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国家安全学”的早期探讨

刘跃进

载《为国家安全立学》一书

第四章：国家安全学的初步探讨与两本《国家安全论》

第一节：学界对建立“国家安全学”的初步探讨

    从目前所见资料来看，“国家安全学”一词在国内汉语文献中最早出现于1994年。当年9月出版的书籍《边防安全学》和当年12月出版的刊物《中国科技信息》，分别提及了“国家安全学”。

    1994年9月，孙中国在其由警官教育出版社出版的《边防社会学》一书中论述“公安边防工作理论研究”时，提出了“国家安全学”一词，并且写道：“在公安边防工作理论研究领域，也有许多相邻的学科，已经形成了一个研究的学科群，如公安学、边防学、边境管理学、边境治安管理、边境检查学、国家安全学、国际法、军事法、犯罪学，等等。”[1]

    发表于同年《中国科技信息》（月刊）第12期（12月出版）的《安全科学与预防事故》一文中，作者朱奕宝在论述“安全学科”的构成时，提到了“国家安全学”，认为“安全科学的学科可以很广，如国家安全学、社会安全学、生态环境安全学、劳动安全学等。”[2]显然，这篇文章并不是从国家安全学科建设的角度提出“国家安全学”的，而是在讨论“生产安全”或“安全生产”的“安全学科”建设中涉及到这一术语的。

    两年后的1996年，朱奕宝论述“安全学科”构成时，再次用完全相同的一段文字提到“国家安全学”。在发表于《中国科技信息》1996年第12期上的《城市减灾重在防——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一文中，作者朱奕宝写道：“安全科学有许多学科组成，如国家安全学、社会安全学、生态环境安全学、劳动安全学等。”[3]

    1998年1月，张卫在《俄罗斯特工》中介绍俄罗斯对外情报局下设的一所情报学校时，提到了该校的“国家安全学”建设。张卫在书中介绍说：台湾《中央日报》曾报道，俄罗斯对外情报局设在莫斯科郊外的一所情报学校，“其主管科研的副校长伊帕利托夫上校对《论据与事实》周刊记者说，他们学校设有五个系，即反侦察系、侦察系、技术系（密码破译和无线电通讯）、干部进修和培训系及外语系。至于课程，该校现在的国家安全学这一学科目前还处于形成阶段，主要由侦察和反侦察这两个基本内容组成，科学共产主义这门课取消了，马列主义仅作为一种政治学说和其他政治学说全并为一门课，另外还有情报学、分析学和社会学等课。学制是中学毕业生招来学五年，大学毕业生招来学两年。”[4]

    中文文献中上述四次出现“国家安全学”时，都是顺便提及，没有作更多的说明和论述，但在“国家安全学”第五次出现于中文文献时，作者则给“国家安全学”下了一个定义，虽然这也是“顺便”下的一个定义。

    具体来说，“国家安全学”在中文文献中的第五次出现，是蔡培元、张才凤发表于《中国高教研究》（双月刊）1998年第1期上的《人类的安全需要与保卫学的理论研究》一文。这篇文章是从保卫学的角度，把国家安全学作为保卫学的分支学科，并以举例的方式给“国家安全学”下了一个定义。他说：“所谓保卫学，从广义上说就是研究人类安全需要发展变化规律以及如何实现这种需要的科学。从这个定义出发，我们就不难推断其所属各分支学科的概念，如国家安全学就是研究国家安全需要发展变化规律以及如何以隐蔽工作为主来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科学。”[5]与前面两篇文章相比，这篇文章虽然已经在学科建设的角度上把国家安全学放在了比较重要的地位上，但是它依然不是一篇真正讨论国家安全学和国家安全学科建设的文章。

    1998年3月，本人在一本内部刊物上发表《为国家安全立言——“国家安全学”构想》一文，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提出了国家安全学及国家安全学科的具体构想。这篇短文认为，国家安全学既要研究国家安全本身，也要研究隐蔽战线的间谍情报活动。“国家安全作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和状态，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是社会科学理论可以研究和必须研究的对象。不研究国家安全，对国家的认识将是片面的，对社会历史的研究也是有缺陷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科学工作者，特别国际关系研究人员，有必要从整体上对国家安全进行系统全面的理论研究。这种研究必然导致国家安全学产生和国家安全学科体系的出现。”“此外，国家安全工作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活动，作为一种客观的社会存在，它虽然与国家安全有区别，其具体内容虽然涉及到国家的机密，但这些也并不是不可以研究的。这是因为，任何机密都有一定期限，都有解密的一天。春秋战国时期诸侯的国家安全活动机密，拿破仑时代的军事秘密，二战期间盟国的间谍与反间谍斗争，抗日战争时期中日之间情报战，虽然在当时都是高度的机密，但时过境迁，这些都已经不再是什么秘密，而成了历史材料，成了人们可以研究的对象。不仅历史学家有责任从这此尘封的历史材料中寻找和揭示历史的真相，而且理论研究人员也可以从中找到人类社会发展某些方面的规律，得到一定的理论结论。人们完全可以由此入手，揭示国家安全工作的本质、规律和一般方法等。由此，国家安全工作也便成了国家安全学可以研究的对象。”因此，“把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工作作为研究的客观对象，揭示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工作的本质、规律，从而建立起一门新的社会科学（即国家安全学），甚至建立起一个学科体系（即国家安全学科体系），这不仅可以去做，而且应该去做，必须去做。从整体上进行这方面的理论研究，建立起国家安全学和国家安全学科体系，不仅有重要的理论意义，而且也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理论上讲，这种研究是社会科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与完美，它为人们更全面地认识社会历史，认识社会活动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而弥补了社会科学体系的不足。从现实生活和实际工作来看，国家安全学研究和国家安全学科体系的建立，将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国家安全和国家安全工作的认识，提高公民的国家安全意识，从而更广泛有效地保障我国国家安全，为经济建设和提高综合国力创造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国内环境。”[6]

    对“国家安全学”的这种认识，与前述蔡培元、张才凤把“国家安全学”定义为“研究国家安全需要发展变化规律以及如何以隐蔽工作为主来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科学”的观点，有一个重要的相同之处，就是把“隐蔽战线”的间谍情报活动作为本学科的重要内容，而把军事活动、外交活动、警务活动等等排除在国家安全学的研究对象之外了。显然，这种认识与“国家安全”一词的本意并不完全符合，只是符合了“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一词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国家安全法》出台后长期被用来指称间谍情报机构的实际。美国的“国家安全局”、中国的“国家安全部”、原苏联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等等，所指的都是“隐蔽战线”或“间谍情报机构”。然而必须明白的是，对“国家安全”一词的这种用法，常常只是为了使间谍情报机构和间谍情报活动听起来更为顺耳与柔和，而不至于引起人们更大的反感。尤其是对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儒家仁治传统和道德的国家来说，与“隐蔽”、“秘密”、“阴谋”、“暗杀”、“绑架”、“色情”等语词具有天然联系的“情报”、“间谍”用语，是很容易使民众心里产生厌恶和排斥。正是由于“国家安全”常常被用来指称隐蔽战线或间谍情报活动，因而很容易使人们在初期谈到“国家安全学”和“国家安全学科”建设时，把间谍情报活动作为其最重要的研究对象甚至是唯一研究对象。这也许就是1998年的两篇文章论及“国家安全学”时把隐蔽战线作为其主要研究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此，当时的《为国家安全立言》还明确写道：“国家安全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其研究对象是国家安全和狭义国家安全工作。这也就是说，国家安全学包括两个层次上的研究对象，一是国家安全本身，二是在隐蔽战线维护国家安全的狭义国家安全工作。当时的观点是：“国家安全学”作为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其研究对象是国家安全和狭义国家安全工作。这也就是说，国家安全学包括两个层次上的研究对象，一是国家安全本身，二是在隐蔽战线维护国家安全的狭义国家安全工作。“由于国家安全学研究的对象是国家安全和狭义国家安全工作，因而其任务便是揭示国家安全的内容和本质，揭示国家安全工作的方式方法和一般规律，并在此基础上探讨我国国家安全的内容和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工作方针等，从而为我国的国家安全工作服务。但是，我们这里所说‘揭示国家安全的内容和本质’及‘揭示国家安全工作的方式方法和一般规律’，并不仅仅是指研究当代我国的国家安全并揭示其内容和本质，也不仅仅是指研究现在我国的国家安全工作并揭示其工作方式方法和一般规律，而是指研究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国家安全并揭其共同的内容和普遍的本质，研究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国家安全工作并揭示其有效的工作方式方法和一般的工作规律。但是，这些任务还只是国家安全学的‘理论任务’，而我们研究国家安全学更重要的任务则是‘实践任务’，即如何通过理论上的研究来为我国国家安全工作服务。这就需要在国家安全学中进一步探讨我国国家安全和我国国家安全工作的具体内容，从而保证最终达到为我国当代的国家安全工作服务的目的。”[7]

    机缘凑巧，《为国家安全立言》发表后不久，国内第一本刊名含有“国家安全”一词的《国家安全通讯》于1999年公开出版发行，刊物编辑找到本人，说要在公开出版的第1期《国家安全通讯》上转载《为国家安全立言》。我当然非常高兴能借这样一个公开刊物把建立“国家安全学”的构想宣传出去。这样，1999年第1期《国家安全通讯》就以《建立“国家安全学”初探》之名，把本人原来发表的内部刊物上的文章压缩编辑后公之于世了。

    更为重要的是，在《国家安全通讯》在《建立“国家安全学”初探》文前加了一个“编者按”，对外宣布了编辑的一个计划，而这个计划及其实施，对国际关系学院后来的国家安全研究和国家安全学科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这个编者按的全文是：“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但国家安全并不因此而变得可有可无，相反，国家安全的范畴变得比以往更加宽泛。世纪之交的世界安全形势，给我们理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课题，即用国家安全的科学理论指导跨世纪的国家安全工作，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服务。因此，建立国家安全学便成为一项具有重要实践意义的理论课题。刘跃进的文章，把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提了出来，并阐明了国家安全学的具体构想，应该说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从今年起，本栏目开辟‘国家安全学理论探讨’题，旨在繁荣学术研究，推进理论研究进程。特跨请原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研究员桑松森同志为专题顾问。欢迎广大读者关注和参与国家安全学的理论探讨。”[8]

    行文到此，不能不提国际关系学院前院长桑松森研究员，因为正是在他的推动下，才启动了国际关系学院的国家安全学科建设，才催生了本人的《为国家安全立言》一文。1997年夏，时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的桑松森研究员，根据国际关系学院教学改革和专业调整需要，提出了编写“国家安全学”教材的想法，并为此召集部分教学科研人员进行讨论。会上，大家围绕桑松森研究员拿出的国家安全学教材编写提纲，提出了各种意见和建议，本人也发表了看法，主要是认为国家安全学教材编写要符合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因而应有别于政府机关的业务培训教材。会后，本人对这些想法进行了梳理深化，写成短文《为国家安全立言——“国家安全学”构想》，寄给了内部刊物《首都国家安全》，这才有了上述《国家安全通讯》对此文的压缩转载以及相应编者按计划的出台。后来，，桑松森院长极力推动的以隐蔽战线为主的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包括国家安全情报学、国家安全侦察学等等，虽然由于各种原因没有能够延续下来，但其中的基础理论学科“国家安全学”则在本人的坚持和各位参编人员的努力下，得到了学界、政界和社会的不同程度的认可，其中最重要的是《国家安全学》一书被评为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国家安全学”课程被评为北京市精品课程。

    这里需要一提的是，按照《国家安全通讯》上述“编者按”提出的计划，该刊上开辟了“国家安全学理论探讨”专题，两年内陆续发表了以国际关系学院教学科研人员为主要作者的一系列关于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的文章，其中由国际关系学院教学科研人员撰写的有：《国家安全与国家安全学》（桑松森，1999年第2期）、《主权独立：国家安全的基础》（陈东，1999年第3期）、《领土完整：国家安全的空间》（陈文波，1999年第4期）、《试论经济安全在国家安全中的战略地位》（张平，1999年第5期）、《信息安全：国家安全学研究的新课题》（陈东，1999年第6期）、《保守国家秘密与国家安全》（曹扬，1999年第7期）、、《浅议建立国家安全行政管理学》（阎宇红，1999年第7期）、《文化安全：国家安全的深层主题》（林宏宇，1999年第8期）、《政治制度安全是国家安全的核心》（杨建英，1999年第12期）、《极端民族主义与恐怖主义》（朱素梅，1999年第12期）、《制定国家安全战略势在必行》（刘跃进，2000年第1期）、《金融安全：国家经济安全的重中之重》（胡新智，2000年第2期）、《国家科学技术安全浅议》（刘跃进，2000年第3期）、《生态环境安全初探》（赵晓春，2000年第5期）、《外交：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手段》（陈文波，2000年第6期）、《有组织犯罪与国家安全》（林宏宇，2000年第7期）、《打击有组织犯罪，维护社会政治稳定》（林宏宇，2000年第8期）、《国民安全与国家安全》（刘跃进，2000年第9期）、《当代民族问题与国家安全刍议》（胡祥云，2000年第10期）、《国家首脑与国家安全》（刘跃进，2000年第11期）、《国家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桑松森，2000年第12期）。

    上述文章的大部分，是本人根据《国家安全学》教材编写大纲组织撰写并推荐给《国家安全通讯》刊出的，其中有些文章提出的问题，与国家安全学科建设一样，具有重要的开拓性和创新性。例如，林宏宇的《文化安全：国家安全的深层主题》一文，就是目前国内能够检索到的第一篇专门研究国家文化安全问题的学术文章。当时，对于“文化安全”的概念是否能够成立，是否存在着“国家文化安全”问题，学术界是有不同认真和争论的，在国际关系学院内部举办的有关国家安全学科建设的讨论会上，就有人善意地提出了如上问题。

    《国家安全通讯》开辟的这一专题栏目下，还发表了国际关系学院之外作者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对《国家安全学》教材的编写也起到不同的借鉴作用。2001年之后，虽然这个专题栏目停办了，但《国家安全通讯》还在不断推出相关的研究文章，其中由国际关系学院教学科研人员撰写的有：《积极应对“入世”对中国产业安全的冲击》（胡新智，2001年第2期）、《威胁国家信息安全的几个客观因素》（陈东，2001年第3期）、《新冷战思维对国家安全的影响》（林宏宇，2001年第7期）、《略论加入WTO与我国的市场安全》（张澜涛，2001年第8期）、《试论当代国家安全的10个方面》（刘跃进，2001年第11期）等文。

    上述在1999年到2001年三年中发表有《国家安全通讯》上的文章文章，虽然不能说有多高的理论水平和科学性，但这毕竟是我国第一次在公开刊物上集中探讨国家安全学学科建设问题，因而在国家安全学科建设方面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是国家安全学科建设正式开始的里程碑，为此后的国家安全学教材的编撰完成和出版使用奠定了基础。这本刊名包含“国家安全”四字的刊物，通过开设国家安全学理论探讨专题栏目的方式，为国家安全学科建设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除了上述所提之外，国内还有其他一些学者在世纪相交之际，也呼吁建立“国家安全学”。例如，1999年5月，张中友在其出版的《司法认知录》一书中，就涉及到了国家安全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他在讲“司法公正学”学科关系时认为，“司法公正学是司法学与公正理论交叉的一门学科”，“是法学的重要分支，是法学与其他各部门法学之间的一个综合、基础性学科，在大司法中它对如公安学、检察学、审判学、行政司法学、国家安全学等，具有很强的遵循和指导作用。”[9]

    与此同时，一些具有从整体上构建国家安全学理论体系的著作公开出版，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两本同名的《国家安全论》，一本出版于1999年1月，另一本出版于2002年4月，其中后一本还多处讲到建立“国家安全学”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希望建立中国自己的“国家安全学”。下面，我们对这两本书的相关内容分别加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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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孙中国：《边防社会学》，警官教育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第7页。

[2]朱奕宝：《安全科学与预防事故》，《中国科技信息》（月刊），1994年第12期，第10页。

[3]朱奕宝：《城市减灾重在防——一个不容回避的重大课题》，《中国科技信息》1996年第12期，第3页。

[4]张卫：《俄罗斯特工》，金城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251页。

[5]蔡培元：《人类的安全需要与保卫学的理论研究》，《中国高教研究》（双月刊）1998年第1期，第86页。

[6]刘跃进：《为国家安全立言——“国家安全学”构想》，《首都国家安全》，1998年第2期，第2-3页。

[7]刘跃进：《为国家安全立言——“国家安全学”构想》，《首都国家安全》，1998年第2期，第4页。

[8]《国家安全通讯》编辑部：《建立“国家安全学”初探·编者按》，《国家安全通讯》1999年第1期，第31页。

[9]张中友：《司法认知录》，中国检察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7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