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昌火 刘彦君 张婧 靳晓宏 赵芳 吴晨生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的颁布提出了加强情报学科建设的客观需求。本文从历史、学理以及实践三个方面对中国情报学发展进行纲领性论述，以期催化中国情报学学科建设、推动情报工作繁荣发展。文中梳理了中国历史上的情报著作、擅于运用情报的名家和情报案例；阐述了情报理论，包括情报、情报工作、历史使命、基础理论和方法论；评述了中国不同时代的情报工作实践，提出新一轮全球性冲突中的中国情报事业发展建议。中国情报学（Intelligence Studies）承袭中国古代兵家情报思想，融合美国安全军事情报理论，不囿于“科技”，以“耳目、尖兵、参谋”为己任，服务国家安全治理和经济社会发展，是我国情报从业者的一个重大创举，它包含了信息序化和信息转化的两大议题，形成了由信息转化理论、博弈理论、竞争理论、人际网络理论等构成的基础理论体系。随着经济全球化和情报需求社会化的发展，中国情报学和情报工作必将经历新一轮的快速发展。
[关键词] 情报 情报学 情报理论 情报工作 中国情报史
长期以来，我国学界将情报学与图书馆学、档案学归为一类，并列设置为同级学科，混淆了情报与信息的本质区别，既误导了情报工作，又削弱了情报学的独立性。2017年6月2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的颁布又一次将情报学这个神秘而又由于隐蔽在图情学科下错位的学科拉上了历史舞台，成为学者们纷纷关注的热点。2017年7月陕西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院在西安举办了主题为“《国家情报法》与中国情报学发展”第四届华山情报论坛；2017年10月29日，中国科学技术情报学会与中国社会科学情报学会共同主办的“情报学与工作发展论坛（2017）”在南京召开，会议针对重新定位情报学科的发展目标，重新认识情报工作的性质与作用，重新设计情报学课程体系，重新认识理论、技术、方法的重要性，重新认识情报的能力广泛达成共识，表明中国情报界正在思考如何破解两种情报学并存的局面。2017年11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情报学学科建设与情报工作未来发展路径研究”正式立项。加强国家情报工作，推动国家情报工作整体发展，受到方方面面的高度关注，这就在客观上提出了清晰界定“情报”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加强情报基础学理建设的迫切需求，也提出了建设情报学的学术体系和学科体系的战略要求。
一般而言，学科的发展需要三个支撑，即历史的支撑、学理的支撑和实践的支撑。本文从这三个方面对中国情报学的发展进行纲领性论述: 一是史论，包括中国历史上的情报论说、擅于运用情报的大师和情报案例；二是理论，包括何谓情报、情报工作、它的历史使命、基础理论和方法论；三是评论，即对于不同时代的理论、人物、事件、现象等的评说和剖析。中国情报学的学科建设将为情报工作的实践提供学术、队伍和阵地的坚实支撑，从而推动情报工作的繁荣发展
1、中国历来是一个重视利用情报的大国
伴随着中国古代情报理论的发展，产生了一大批极富情报思想和战略谋划的著名典籍，如《周易》、《孙子兵法》、《武经总要》、《间书》等闻名于世的著作，也涌现出了众多流芳千古的情报大家，包括孙子、诸葛亮、李世民、毛泽东等，其中孙子已被国际情报界誉为“情报之父”[1]。同时，从隆中对、四渡赤水等典型情报案例中都可以看到中国古代情报理论和思想对时势的判断和获取战争胜利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1.1中国古代情报论说
在我国春秋时期，《周易》中有许多描述战争过程中的敌我分析和情报预测的卦爻辞，反映出当时古朴的情报思想。《周易观卦》中既强调“观我生，进退”，即要根据所掌握的我方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也强调“观其生，君子无咎”，即充分掌握对手的情形就可及时做好防备以消除可能造成的危害，这种思想已被认为是孙子“知彼知己”情报思想的渊源[2]。“知几论”是《周易》情报思想中最核心的观点，是以“情报预见”为核心的情报哲学。对现阶段的情报工作者而言，“知几”就意味着要既知其“始”，也知其“化”，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从事物本身所具有或潜在表现出的一些常被忽视的表征中窥探出细微的玄机，并根据这些表征对其可能出现的发展演变做出预测，继而为己方下一步的战略决策赢得先机。
中国的兵圣孙子所著的《孙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情报学著作。孙子的情报思想可以用五个词来概括：“庙算”、“称胜”、“形人”、“相敌”和“用间”[2]。其中“庙算” 亦即情报分析，是对敌我双方影响战争胜负的基本要素进行分析，依靠客观、理性的逻辑判断进行情报评估，预测战争的胜负。而“称胜”本质上就是情报定量分析方法，即如何“治形”，通过对己方的土地、物产、人员和力量的建设增强自身实力。
《武经总要》是北宋官修的一部军事著作，它的情报思想来源于《孙子》和《吴子》，其中的“知敌”和“料敌”是其情报思想深化改进的关键。该书认为，在侦察敌情之时，侦查员必须把握对手的整体情况，根据侦察到的情报进行综合地比较和分析，以得出一个相对科学和准确的结论。而“料敌”的关键是“料敌主将”，一定要努力收集相关敌将的情报，另一个关键则在于“料敌形势”，要对敌方的主要动态有很好的把握[2]。
《间书》是清朝朱逢甲所著，其中的某些重要结论已为我军一般情报研究工作者所公认。与孙子兵法中的《用间》相比，《用间》关注的重点在于理论的分析归纳，是对“用兵之诡道”进行的理性探讨，《间书》则重在对历史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分析，更着重突出“古为今用”的价值[3]。《间书》中的“用间”包括侦察敌情、分析判断、军事外交、谋略运用等多种情报手段[2]，其本质也是当今情报工作实践中的主体内容，对于我们探讨情报学理论，仍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1.2中国历史上擅用情报的名家
中国作为一个重视利用情报的大国，五千年的朝代更替和纷繁战争中也孕育出一大批杰出的、擅于运用情报的大家，这其中就包括闻名中外的孙子、诸葛亮、李世民、毛泽东等。
孙子的情报思想，囊括了先知的重要性、战略要素的认识、情报的搜集、情报的评估等各个方面[4]。孙子“形人而我无形”的思想，既是情报斗争所要达成的目标，又是对情报搜集能力与反情报能力提出的具体要求。以现代情报理论来看，要实现“形人”，就是通过各种情报获取与情报分析手段掌握对方的真实情况，而要做到“我无形”，就是要做好反情报工作[5]。同时，孙子对情报的搜集、分析、研究、判断等问题，也提倡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合理做出理性研究，以此指导战争实践[6]。
诸葛亮重视情报尤其是战略情报对决策的作用，善于利用现实环境中的各种征兆进行情报分析和预测，包括利用气象、地理情报转化成战场上的竞争优势，这是诸葛亮行军打仗、出奇制胜的一个重要特点[7]。诸葛亮对敌情征候分析、战场形势判断、战略评估等，既有详尽理论阐述，也有成功的实践，对于后世建构和完善情报认识论和方法论理论体系，意义重大[4]。
唐太宗李世民在战争中很讲究战略战术，他能够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做出正确的切合实际的判断，然后施以不同的战术，达到出奇制胜的目的[8]。唐初的《李卫公问对》辑录了唐太宗李世民和李靖探讨重要军事问题的言论，该书中所提出的情报思想最为核心的内容是“知情”“误敌”及“慎间”。《李卫公问对》中的“知情”是对孙子兵法中“知彼知己”情报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指出，“知彼知己”的关键是详细审察“敌之心、敌之气”与“己之心、己之气”；所谓“误敌”就是给敌方的情报系统和决策者以错误的诱导，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奇正、虚实、示形相结合而灵活运用，即可达到“误敌”的目的；《李卫公问对》同时也提出了“慎间”的主张，提出“用间最为下策”，非常强调平时用公开手段来获取战略方面的情报，注重搜集敌方人口、民俗、地理等方面的情况[9]。
毛泽东是中国现代情报思想家的杰出代表。根据《毛泽东选集》1-5卷和其他公开发表的毛泽东的文献统计，其调查研究文章占了整个著述的1/5[10]，形成了系统的调查研究理论，体现了毛泽东的情报搜集思想，形成了毛泽东探索解决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基本方法。利用这些情报方法，毛泽东获取了大量的社会情报，从而深刻了解了中国当时的复杂国情，为探索中国式的民主革命胜利的道路提供了重要依据。对于调查中的研究，毛泽东指出，“材料是要搜集得愈多愈好，但一定要抓住要点或特点”，毛泽东正是将“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从而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1.3中国典型的情报案例
在中国古代情报思想的应用实践中，流传千古的“隆中对”堪称古今战略形势情报分析的典范；而毛泽东在四渡赤水中借助军委二局提供的情报取得最终胜利，也成为现代战争史上情报应用的经典战役。
诸葛亮提出的“隆中对”，属于孙子兵法“庙算”之典范，但它并不是主观臆想的产物，而是以诸葛亮多年积累下的可靠情报为依据而提出的。从战略情报的全局性和前瞻性来看，“隆中对”都是一份政治价值很高的战略情报，这份情报不仅包含了对当下时事的研判，而且提出了对刘备而言极富操作性的战略目标——“三分天下”[7]。同时，“隆中对”也构建出了一套经典的战略情报决策体系：事先搜集充分的、可靠的情报；依靠智囊提出各种可供采择的方案；对各种方案进行比较评估，从中确定一个最佳方案；确定战略目标以及实现战略目标的手段和步骤等等，这些都是情报辅助战略决策的一些基本要素[11]。
四渡赤水是毛泽东和军委带领红军将士共同创造的伟大胜利。从情报视角看，毛泽东之所以能游刃有余地指挥四渡赤水，曾希圣破译大量国军电报是重要因素。在曾希圣领导下的军委二局，成功破译敌人各类密码860多种，摸清了蒋介石“围剿”红军的战略部署，为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发挥了巨大作用[12]。毛泽东正是依靠情报信息的绝对优势，掌握了国民党的排兵布阵，通过红军机动灵活的运动战，有效地调动和歼灭敌人，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由此可见，在战争中掌握了对手的情报就等同于掌握了对手的命脉，也就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2、有中国特色的情报学理论架构
2.1何谓情报
什么是情报？这无疑是情报学最基本、最核心的问题。
情报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在社会中普遍存在。人类的情报活动自古就有，原始社会中，人们就通过表情、手势、标记、语言等交换、交流情报来满足生存和生活需求；在人类社会进步发展的过程中，人们不断地生产、交流和利用着情报，情报一词也被频繁使用着，但对情报概念的理解却因人而异、纷繁多样。
中国古代没有“情报”一词，兵家在论及情报时大多用“情”或“知”、“计”[4]。中文“情报”一词一般认为来源于日语汉字：1876年，日本陆军少佐酒井忠恕在《法国步兵阵中要务实施演习轨典》中使用了日语汉字“情报”；1884-1888年日本军医森鸥翻译《战争论》时也用到了“情报”一词，对应德文“nachricht”，含义为“与我国有关的敌人和敌国的全部知识”；20世纪初，“情报”由我国留日学生引进[13,14]。
情报作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概念，最初应用在战争和军事活动中，指敌情报告，同“谍报”。军事领域的情报侧重于以跟踪、监听、卧底等侦查手段和各种高技术侦查设备截取、传递对方特定秘密信息，因此，早期的“情报”具有一种神秘的色彩，与“间谍”、“特工”、“窃密”等词联系紧密。1905年，最早收录“情报”这一条目的《辞源》就认为情报是“战时关于敌情之报告”[15]。1915年版《辞源》将情报定义为：“军中集种种报告，并预见之机兆，定敌情如何，而报于上官者。”
随着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情报的含义不断发展演化，逐渐由军事领域向科技、经济等领域转移。到1965年，《辞海》对情报的含义扩充为“对敌情和其他有关对敌斗争情况进行分析研究的成果，是军事行动的重要依据。亦泛指一切最新的情况报导，如科技情报。”1989年，《辞海》情报定义再次拓展，指“获得他方有关情况及对其分析研究的成果，按内容和性质分为政治情报、经济情报、军事情报和科技情报等，军事情报与政治、经济和科技等情报是紧密联系的。”
尽管情报概念由军事术语向其他众多领域泛化，但我国仅在科学技术领域形成了专门的情报学学科。中国情报学虽然起源于军事学和谋略学，但不同于军事情报的机密性、敌对性，强调面向公开情报源，具有普遍适用性，是致力于研究组织的情报体系、情报战略、情报活动及其规律的社会科学，与人类的竞争和决策相伴相生、形影相随而又若即若离[16,17]。虽然中国情报学已历经数十年的发展，但情报的定义一直仍是情报学界争论不休的问题。据粗略统计，来自百科全书、权威词典、学术专家的情报定义多达191种[18]。以形式逻辑定义事物的“属+种差”方法来看，这些定义中情报的“属”就多种多样，包括“消息、报道、报告、数据、信息、知识、情况、事实、智慧、资料、材料、结果、成果、产品、产物”等等，其中，情报的信息说和知识说最为普遍，尤以信息和情报的争论为甚。自1992年第八次全国科技情报工作会议上宣布 “科技情报”改称“科技信息”后[19]，情报和信息的混用更是普遍。不少学者将“情报=信息=Information”，两个中文词语——情报和信息代表同一个英语概念Information，两个学科——情报科学和信息科学则用同一个英文词语——InformationScience来表达[20]。
实际上，信息、知识和情报是情报学的三个基本概念，三者既紧密关联，又有所区别。信息和知识是生产情报的重要基础，离开信息和知识，情报就会成为无水之源[17]。情报源于知识，高于知识，是对知识的激活[21]；情报是对信息的解读、判断和分析；是人脑思维的产物，具有对抗性、战略性、智能性、增值性和行动性(Actionable)等特点[1]。信息和情报的联系在于:信息是情报的素材和载体，情报是信息的激活和升华，信息是客观存在，情报是思维产物，信息是原料，情报是产品。人们获取信息的目的是为了生产用于决策的情报和谋略，即Information的Intelligence化[20]。
情报是一个组织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感知和响应，而且总是为组织的战略和安全服务的，是组织制定发展战略和安全对策的先导和基础。情报是竞争和冲突的产物，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是情报活动的本质[22]。情报的英文应对应Intelligence而非Information。Intelligence的基本含义是对环境变化的认知和应对, 非常贴切于耳目、尖兵和参谋的功能。Information难当此任[20]。同理，中国情报学的英文表述不应是“Information Science”，而应是“Intelligence Studies”[17]。
2.2何谓情报工作
由情报概念的理解可知，情报包括军事情报、政治情报、经济情报、科技情报等等，虽然中国情报学形成于科学技术领域，但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渗透至各个领域，科技情报必然涉及到军事、政治、经济等方方面面。同样，中国情报学对应的情报工作虽然在不少学者认知中是“科技情报工作”的简称，但并不囿于“科技”。美国情报专家安吉洛·科迪维拉( Angelo Codevilla)曾在其著作《知晓治国方略: 新世纪的情报》中将情报提升至国家情报高度，并指出情报的本质属性是决策性[23]；中国情报学中的情报工作也同样可提升至国家层面，即“中国情报工作”。
我国有组织的情报工作（科技情报工作）是新中国成立之后产生的：1955年，周恩来总理在听取中国科学院的工作汇报时指出：“你们工作这么几年，连个情报部门还没建立，你们的仗是怎么打的”；在党中央着手编制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和制订《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的时候，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把建立专门科技情报工作作为发展我国科学技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一项紧急任务列入《规划》的第57项，并明确规定要迅速、系统地开展科技情报工作[24]。由此，我国的情报工作拉开帷幕。
不论是周总理的指示，我国科技情报工作的第一个法令性文件《关于开展科学技术情报工作的方案》所明确规定的科学技术情报任务“报道最近期间在各种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中国内外的成就和动向，使科学技术、经济和高等教育部门及时获得必要的情报和资料，以便于吸收现代科学技术成就”，还是聂荣臻副总理确定的“广、快、精，准”四字方针，无不揭示出我国情报工作的基本定位——“耳目、尖兵”，“要参与决策，当好参谋”。
笔者认为，情报工作是组织为获取和分析情报的一项系统化工作，是一项超越军事、政治、经济、科技等单一领域的[25]，有意识、有目的、有组织、有控制的搜集、“序化和转化[17]”数据和信息来为不同层次的科学决策服务的科学劳动。钱学森曾指出，情报工作包括搜集资料、宣传介绍、建立检索体系和情报分析工作（即情报研究工作）四个方面[26]。前三方面的工作就是搜集、序化，第四方面情报研究即转化——Information的 Intelligence化。情报研究工作正是根据特定的需求，通过系统化过程，将信息转化为情报的科学活动[27]；它要求对情报信息进行定向浓集和科学抽象：定向浓集，就是定向浓缩和集中，浓缩起蒸馏、过滤和筛选作用，包括去伪存真、择其所需，对情报进行甄别和评价，集中就是系统化和综合化，因此浓集的过程并不是单纯的信息机械压缩和形式排列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一个分析和研究的过程；科学抽象，就是透过现象，抽取本质的思维过程，揭示研究对象的本质、规律和联系，它本身就是科学研究的一般方法，科学抽象的结果，必然会产生新的知识和观点[28]。
可以看到，情报研究工作是情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情报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长期以来，我国的情报学研究和情报工作对情报的淡化，偏重“信息”，注重数据信息的搜集、序化等文献工作，恰恰丢掉了情报工作最重要的核心价值所在——情报研究。中国情报工作应将Information的Intelligence化，即将信息转化为情报和谋略作为核心任务。
此外，作为市场竞争激化和社会信息化高度发展产物的竞争情报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情报工作的新形式[29]，它也是Information 的 Intelligence化，只是它具有更强的专指性、针对性、对抗性，直接为集团和企业的经营战略和竞争决策服务，它对情报工作如何更好地为企业发展和市场竞争服务提供了突破口和方法论,也为我国情报界与国际接轨，迈向现代咨询业提供了接口和机遇[30]。
2.3历史使命
所谓使命，古时指使者奉命出行，后引申为肩负重大的任务和责任。历史使命即特定时代所赋予的社会责任、重大任务。情报工作的历史使命是由特定时代人们对情报工作本质和作用的认知所决定的。
我国早期的情报工作是在计划经济和相对封闭的条件和环境下发展和运作的[31]，走文献工作和研究工作相结合的道路，其主要任务是摸清世界各国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和发展趋势，全面、及时、准确地反映国外科技发展的新水平、新动向，结合国内情况,提出综合的和专业的技术经济情报和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报告，为国家规划、重点项目攻关和科技管理决策服务[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