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成立的“非传统安全”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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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成立的“非传统安全”一词 刘跃进 2013年10月定稿 2014年5月刊于《华北电力大学学报》 2020年3月收入《刘跃进国家安全文集》 [摘要]由于英语“security”的多义性,当“traditional security”与 “non-traditionalsecurity”用来表达两种不同的安全观念、安全因素、安全措施等等含义时,是可以成立的英语表达。但是,由于汉语“安全”一词仅仅用来表达“不受威胁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并不表达任何观念、因素、措施,词义明确而确定,因而“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便成为两个不成立的汉语表达。这两个不成立的汉语表达之所以在汉语中流行,成为当前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安全研究中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两个术语,一方面是由于英语主导的西方国家在相关研究中处于领先地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不加区别地直译英语“traditional security”与 “non-traditionalsecurity”两个术语造成的。在否定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这两个汉语语词之后,上述两个英语术语的翻译以及相应的安全问题,不仅可以在总体上用汉语表达为“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而且更需要根据客观环境和语言环境的不同,分别表达为“传统安全要素”与“非传统安全要素”、“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传统安全保障”与“非传统安全保障”、“传统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观”等等。 [关键词]安全;传统;非传统;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 由于汉语“安全”专一的具体含义,以及由此形成的语言和逻辑特征,因而不能用“传统”与“非传统”对其进行分类,硬性划分形成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是不合理的汉语表达和虚假的逻辑概念。但是,由于英语“security”的多义性,因而虽然不能在“不受威胁的客观状态”的含义上把其分为“传统”和“非传统”,但在其他众多含义上却可以把其分为“传统”与“非传统”,因而“traditional security”与 “non-traditionalsecurity”则是可以成立的英语表达。在否定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这两个汉语语词之后,相应的问题不仅可以在总体上表达为“传统安全问题”与“非传统安全问题”,而且更要根据客观环境和语言环境的不同选择其他的不同术语进行表达。 一、语言学分析与逻辑学类比 “冷战”结束以来,随着全球化速度的加快,“国际领域”出现了一系列新现象和新特征,从而引起了“国际问题研究”的一系列重大进展和变革。“安全领域”的变化就是“国际领域”众多新现象和新特征中比较重要的一个,而“安全研究”日渐成为“显学”特别是“非传统安全研究”的出现和迅速发展,则是“国际问题研究”一系列重大进展和变革中最不应被忽略的进展和变革之一。这一点,既表现在目前国际上的“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也表现在目前国内的“国际问题研究”领域。——顺便说一句,我们在这里之所以用“国际问题研究”这一表达,是因为“国际问题研究”这一概念,可以把现今依然难以理清其关系的“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都包括进去,甚至还能够包括这一领域本就十分丰富且目前还在不断丰富的其他一些复杂内容。 然而,出现在国内外“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但已超越这一领域的“安全研究”,特别是其中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其理论基础还很不扎实,基本概念还很不清楚,一些概念甚至达不到内涵的准确性、外延的唯一性、自身的不矛盾性等等最基本的逻辑要求,而逻辑上的这些要求,则是包括“国际问题研究”、“安全研究”、“国家安全研究”、“非传统安全研究”等在内的任何“研究”作为“学术理论”特别是成为“科学理论”的最基本的要求。 具体来说,作为国内“非传统安全研究”中最基本的一个语词,“非传统安全”这一汉语表述,是否合乎逻辑,是否具有科学性,非常值得怀疑。本章之所以用“可疑的‘非传统安全’一词”作题,而没有写成“可疑的‘非传统安全’概念”,就是因为如果“非传统安全”果真是个概念,那么它就不可疑了;我们之所以说其可疑,则是因为通过下面的讨论可以证明,汉语“非传统安全”本身并不是一个概念,而仅仅是一个由不恰当的翻译而形成的一个不恰当的汉语新词,而且很可能也是一个不合汉语语法的语词。 正如有的语言专家指出的那样,“非传统安全”(non-traditionalsecurity)“是从英语中翻译过来的,要成为现代汉语的一个新词语,也有是否符合现代汉语构词特点与表述习惯的问题。”[①]事实上,“非传统安全”及相应的“传统安全”这两个汉语语词不仅不符合汉语表达习惯,而且在逻辑上也不成立,因而难以成为一个合乎语法的汉语新词,更不能成为一个合乎逻辑的科学概念。在此,我们暂不讨论把英语non-traditional security翻译成汉语“非传统安全”是存在什么问题,而先按科学认识论和逻辑方法论揭示的科学认识过程,通过类比、旁证这样的经验性归纳,得出一个并非完全可靠的假定,然后通过原因探讨来初步论证这一假定,使其成为一个可以初步成立的结论。 在进行“逻辑类比”、“权威旁证”、“原因探讨”之前,我们先把“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更清楚更准确地解析为“传统的安全”和“非传统的安全”,并把它们呈现给熟练掌握和自如运用汉语的所有人,这时大家是否觉得这两个汉语语词有些别扭呢?如果一个人此前还没有接触过汉语环境中的“国际问题研究”特别是其中的“安全研究”,那么答案十有八九是肯定的,因为这就如同让他们在汉语中读出“传统的卫生”和“非传的卫生”一样。我本人在刚刚接触这种表达时,就有这样一种别扭的感觉,而这种感觉告诉我,这一汉语表达是不成立的。现在,我的语言感觉似乎已经习惯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表达,但是我的理性却还在不断提醒自己,这样的习惯可能是一种对错误的习惯,它并不能否定对上述两个语词不成立的直觉。 因此,我们要从逻辑学提供的“类比”方法开始,对此直觉进行理性的讨论和合乎逻辑的论证。 多年来,在进行安全研究的过程中,我们通过论文、著作、会议等不同形式,多次提出过这样一个观点:汉语中的“安全”,无论在什么含义上,表达的都是一种“状态”,而且是一种客观状态。[②][③]这样一种状态,不能用“传统”与“非传统”来划分,不能把其分为“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而汉语中已经出现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表达和语词,都是没有相应客观对象的“虚假概念”。[④] 虽然我们至今对此深信不疑,同时也得到少数同行的认可,但我们以前并没有找到相应的语言学和逻辑学根据。但是现在,我们准备先用逻辑学提供的“类比”方法,对上述观点做某种程度上的说明,然后再做进一步的论证。 我们用来类比的一个语词是“卫生”。在汉语中,当听到或看到“传统卫生”和“非传统卫生”(或“传统的卫生”与“非传统的卫生”)这样的表述或文字时,我们会有什么感觉呢?相信大多数人会感到这种表达有些别扭。这说明,汉语中的“卫生”不能分为“传统”和“非传统”,不能表述为“传统卫生”与“非传统卫生”。同样,对“健康”也不能用“传统”与“非传统”进行划分,既无法说“传统健康”,也无法说“非传统健康”。与此相反,和“卫生”、“健康”相关的“医术”、“医疗”,则可以分为“传统的”和“非传统的”,从而形成“传统医术”与“非传统医术”、“传统医疗”与“非传统医疗”这样一些在汉语中能够成立的表述和概念。 以上事实的存在,说明“安全”肯定是一个与“卫生”、“健康”具有某种内在逻辑相关性的概念,同时也是一个与“医术”“医疗”等不具有相应的内在逻辑相关性的概念。因此,我们可以通过“类比”初步认定:汉语语词“安全”,与“卫生”、“健康”一样,不能从“传统”与“非传统”角度来划分。因此,与汉语中不存在合乎语法及逻辑的“传统卫生”与“非传统卫生”、“传统健康”与“非传统健康”的表述一样,汉语中已经出现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很可能存在着语法和逻辑方面的问题。 这里还需要指出是,“安全研究”领域出现较多的“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以及“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其中的“传统”和“非传统”所修饰或限定的都并非“安全”,而是“威胁”或“因素”,而“威胁”和“因素”在汉语中与“安全”不同,倒是与“医术”及“医疗”一样,可以分为“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可以用“传统”和“非传统”来修饰限定,因而由此形成的“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威胁”(以及相应的“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威胁”)、“传统因素”和“非传统因素”(以及相应的“传统……因素”和“非传统……因素”),都是可以成立的汉语语词及概念。 反过来说,我们可以通过“安全”与“因素”、“威胁”之间的“反类比”,说明与“因素”、“威胁”不同的“安全”,不能像“因素”、“威胁”那样分为“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如此硬性划分后形成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个语词,也不会如同“传统因素”和“非传统因素”、“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威胁”那样成为合乎汉语语法和习惯的语词。恰恰相反,所谓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都是汉语语法学上非常可疑的表述,是普通逻辑学上难以认可的虚假概念。 二、权威旁证与理论假定 除了上述“类比”之外,我们还可以提出一个“旁证”。 众所周知,无论是中共中央的文件,还是中央政府的文件,特别是中共中央在历次全国党代会上的报告,以及中央政府在历届全国人代会上的报告,其文本应该说是经过字斟句酌而比较准确的,因而在语言文字的运用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为此,我们力图在这些权威文本的相关论述中,寻找是否有“传统安全”或“非传统安全”之类表述,以及对相关问题又是如何表述的。 在进行如上工作时我们首先发现,10多年来的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文件对“安全”和“国家安全”的论述,与国际国内安全形势的发展、大众安全观念的变化、学界安全研究的拓展,具有极高的共振和同步的增长。对此,我们曾通过比较1992年至2008年之间,“安全”和“国家安全”在历次全国党代会上的中共中央报告、历届全国人代会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国家图书馆历年藏书书名、“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历年收文题名中出现的次数,给予了比较充分的证明。[⑤][⑥] 然而,就是在越来越多地论及“安全”和“国家安全”、大量引入学界通行的新旧安全术语、与学界形成如上高度共振的情况下,从1992年开始形成的中共中央5个党代会报告和2个相关文件,以及中央政府各年度的工作报告,都只是在“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非传统安全威胁”及其相应的“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传统安全威胁”的表述中包含了相应的“字眼”,并没有把“非传统安全”及相应的“传统安全”作为独立术语来使用。 1992年中共十四大报告,“安全”一词共出现了4次,其中1次为“国家安全”,但没有出现“非传统”或“传统”与“安全”联系起来的表述;1997年的十五大报告,“安全”共出现6次,其中3次为“国家安全”,也没有出现“非传统”或“传统”与“安全”联系起来的表述;2002年的十六大报告,“安全”出现了14次,其中3次为“国家安全”,首次把“传统”及“非传统”与“安全”联系起来,表述为“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⑦];2007年十七大报告,“安全”出现23次,其中5次为“国家安全”,有“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⑧]的表述;2012年十八大报告,“安全”出现36次,其中4次为“国家安全”,与“传统”及“非传统”相关的表述依然是“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⑨]。 此外, 2004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十六届四中全会做出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和2006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做出的《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有把“传统”及“非传统”与“安全”连接起来的表述,分别为“针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新情况”[⑩]、“有效应对各种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11]。 在此,如果从语言学和逻辑学的角度,分析十六大《报告》中“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表述,及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针对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相互交织的新情况”的表述,可以发现它们都包含了“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因素”两个短语;而如果再分析这两个短语,对它们进行断句,那么则可以把它们分别表达为“传统(的)||安全威胁的||因素”和“非传统(的)||安全威胁的||因素”。由于这里的“安全威胁”其实就是“对安全的威胁”,所以如上两个短语可以分别翻译为“威胁安全的传统因素”和“威胁安全的非传统因素”。由此来看,“传统”和“非传统”在此修饰和限定是“因素”,而非“安全”,由此构成的概念是“传统的威胁因素”和“非传统的威胁因素”,或者是“传统因素”和“非传统因素”,而绝非“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 当然,如上《报告》和《决定》的“威胁因素”,完全可以简化为“威胁”。正因如此,在2002年十六大《报告》、2004年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之后不久,2006年十六届六中全会的《决定》以及2007年十七大《报告》和2012年十八大《报告》,相应表述中没有了“因素”地二字,分别成了“有效应对各种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12]和“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13][14]。 这样更为简洁的表述,更明确地显示出,“传统”和“非传统”修饰和限定的并非“安全”,而是“威胁”,由此形成的概念不是“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而是“传统威胁”和“非传统威胁”。 由于篇幅限制,我们这里不再详细分析中央政府(国务院)报告在这段时间内的发生的相应变化和相关表述的准确运用,但结论却与上述对中共中央报告的分析完全一致。 这就使我们不能不问一句: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些在语言文字方面也极具权威性的“中央文件”,把相关问题在事实上表述为“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以及“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而从来没有出现独立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表述呢? 我们认为,在已经大量而深入阐述安全和国家安全问题时,这些“中央文件”之所以没有用“非传统安全”和“传统安全”表述,并不是因为没有相应的安全问题需要进行阐述,而很可能是因为这些权威文本的起草者和审阅者经过反复讨论、字斟句酌后,从汉语习惯和逻辑关系的角度,否定了国内大众传媒和学术论著中广泛存在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两个语词,而采用了合乎汉语语法和普通逻辑的表达——“传统安全威胁因素”和“非传统安全威胁因素”,以及“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毫无疑问,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在语言表达方面具有权威性的如上一些文本,对于安全和国家安全相关问题的如上表述,以及相应的理论概括,如果换作是某些学术论著,很可能会用甚至必然会用“传统安全”、“非传统安全”。这种情况证明,这些“中央文件”是在有意避免和排除社会上及学术界已经广泛流行的“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这样的汉语表达,而这样做的原因,则是因为这些文本的起草者和审阅者认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在汉语中是不正确(起码是不准确)的表达。我们完全可以将此作为旁证,来加强我们长期以来的直觉和观点:“非传统安全”一词(及相应的“传统安全”一词)在汉语中是不成立的。 借助“科学发现的逻辑”所认可的直觉、感悟,进一步通过逻辑方法中的“类比”、权威文本的“旁证”,我们已经从归纳逻辑的层次上初步论证了“安全”与“卫生”、“健康”等汉语语词和概念一样,不能用“传统”和“非传统”作为根据对其进行划分,不能把其分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因而“非传统安全”的汉语表达是不成立的。 在此,虽然我们还没有更深刻地指出汉语中“卫生”、“健康”与“安全”之间在逻辑上究竟有什么样的相关联系,以及“医术”、“医疗”、“因素”、“威胁”与“安全”之间有什么样的相关区别,以至于我们不能对“卫生”、“健康”以及相应的“安全”做出“传统”与“非传统”的划分,不能说“传统卫生”与“非传统卫生”、“传统健康”与“非传统健康”、“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而却能对“医术”、“医疗”、“因素”、“威胁”做出“传统”与“非传统”的划分,能够合理运用“传统医术”与“非传统医术”、“传统医疗”与“非传统医疗”、“传统因素”与“非传统因素”、“传统威胁”与“非传统威胁”等等表述,但是,上面的“类比”和“旁证”,都强化了我们先前语言感觉和逻辑直觉。 进一步来说,虽然“感觉”、“直觉”、“感悟”、“类比”、“旁证”等等,都不足以完成对科学理论的最终论证,但却无疑已经帮助我们把“‘非传统安全’一词不成立”由“猜想”变成了“假说”,或者说已经使其成为当前西方国际问题研究中经常说的那种“假定”。 我们更知道,要使通过“直觉”、“类比”、“旁证”等个体经验和归纳方法得出的“假说”或“假定”成为科学理论,还必须运用更严格的演绎逻辑方法进行严格推理,起码要进行某种探索原因式的论证。但是,鉴于严密的演绎不仅对于多数社会科学来说目前还是“梦想”,而且对于许多自然科学来说也并非处处都能做到,因而我们认为下面还比较浅显的“原因探讨”,已经可以把我们的“假定”推进到“结论”了。 三、原因、症结与结论 其实,从前述类比和旁证所用例证出发,我们确实可以合理地提出如下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安全”与“卫生”、“健康”之间究竟在逻辑上有什么联系,从而不能用“传统”和“非传统”对其进行划分,不能形成“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传统卫生”与“非传统卫生”、“传统健康”与“非传统健康”这样的概念。 第二个问题:“安全”与“医术”、“医疗”、“因素”、“威胁”之间究竟在逻辑上有什么区别,从而可以把“医术”、“医疗”、“因素”、“威胁”划分为“传统的”和“非传统的”,形成“传统医术”与“非传统医术”、“传统医疗”与“非传统医疗”、“传统因素”与“非传统因素”、“传统威胁”与“非传统威胁”这样一些概念,而把“安全”划分为“传统的”与“非传统的”,形成“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的汉语表达时,在语言和逻辑上却是不成立的。 通过初步思考和探索,我们发现,如果在一个汉语语词表达的概念前可以加上汉字“不”对其否定,并由此形成一个与原概念在逻辑上具有“矛盾关系”的“负概念”,那么就不能用“传统”和“非传统”作为根据对这个概念进行“二分法”式的划分,而硬性划分形成的汉语语词则不能表达任何真实概念;如果在一个汉语语词表达的概念前不能加上汉字“不”对其否定,不能由此形成一个与原概念在逻辑上具有“矛盾关系”的“负概念”,那么则可用“传统”和“非传统”作为根据对这个概念进行“二分法”式的划分,从而形成两个用汉语词语表达的新概念,而这两个新概念在逻辑上是“矛盾关系”。 由此来看,之所以如同汉语中不能说“非传统卫生”、“非传统健康”等等一样,我们也不能说“非传统安全”,其原因在于不能以“传统与否”对“卫生”、“健康”及“安全”进行划分,而之所以不能做出这样的逻辑划分,则是因为汉语语词“安全”与“卫生”、“健康”一样,都可以直接加上汉字“不”对其表达的概念进行否定,从而形成“不安全”、“不卫生”、“不健康”这样一些汉语语词及相应概念。反过来说,正是因为“卫生”、“健康”、“安全”等汉语语词,可以用“不”字直接对其进行否定,从而在逻辑上形成与其所否定的原概念构成“矛盾关系”的负概念,即“不卫生”、“不健康”、“不安全”等,所以这些概念就不能用“传统”和“非传统”作为根据对其进行划分,而硬性划分后所形成的语词,如“传统卫生”与“非传统卫生”、“传统健康”与“非传统健康”、以及“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等,都只能说是一些“汉语语词”,却不能说是逻辑上能够成立的“科学概念”,而只是一些逻辑上不成立的“虚假概念”。 与此不同,如果一个概念的汉语语词不能直接用“不”字对其进行否定,不能由此形成一个逻辑上与其所否定的原概念具有“矛盾关系”的“负概念”,则就可以用“传统的还是非传统的”作为根据对其进行划分。“医术”、“医疗”、“因素”、“威胁”等汉语语词,因为都不能通过在其前面直接加上“不”字来否定,不能由此形成逻辑上与原概念具有“矛盾关系”的负概念,即不能由此形成“不医术”、“不医疗”、“不因素”、“不威胁”等概念,因而它们都可以根据“传统的还是非传统的”来划分,从而形成“传统医术”与“非传统医术”、“传统医疗”与“非传统医疗”、“传统因素”与“非传统因素”、“传统威胁”与“非传统威胁”等等这样一些新的“汉语语词”和新的“科学概念”。当然,“不威胁”这个汉语语词在某种情况下是可以成立的,但当它作为一个能够成立汉语语词时,其中的“威胁”所表达的概念已经发生了变化,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威胁”概念了,而是另一个以同样的汉语语词“威胁”表达出来的新概念。对此,这里不能展开论述了。 汉语中不成立的“非传统安全”及相应的“传统安全”,为什么就会出现在汉语中呢? 原因很简单,这是由于英汉翻译(或更广泛地说是“西汉翻译”)时“食洋不化”所造成的。 非常明显,汉语“非传统安全”及“传统安全”,是对英语“non-traditionalsecurity”及“traditional security”的翻译。但是人所共知,任何两种语言,它们的语词很少具有完全的一致性。不同语言中相关语词的不完全一致,从语言学理论看是因为同一个语词具有不同的意项,而从逻辑学理论看则是由于“同一个语词表达不同的概念”。正因如此,任何译者在面临相同的一个词语时,必须根据其所在语境及其他复杂的具体情况,决定究竟是将其翻译成另一语言中的相同语词,还是翻译成另一语言中的不同语词。对于英语“security”来说,它在语言学释词中有10多个意项,这也就意味着它表达了10多个不同的概念。在此,我们不准备把这些意项全部列出,而只指出如下几条: (1)Freedomfrom risk or danger; safety.即“不受威胁或危险”、“安全”,可直接译为汉语“安全”; (2)Freedomfrom doubt, anxiety, or fear; confidence.即“从疑问、焦虑、恐惧中解脱出来”、“放心”,可直接译为“放心”或“安心”; (3)Somethingthat gives or assures safety.即“给予或保证安全的设施”,可译译作“安全设施”; (4)Agroup or department of private guards.即“一组私人警卫或一个私人警卫部门”,可译作“警卫”、“保安”、“警卫人员”等; (5)Measuresadopted by a government to prevent espionage, sabotage, or attack.即“政府防止间谍、破坏或进攻而采取的措施”,可译作“保安措施”、“安保措施”等; (6)Measuresadopted, as by a business or homeowner, to prevent a crime such as burglary orassault.即“公司或居民为防止犯罪行为如夜盗或攻击而采取的措施”,可译作“安保设备”等。 其实,在“国家安全”领域或“国际安全”领域,“security”可以指向的对象起码有:(1)不受威胁或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2)安全机构,(3)安全措施,(4)安全活动,(5)安全人员,(6)安全感,(7)安全意识,(8)安全观。 但是在汉语中,“安全”只有一个意项,即“没有危险、不出事故”的客观状态。 这样一来,只有在“security”准确地表达其第一个意项时,即表达“不受威胁或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时,才可以将其准确地译作汉语“安全”一词,而在其他情况下,则需要根据不同情况分别译作“安全机构”、“安全措施”、“安全活动”、“安全人员”、“安全感”、“安全意识”、“安全观”等等。同时,如果“security”没有具体所指,或难以分析其具体所指,则可笼统译作“安全问题”。 由此说到“non-traditional security”及“traditional security”,则必须根据不同情况,分别译作“非传统安全要素”及“传统安全要素”、“非传统安全威胁”及“传统安全威胁”、“非传统安全措施”及“传统安全措施”、“非传统安全活动”及“传统安全活动”等等。如果没有具体所指,则笼统译作“非传统安全问题”及“传统安全问题”。 汉语中不合理地出现“非传统安全”及“传统安全”,其原因就在于:(1)没有充分注意到英语“security”多重含义,特别是由此对翻译提出的具体要求,没有根据不同的具体情况,把“non-traditional security”及“traditionalsecurity”译成不同的汉语语词,或者笼统地将其译作“非传统安全问题”及“传统安全问题”;(2)没有注意到汉语“安全”只能够表达一种不受威胁或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而这样的状态不能区分为“传统”和“非传统”;(3)没有注意到英语“security”表达一种不受威胁或没有危险的客观状态时,也不能区分为“传统”和“非传统”,而把“security”区别为“传统”和“非传统”时,它表达的就不是一种不受威胁的客观状态,而是其他的含义。 由于汉语“安全”的单纯性及其专一的具体含义,以及由此形成的语言和逻辑特征,因而我们不能用“传统”与“非传统”对其进行分类,而硬性划分形成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则是不合理的汉语表达和虚假的逻辑概念。但是,由于英语“security”的多义性,因而虽然不能在“不受威胁的客观状态”的含义上把其分为“传统”和“非传统”,但在其他许多含义上却可以把其分为“传统”与“非传统”,因而“traditional security”与 “non-traditionalsecurity”则是可以成立的英语表达,同时逻辑在逻辑上也表达了多个不同的真实概念。 因此,我们既不能由英语中“traditionalsecurity”与 “non-traditional security”的合理存在,而推出汉语中“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是两个可靠的语词和概念,同时也不能由汉语中“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是两个不成立的语词和概念,而推出英语中“traditional security”与 “non-traditionalsecurity”也是不成立的语词和概念。 通过以上讨论,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汉语中的“安全”一词及其表达的“安全”概念,由于可以在其前直接加上汉字“不”进行否定,从而形成“安全”和“不安全”这样一对在逻辑上具有“矛盾关系”的概念,因而不能用“传统的还是非传统的”作为逻辑根据对其进行划分,不能由此形成“传统安全”和“非传统安全”这样的概念,而目前汉语中已经广泛存在的“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也仅仅是两个“汉语语词”, [①]靳宜萍:《另眼看国际关系学关键词语“非传统安全”》,《现代语文》2009年第7期,第145页。 [②]刘跃进:《国家安全学》,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版。 [③]子杉:《国家安全选择与安全——全球化进程中国家安全观的演变与重构》,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第1版。 [④]刘跃进:《关注自然因素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在传统安全观与非传统安全观之外》,《新视野》2005年第1期。 [⑤] LIU Yuejin.Policy guidance for security studies in China.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2009,(3). [⑥]刘跃进:《中国“国家安全研究”的政策导向分析》。赵晓春:《2008年中国国家安全概览》,北京:时事出版社2009年第1版。 [⑦]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2年第1版。 [⑧]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版。 [⑨]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年第1版。 [⑩]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版。 [11]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 [12]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版 [1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版。 [14]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2年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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