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国家安全理论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

刘跃进
（国际关系学院 公共管理系，北京 100091）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2013年第3期

　　[摘要] 国家安全思想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重要主题，治国安邦之论是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的重要内容。运用当代国家安全理论框架来分析，中国古代思想家在构成国家安全的诸多要素中，始终把政治安全放在第一位，一切以维护统治者的政权安全为转移；在思考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时，既重人祸也讲天灾，既讲外患更重内忧；在思考国家安全保障问题时，非常重视一些重要关系的处理，例如在备与患、预与立的关系上重视未雨绸缪、有备无患、有预而立；在文与武、礼与兵的关系上强调文武并举，更倡导先礼后兵，个别情况下还走向了修文偃武的极端；在安内与攘外的关系上注意内外兼顾，但也有“守内虚外”的传统；在进攻与防御的关系上具有以防御为主导的特征；在用兵与用间的关系上强调军事行动要知己知彼，重视情报的运用；在刚柔、软硬、宽猛等关系上，既讲究刚柔相济、软硬兼施、宽猛交用，更强调礼治、仁治、德治等柔性政策的根本性作用。
    [关键词] 国家安全理论；中国古代；思想史；国家安全思想；情报用间

　　在多年的国家安全研究中，我们把整个国家安全问题分为国家安全构成要素、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四个方面来认识，由此建立起一个基本的国家安全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1][2]按照这个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本文从国家安全构成要素、影响和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国家安全保障措施三个方面，对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略作归纳和分析，以求对当前我国的国家安全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有些批判性借鉴作用。

一

　　自《诗经》开始，中国历代文人都信奉一个道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3]但凡有点学问和本事的人，想的都是“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4]对于帝王家来说，最大的事莫过于维护其一姓天下的万世永存。秦王嬴政统一天下后，自称“始皇帝”，想的就是嬴家天下“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5]及至1908年，清王朝已摇摇欲坠，但统治者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首条仍然写着：“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6]即便在辛亥革命已经爆发的情况下，清政府还在1911年11月3日颁布的《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第一条写道：“大清帝国之皇统，万世不易。”[7]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附于皇家“皮”上的“毛”，中国古代文人士子只有为皇家服务、为皇权论证、为皇帝出谋，才能走上“学而优则仕”的坦途，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也才能得到“千锺粟”、“黄金屋”、“车马簇”、“颜如玉”等等的丰厚回报。无论是科场八股，还是朝堂策对，甚至是诗词歌赋，总有一个重要主题，就是表现忧国忧民之情、精忠报国之志、治国安邦之才。以皇权为轴心的治国安邦思想，由此成了中国古代思想史的重要主题，而这些治国安邦思想，便是中国古代的国家安全思想。治国在于安邦，安邦便是安国，也就是现在人们说的国家安全。
　　因此，如果不是看名称而看实质，先秦的诸子百家各个学派以及后来的经史子集各门学问，大多是治国安邦的国家安全之学，那些为民众日常生活服务的技术和学说少之又少，即使农医技工等可以直接服务民众的学问，最终也被引入维护统治者权位安全的轨道。脱离国家政治和国家安全（当时主要是皇家政治和皇家安全）的思想和学说，在中国古代从来没有成为主流。虽然民间社会在中国古代也存在，甚至有一定的独立性，但它在总体上还是依附于政治社会的，是以皇家为核心的政治社会的边缘性组成部分，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被皇家化、政治化、安全化了。以“治国平天下”为己任的文人士子，在皇家功名利禄的引诱下，无不“尽入彀中”，难以逃脱为皇家维护统治出谋划策的藩篱和死谏死战的命运。
　　由此一来，便形成了中国古代国家安全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在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上，始终把政治安全特别是统治者的政权安全放在第一位，一切以维护统治者统治地位的安全即政权安全为转移。
　　维护政权稳定和长存，是封建专制时代一切国家安全活动最根本的目的。为了一家一姓的宗庙社稷，当权者有时候也会执行一些怀柔政策，也会一定程度上让利于民，也会讲一些爱民的道理，表演一些爱民的节目，但这本质上都是为维护其统治地位服务的。如果危害到其统治地位和政权安全，任何受民惠民的政策和措施就都会消失无迹。
　　在统治者这种政治立场的引导下，文人士子只能在维护至少是不危害统治者统治地位的前提下，有限制地论述民生问题的重要性。古今文人津津乐道的孟子“民贵君轻”说，其出发点、落脚点和目的，其实都是统治者的政权巩固和江山永存。在“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之后，孟子紧接着便说：“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8]。显然，“贵民”只是手段，“为天子”才是目的。这一点在孟子另一段话中得到了证实：“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9]这里之所以要帝王们乐民忧民，根本目的并不在为民，而在成王、称王、万世为王。
　　与“民贵君轻”论一样常被人们提及的还有更早的“载舟覆舟”论。依战国末期赵国思想荀子所言，“载舟覆舟”论源于春秋时孔子，一是孔子所做《易传》，二是孔子答鲁哀公问时所说。存于《荀子》的两段相关文字，一段出自公认是荀子原作的《王制篇》，另一段出自后人置疑的《哀公篇》。《荀子·王制》中的原文是：“马骇舆，则君子不安舆；庶人骇政，则君子不安位。马骇舆，则莫若静之，庶人骇政，则莫若惠之。选贤良，举笃敬，兴孝悌，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10]在《荀子·哀公》中，孔子在回答鲁哀公关于如何统治国家的询问时说到“载舟覆舟”。及至唐初，魏征还用“载舟覆舟”论劝时皇李世民体恤百姓：“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11]这一比喻性说法，非常明显是把君像舟一样作为目的，把民像水一样作为手段和工具。
　　因此，中国古代的“贵民”“重民”思想，根本目的不是“为民”，而是“牧民”，最终目是“成王”“称王”和“君子安位”。两千多年的封建时代，没有任何思想家能够逃脱这一窠臼。这与“民有、民治、民享”现代民主思想、民主理论格格不入，与建立在现代民主理论基础上的民主化国家安全理论相差甚远，没有也不可能像现代国家安全理论那样，把国民安全作为国家安全构成要素中的核心要素和国家安全活动的根本目的[12][2]。所以 ，对于这样的古代思想，今人只能从历史教训方面加以批判性借鉴。
　　虽说中国古代思想家把政治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一个基本构成要素，把政权安全作为政治安全的首要问题，迄今依然，但国家安全的核心要素已由“政治安全”演进为“国民安全”；政权安全及其权属安全也已由“君权安全”演进为“民权安全”。因此，当前维护国家安全特别维护政治安全，最根本的是要维护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安全，维护“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宪定“权属”安全。

二

　　在构建当代国家安全理论体系时，我们不仅把政治安全作为国家安全的基本要素之一，把政权安全作为政治安全的重要内容，而且把影响国家安全的因素具体分为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把危害国家安全的因素具体分为天灾和人祸，继而又把人祸分为内忧与外患。在这方面，中国古代思想家则是既讲社会因素与讲自然因素，既人祸也讲天灾，既讲外患也讲内忧，而且特别重视内忧问题。
　　管子认为，“国有四维”，“一曰礼，二曰义，三曰廉，四曰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他还具体描述说：“一维绝则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维绝则灭。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灭不可复措也。”[13]如果说这是管子关于社会因素影响国家安全“四维论”，那么他对于自然灾害危害国家安全的论述则以“五害论”最著名。管子指出：“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他具体解释说：“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厉，一害也；虫，一害也。此谓五害。五害之属，水最为大。”他还特别推论道：“水妄行则伤人，伤人则困，困则轻法，轻法则难治，难治则不孝，不孝则不臣。”[14]水患这一天灾由此危害到国家安全。
　　墨子的“七患论”，从多方面论述了人祸对国家安全的危害。他说：“国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沟池不可守而治宫室，一患也；边国至境，四邻莫救，二患也；先尽民力无用之功，赏赐无能之人，民力尽于无用，财宝虚于待客，三患也；仕者持禄，游者爱佼，君修法讨臣，臣慑而不敢拂，四患也；君自以为圣智而不问事，自以为安强而无守备，四邻谋之不知戒，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六患也；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之，赏赐不能喜，诛罚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国，必无社稷；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七患之所当，国必有殃。”[15]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管子“四维论”关于社会因素影响国家安全的论述，以及“五害论”关于天灾危害国家安全的论述，论到的主要是内部因素或内忧，而墨子“七患论”所论七患 ，则涉及了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内忧与外患两个方面，同时还把内忧看成导致外患的根源。“七患论”中的“治宫室”、“民力尽于无用”、“君自以为安强”、“畜种菽粟不足以食之”等等，讲的都是内忧；相反，其中的“城郭沟池”、“边国至境”、“四邻谋之”等，涉及的主要是外患问题；而“以七患守城，敌至国倾”，则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了内忧是招致外患的根源。
　　总的来看，中国古代思想家经常是内因与外因、内忧与外患并提，而且更重视内因和内忧问题。《左传》说“国家之败，由官邪也”[16]，就是把政府内部官员的邪恶与贪腐，视为国家败亡的重要因素。在对待国民的问题上，“家天下”的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虽不会把“民”作为核心和目的，但却非常重视“民”作为手段与工具对其家国的极端重要性。《尚书》的“民惟邦本”说，《孟子》的“民贵君轻”论，从古至今代代相传的“得民心者得天下”之言，以及历朝历代各种相近说法，都是把“民”特别是“民心”看作是影响国家安全的重要因素。“宋初三先生”之一的石介，在给宋仁宗所上《论根本策》的奏议中写道：“善为天下者，不视其治乱，视民而已。民者，国之根本也。天下虽乱，民心未离，不足忧也。天下虽治，民心离，可忧也。”[17]

　　　　　　　　　　　　　　　　　　　三


　　虽然中国古代思想家没有条件像当今学界政界这样系统地思考和构建国家安全保障体系，但他们也从多方面思考了国家安全保障问题，对涉及国家安全保障的备与患、预与立、文与武、礼与兵、安内与攘外、进攻与防御、用兵与用间，以及刚柔、软硬、宽猛等等一系列关系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探讨，提出了许多对今天依然有益且值得借鉴的思想。
　　首先，在涉及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的备与患、预与立的关系上，中国古代思想家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预备意识，强调有备无患、有预而立。生活于春秋末年的老子，最早从哲理的高度和治国的角度指出：“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18]孔子明确指出：“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19]这种有预而立、有备无患的国家安全保障思路，墨子在《七患》中结合桀纣失国的历史教训，作了更详细的论述：“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城郭不备全，不可以自守；心无备虑，不可以应卒。……夫桀无待汤之备，故放；纣无待武之备，故杀。桀纣贵为天子，富有天下，然而皆灭亡於百里之君者，何也？有富贵而不为备也。故备者，国之重也。”[20]成书于西汉时期的《礼记》强调：“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跲，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21]
　　其次，在涉及国家安全保障手段的文与武、礼与兵的关系上，古代思想家强调文武并举、先礼后兵，但也有重文轻武的传统，甚至有人主张修文偃武。孔子强调仁政礼治，但在其为官当政时，却也不忘武备。孔子摄相事时曾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22]孔子兴学，不仅授人以礼、乐、书、数等四种文艺，而且教人以射、御两种武艺，合称“六艺”。讲武谈兵的《孙子兵法》，虽强调“兵者国之大事”，但反对穷兵黩武，甚至把用武力手段解决问题放在“次之”的地位，认为“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城之法，为不得已。”[23]孙武强调，将帅用兵要“令之以文，齐之以武”[24]。后来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多强调文武并用，认为“文武并用，长久之术。”[25]但在对待文武的关系上，许多人往往更强调“文”的重要性，认为治国安邦要“以武为植，以文为种；武为表，文为理。”[26]赵宋王朝，以兵变开国，因而特别害怕他人兵变夺取自己的天下，同时也汲取了唐末以来藩镇割据和宦官乱政的教训，采取了重文轻武、修文偃武的治国安邦方略。这一国策的实施，在内部安全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效，国内没有出现严重的宦官乱政和地方割据现象，兵变、民乱规模小，次数也少，但却难以抵御外敌的骚扰和入侵，结果在1127年徽、钦二帝被金人掳去，宋室被迫南迁，后来更导致1276年忽必烈蒙古军攻破宋都临安，继而于1279年在崖山亡国。
　　第三，在涉及国家安全保障内容的安内与攘外的关系上，主流思想一直是内外兼顾，但也常常强调“守内虚外”、“攘夷必先安内”，把安内放在更重要的地位上。先秦时期，齐桓公提出的“尊王攘夷”，是一种先“安内”而后“攘外”的战略。秦朝统一六国后，把主要兵力放在南北边防上，事实上形成了一种重攘外而轻安内、“守外虚内”的安全格局。西汉时期，景帝老师和智囊的晁错，认为“攘夷必先安内”，力主削藩，去除内忧。但汉朝在守内、安内的同时，并没有虚外，而是安内攘外兼备。到赵宋一朝，曾给宋太祖赵匡胤出谋划策，使其“黄袍加身”、“杯洒释兵权”的名宰赵普，后来上书宋太宗赵光义说：“中国既安，群夷自服。是故夫欲攘外者，必先安内。”在赵匡胤西巡洛阳时“画地十策”后又辅佐过赵光义、赵恒并二度任宰相的张齐贤，也在上疏中说：“圣人举动出于万全，必先本后末，安内方可攘外。”[27]明朝时，于谦提出：“疆兵以足食为本，攘外以安内为先。”[28]明神宗宰相张居正也说；“欲攘外者必先安其内。”[29]崇祯九年出任兵部尚书的杨嗣昌，面对明王朝内外交困的局面，从整体上提出了三大方针；“必安内方可攘外，必足食然后足兵，必保民斯能荡寇。”[30]这样的观点在理论上应该说是不错的，但在实践中有时却走向了极端，例如在北宋时就促成了一种文臣将兵、兵不知将、将不知兵、守内虚外的制度，结果长期被动挨打，只能通过向外敌输送岁币以保国家安全。历代统治者之所以这样处理“安内”与“攘外”的关系，除受中国传统文化强调“治安中国而四夷服”[31]的影响之外，主要是因为他们从心底认为，内忧威胁的是其一家一姓的政权，必须彻底铲除，而外患只是想得到些土地、钱财和美女，可以通过“和亲”“岁币”等让步措施来缓解。清朝晚期，统治者把外敌的欺凌入侵看作是肘腋之疾，把国内人民的反抗视为心腹之患，采取“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政策，更淋漓尽致地突出了这一点。历史上虽然有人提出过“内事文而和，外事武而义”[32]的对策，但在视一姓政权为最高利益的封建时代，特别是在国势较弱的情况下，许多统治者实际上是“内事武而威，外事文而弱”。
　　第四，在对外安全保障的进攻与防御关系上，中国古代主流思想和做法是固防限攻，具有以防御为主导的特征。春秋战国五百多年弱肉强食式的征伐，曾被孔孟等思想家斥为“天下无道”[33]，后人也说“春秋无义战”[34]。虽然墨子在“库无备兵，虽有义不能征无义”[35]的论述中潜在地肯定了对外“义战”的合理性，但秦统一中国后，特别是在汉民族执掌政权的朝代，对外征伐并不太多，而且少有的对外战争也都是有限的，达到目的后就班师还朝。例如，秦统一六国后，没再继续扩张，而是在北方完善战国期秦、赵、燕等就有的长城，并修筑新的长城，抵御匈奴等北狄的南犯。汉初，匈奴不断进入长城以内掳掠，高祖、惠帝、文帝、景帝都被迫采取和亲政策，嫁公主给单于为阏氏（王后），并赐予大量的财物，以保平安。汉武帝虽数次出兵大破匈奴、吞并朝鲜，并遣使出使西域，但晚年又发布《罪己诏》，改变了对内对外的政策。昭帝继位后，辅政大臣霍光延续了武帝晚年与民休息的政策，对外一方面加强北方戍防，打击匈奴进犯等，另一方面又重新与匈奴和亲，改善关系。唐太宗时，有人建议行“霸道”，以“震耀威武，征讨四夷”，但魏征劝李世民行“王道”，认为“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李世民采纳了这一建议，并说：“昔人谓御戎无上策，朕今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岂非上策乎？”[36]对此，有学者指出，秦汉以来，历朝历代对北方游牧民族的防御，随国力的升降而在积极防御和消极防御之间变化，积极防御中的进攻总是在取得一定的胜利后便适可而止，收兵凯旋，这说明中原王朝的战略重点始终是确保长城以内广大农耕区域的安全，而不是向外拓张领土。自郑和下西洋活动终止后，明清两朝的海洋战略基本上也是防卫战略，海上力量建设始终局限于沿海或近海海军，核心是防范敌寇从海上侵犯大陆。[37]
　　第五，在国家安全保障的用兵与用间关系上，古代思想家特别重视军事行动中的用间与情报的作用。《孙子兵法》不仅全文多处涉及间谍情报问题，而且还用最后一篇的内容专门系统性地讨论间谍情报活动。在《谋攻》《地形》等篇中，孙武说明了情报的重要性，指出“知己知彼，百战不贻；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38]；“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39]在最后一篇《用间》中，孙武先论述了间谍情报重要性，接着对间谍作了分类，并研究了用间的原则和方法等等。当然，研究间谍情报问题的并孙武一人，在孙武之前、孙武同时、孙武之后，中国古代的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从多方面讨论过间谍情报问题，形成了极为丰富的用间思想。清朝咸丰年间的朱逢甲，还专门撰写了一部《间书》，对中国古代的用间活动和用间思想作了概括、总结和评说，从而成为中国第一本也是世界第一本研究间谍问题的专著。
　　除上述各方面思想之外，古人在论述刚柔、软硬、宽猛等关系时，也有很多是从治国安邦的国家安全角度思考的，也多主张刚柔相济、软硬兼施、宽猛交用，同时强调礼治、仁治、德治等柔性政策的持久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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