为维护我国领土安全的首要任务。为此，中国需要有与自己的海岸线、海洋领土、海洋利益相匹配的海空军事力量。在“十大事件”排名第三的“首艘航母‘辽宁号’服役”，无疑是中国海空实力提升的重要标志，但这只不过是中国海空实力建设中的一小步，今后还必然迈出更大的步伐，以保证具有维护国家领海领空安全的绝对实力。对此，有军内专家在返回的调查问卷中写道：“辽宁号近几年内很难形成战力。众所周知，航母形成战力必须有三艘，履行不同任务。”但也有学者认为，“辽宁号”服役是“中国维护国防安全的一个重要步骤，其意义不在于‘辽宁号’的战斗力，而在于中国航母从0到1的突破。”北京财贸职业学院团委干部的评价可能更为全面：“大国之利器，崛起之必须，象征也罢，实力也罢，都得有。”
在发展军事实力，不放弃军事准备的同时，中国更需要继续通过各种非军事手段来应对日益复杂的海洋安全形势，有效维护自己的海洋国土和海洋利益，包括海洋领土之外的海洋利益和海外利益。去年以来，中国政府在三沙设立地级市、中国海监船和飞机接连出洋巡航、中国地图出版集团推出更能彰显中国海洋国土和海岛国土的竖版中国地图等等，都是这样一些重要的非军事措施。此外，在网上和网下、会上和会下、以及我们的调查问卷中，民众和专家还提出了一些其他可供政府参考的意见和建议。例如，针对力量分散的“九龙闹海”，不少人提出应整合海监、渔政、辑私、港管、海事、海警、海巡等机构，组建中国的海岸警卫队或海洋警卫队。
三、国内政治安全面临来自党政军内部严重贪腐的重大挑战
虽然不断提到薄熙来事件和王立军事件，会使人们有一种在揭执政党和政府疮疤的联想，但毒瘤就是毒瘤，不仅毒瘤不去必然伤害整个机体，而且不向人们说明毒瘤的危害性更难动员更多人去主动发现和摘除毒瘤。当前危害中国政治安全和整个国家安全的毒瘤，并不是某些人眼里的国内民众的越级上访、散步游行、聚众闹事、冲击政府、网上骂娘等等，而是生长在政治肌体上的毒瘤越来越多、越来越大，除之不尽，灭之不绝，反复发作，危害日重，其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党政军官员的贪污腐败。绝大多数群体事件的发生，其根源都在党政官员的贪污腐败、官商勾结、处事不公、损害公益。薄王事件虽肇始于“王立军叛逃外国驻华领馆”，但后来揭露出来的更为严重的问题却是如同其他贪官一样的严重贪腐和滥权。
回收的调查问卷之所以会把“薄熙来事件”和“王立军叛逃外国驻华领馆”列入其中，并使其处于第4和第5的位置上，说明受访对象对两件密不可分的重大事件的国家安全意义具有深刻的认识。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在问卷中写道：“薄熙来的行为严重违反党的纪律，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对国家改革发展和社会稳定带来很大的负面影响。”北京财贸职业学院政治理论课教师认为，王立军进入美国驻华领馆是“涉外政治事件，且王为党的高级干部，性质恶劣，严重危及国家安全。”还有学者认为，“把二人合并起来比较合适，因为整个事件非常真实地反映出中国政治的原生态。”在说明挑选其为国家安全重大事件的原因时，许多人都以“负面影响大”作为回答。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专家更是言简意赅地写道：“政治安全，风险源于内部。”这个“内部”，既有党的内部，也有政的内部，还有军的内部。以薄熙来为代表的党内贪腐，以王立军为代表的政界贪腐，还有近年来揭露出来的军界贪腐，以及其中交织着的官民对立、官商勾结、官场倾轧，暴露出官场政治生态的混乱与乖戾，使国内政治安全面临来自党政军内部严重贪腐的重大挑战。古人说的好：“国家之败，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宠赂章也。”数不尽的贪官、恶官、坏官，以及明目张胆的官贪、官恶、官坏，更使百姓逐渐丧失了对党政军的信任和信赖，由此严重危害到整个国家安全。从整个国家安全形势来说，当前中国是外患内忧并存，在外部面临战争危险的同时，内政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
早在2007年发表于《江南社会学院学报》的《影响我国国家安全的内部因素及对策探讨》一文中，本人就认定：在国内日益严重的社会对立中，对国家安全造成最严重威胁和危害的，并不是那些处于弱势的底层群众，不是下层群众在被逼无奈时的上访闹事、为匪做盗、打家劫舍、杀人放火以及“黑社会”横行等表面现象，而是社会机制不健全造成的权力和财富的分配不公，是处于中层特别是上层的贪官污吏对国家权力的不加限制的滥用，以及穷奢极欲的暴富阶层对广大民众和公共财富的横夺暴敛，是由此造成的某种程度上的“社会黑”。缺乏有效制约的权力新贵和丧失道德底线的暴富阶层，已经成为我国社会动荡和断裂的罪魁祸首。
贪腐不除，国无宁日。但是，要从根本上遏制贪污腐败的滋生和蔓延，保障国家安全，还必须从制度上着手，必须进行必要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共识，在中共十八大报告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收回来的调查问卷中，人们既对薄熙来王立军事件对国家政治安全的严重冲击感到忧心，同时也对十八大的胜利召开和最高领导层顺利交接感到欣慰，认为这“对于中国国内的稳定和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有年轻学者在调查中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领导核心，中国能否长治久安，关键在于党，尤其在于党中央。”有公安院校专家指出，这是“事关国家全局安全的根本性事件”。因此，中国的政治安全可以说是黑暗与光明同在，挑战与机遇并存。具有政治智慧的中国人民，一定能够直面挑战，抓住机遇，冲破黑暗，奔向光明。
四、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中传统安全问题兀显
2002年中共十六大以来，执政党和中央政府多次强调当前中国面临着“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2012年的十八大报告依然认为：我国面临着“生存安全问题和发展安全问题、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局面。但是，在这一基本判断的前提下，我们还应该看到，在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的复杂局面中，传统安全威胁和传统安全问题近年来又成为我国国家安全的主导方面。这两个方面，在我们调查统计推出的“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中得到了明显而准确的反映。
首先，在调查推出的“十大事件”中，既有传统安全问题，也有非传统安全问题，前者如中日钓鱼岛危机、中菲黄岩岛对峙、首艘航母服役、薄熙来事件、王立军事件、中共十八大召开和最高领导层顺利交接等，后者如新疆和田劫机事件、“黄金大米”事件、韩国海警杀死中国渔民等。这明确显示出当前中国国家安全基本态势中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的这一重要特点。
其次，无论是从所占比例来看，还是从严重性程度来看，中国的传统安全问题都远在非传统安全问题之上。从数量上看，“十大事件”中，前六大事件是明显的传统安全问题，“三沙市设立”反映出来其实也是传统安全问题。这样一来，传统安全事件就在十大事件中占了十分之七，而非传统安全事件只有十分之三。从严重性程度看，七个传统安全事件只有一个排在第八位，其他排在前六位置，其中排在前三位的是传统的外部安全问题，排在次三位的是传统的内部安全问题。更重要的是，“中日钓鱼岛危机”还在继续恶化，而且很可能演变成“钓鱼岛之战”；薄熙来王立军事件折射出来的国内政治不安全，并没有因为二人的下台和被处理而得到根本改善。这说明，在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的复杂局面中，中国面临的传统安全问题近年来又复兀显，占居了主导地位，从而使整个国家安全形势在以往的复杂性之外又呈现出极端的严峻性。
第三，在调查统计中没有直接显现但事实上隐含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几乎所有的传统安全事件中都不同程度地包含着非传统因素，非传统安全事件也多有传统安全的背影。例如，中日钓鱼岛危机、中菲黄岩岛对峙和三沙市设立，总体上是传统的领土安全事件，但它们却不完全是传统的领陆安全问题，而是具有非传统特征的领海安全、海洋安全和海岛安全问题。再如，中国首艘航母服役本是传统的军事安全事件，但其中无疑包含着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等非传统的安全要素。还有，薄熙来事件、王立军事件和中共十八大召开及最高领导层交接，都是传统安全事件，但其中也包含着许多非传统的安全要素，如政治体制改革、民主政治建设等对国家安全的作用问题。
当然，如果不仅仅局限于上述十大事件，而统观调查问卷中反映出来的更多事件，那么还可以看到，当前的中国国家安全形势不仅表现出传统与非传统交织、内忧与外患并存、复杂性与严峻性同在的特点，同时还有网上与网下呼应、虚拟与现实共振、极左与极右牴牾、极端民族主义与空想世界主义相冲、海外国民安全与国内国民安全并重等特点。然而对于2012年的中国国家安全来说，最明显、最突出的还是传统安全威胁迅速加重。
五、网民对调查结果的多方面反响与期许及我们应有的努力
2012年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的调查结果发布后，引起了一些不同的反响和评论，这也引起了我们的一些新的思考。在此，我们先把共识网率先发布上述调研结果后不久的网民评价截图如下：
从图中可以看到，网友对此反响极不相同，既有“冷汗”、“犯晕”、“存疑”等负面反响，也有“理性”、“务实”、“深刻”等正面反响。这种多样性反响说明，我国公民至少是网民，对国家安全问题的认知存在着不同程度的分歧，或者是对我们调查统计国家安全十大事件的做法和结果有不同看法。就反响最多的“冷汗”来看，国家安全在一些人心目中依然是远离人性、人情、温情而只会给人带来恐惧的事情，或者说国家安全活动还没有从过去的残酷斗争演进为以人为本、以民为本的执政新理念和执政新模式。
但是，只要简单回顾一下国家安全研究的学术进程，人们就不难发现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本世纪以来，我国国家安全事业的进步和发展。比如说，通过问卷调查和统计筛选向社会公布国家安全十大事件，这在过去就是一个不可想象的事情，因为国家安全不仅是一个高阶政治领域，而且在过去一直是一个绝对秘密的政治领域。在一个政治严重不透明的时代，在一个普通国民只能绝对顺从最高决策而无权提出自己任何政治见解和意见的时代，在多数人看到“国家安全”一词只觉“恐惧”而缺乏“温暖感”甚至缺乏“安全感”的环境下，学术在无形中被排斥在这一领域之外，学者更是避之不及。事实上，不仅中国大陆经历过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即便是西方民主国家以及中国台湾，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有过相似经历。在人类陷入“冷战”的历史时期，特别是在这一时期的早期阶段，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学术界和传媒界能够去调查研究国家安全事件，一些所谓的“安全研究”，也多是在政治的轨道上运行，而难以挣脱各自政府编织的种种“藩篱”，难以进入比政治要大得多的学术领域。虽说完全摆脱狭隘极端的政治藩篱而进入宽阔自由的学术领域，在当前的国家安全研究中依然不可能，也不现实，但当前的全球形势和中国大陆还不能完全令人满意的政治进步，已使学界可以进行某种形式的国家安全调查研究了，包括进行我们已经完成的“2012年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的调查研究。
年后1月14日《学习时报》发布上述十大事件后，在凤凰网转载所跟评论中有人两次写道：“错了！最大的是？”对于这条语焉不详的评论，我们当然知道其具体所指，也理解其对没把某件事发布为“2012年中国国家安全十大事件”之一的指责，并认为这种指责是合理的。
事实上，在传媒十分发达和管控相对宽松的今日大陆，我们也知道这件对国家安全来说十分重大的事件的存在，但有两个原因，我们没有把这一事件列入其中。第一，在调查统计的材料中，几乎没人提到这一事件，因而在根据调查结果发布国家安全十大事件时，我们不能罔顾被调查者的选择而自由发挥——我们必须严格尊重调查者的选择。第二，相关事件并没有官方意见，在中国大陆媒体上还处于零星评论状态，没有正式报道，因此难以确定其真假和轻重——这一点恐怕是我们项目组成员与广大被调查对象的一种共识和默契吧。由此也可以看到，当前的政治环境虽然使我们可以进行目前的这种调查研究，但还没有达到使调查研究结果完全符合国家安全客观实际的程度，只能使调查研究的结果更好地符合被调查对象的认知和选择这一客观实际。在国家安全的公开性没有完全代替（也不可能完全代替）其秘密性的情况下，任何国家安全研究特别是国家安全现实和国家安全历史研究，都会因为材料保密和以假乱真、真假难辨等情况的存在，而难以达到完全的客观。如同哲学认识论指出的那样，在国家安全事件调查研究这一课题上，我们只能是无限地接近客观真相，而不可能绝对反映客观真相。不可能绝对反映客观真相不是我们放弃对国家安全事件进行调查研究的理由，也不是我们不去努力逼近国家安全客观真相的理由。
为此，我们努力过；为此，我们还将继续努力。
毫无疑问，就像不同的调查对象对2012年国家安全十大事件的选择和评论并不完全一致，我们在这里对这一调查结果及相关事件的评论，也只反映了我们自己的认识，既不可能是学界共识，更不可能完全符合政界意见。然而正如发布十大事件时我们强调的那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调查研究成果是学术性、民间性的，不代表任何官方意见。我们做这件事，主要是希望通过这一形式强化全民的国家安全意识，促进我国的国家安全事业。
刊载于《财经文摘》2013年第2期
http://www.21fd.cn/a/cjwz/201302045597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