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村的传说与“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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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村的传说与“文革”

 

刘跃进


    我们村叫“申村”,但全村没有一个姓“申”的。

    为什么会这样呢?

    对外人来说,这可能是个谜,但我心里对此有个解释,这个解释源于一个不知传了多少辈子的一个传说。

    传说在如今申村“城后”“官路”北面有一个更早的申村,现在的申村人称其为“北申村”。北申村的人有个特殊本事,就是到了夜晚,可以骑上一条长板橙,两个胳肢窝各夹一个簸箕,然后就飞起来了。不知道别人听到这个传说时头脑中是个什么情景,我小时候的头脑中总是一副他们往南飞的图画。有时是一个人飞,有时是一群人飞,但都是往南飞。这可能是因为我们小时候往南走得比较多,而且南面有运城这个大城市。那时我就想,北申村的人也许姓“申”,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消失了,因而我们村就没有一个姓“申”的了。有时我甚至想,北申村就是被现在申村人的祖先给灭了。但一想到这里,就不敢往下想了,因为心理特怕污辱了自己的祖先。那时总觉得杀人放火就是干坏事。

    村名叫“申村”,村子又小,而且不知道为什么村外地面比村庄要高,因而我们村就被那些大村的人不怀好意地叫做“深kelou村”。发音大致为“kelou”的这个词,在我童年形成的概念中,就是“很小较深”的意思。我们那里的人都把鞋底鞋帮围着的空间叫“鞋kelou”,普通话也许可以称为“鞋里”。“深kelou村”的基本含义,就是由此引申而来的,意思是像“鞋kelou”那么小的村子,因而是蔑称。我们小时候以此为耻。

    村子虽小,但“革命精神”不输任何大村。战争年代的情况,我不知道,建国初的情况我也不知道,但自我记事起,特别是“文革”期间,申村的革命战斗精神是远近闻名的。

    武斗那会,别村也有行动,但没有一个像我们村那样把阶级斗争搞得让人胆战心惊,不仅批斗本村地主富农和对立派别的人,而且还把其他村的人揪到本村批斗,深更半夜还把房间的灯关了打人。听说公社医院的一个医生,因为出身不好,曾被揪到我们村,关在大队的房间里,晚上关灯后被打得惨叫不止。

    在县里当权派(派别名称叫“三三”)组织人马去临汾围攻被解放军保护的另一派(“兵团”)时,我们村也非常积极,出动了二十几号人。我清楚记得,这些人都是一身军装(没有领章帽徽),肩挂步枪,站在解放卡车上就出发了。他们走后,家里享受军属待遇,我们小学生要给他们家里抬水扫地做好事。后来村里的大人说,这些到了“临汾前线”的人,并不都那么勇敢,有个吹嘘自己上过朝鲜战场的人,爬在地上握着枪,还没发起进攻就吓得抖个不停,一时成为笑谈。原来他在朝鲜时只是一个理发员,并没有参加过真正的战斗。

    武斗时掌握在我们村民兵手里的枪支中,还有一挺日本人的歪把子机枪。我见过这些人拿着枪的一张合影,中间地面上放着这挺歪把子机枪。村里那时自己还造手榴弹。我爸是大队会计,算账时屁股底下坐的一个大木箱子里,据说都是子弹。当时,我们村被称为全县的“东南前哨”,这不仅仅因为地处临猗县的东南角,更重要的是村里主要领导特别“左”,特别“革命”。

    幸运的是,无论在村里批斗和打人,还是扛着枪去“打临汾”,我们村既没有打死别人,自己也没有死人。没有打死别人是别人运气好,“打临汾”没有死人是因为中央发了“七二三布告”,“临汾前线”的人不得不撤离回家。正因如此,虽然“文革”后期村里的领导有人进过公社的“学习班”,但没有一个人被关进监狱,“文革”结束后也没人因此受到更大的牵连。

    “文革”期间国家的事很多,每一件几乎都会传到我们这个小小的村庄,有时就是传染给我们村里人。

    比如毛主席讲了一段话,传到了村里,村里人深更半夜也要起来敲锣打鼓喊口号,在全村游行庆祝。

    比如说毛主席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我们这个100来户600多口人的小村,一下子就从北京迎来了50多个知青,村支书也真拿出教育知青的架势,动不动就训斥人家,弄得这些知青对我们村非常有意见,回城后基本不再到村里来,当了官的也不愿意给村里办事。

    再比如毛主席号召“深挖洞”,号召“要准备打仗”,我们村就非常积极地“打地道”,最后形成了一个地道网,把各家各户都连了起来,有的地道还有两层三层。后来我才知道,城里人不打地道,而是挖防空洞。但无论打地道还是挖防空洞,在我现在的研究领域,都是国家安全的事。从我当时感觉到的备战气氛来看,“文革”期间我国国家安全形势是非常严峻的,国家安全动员也是非常广泛深入的。

    “文革”开始时我上小学一年级,“文革”没结束我就高中毕业了,期间发生过各种各样的事,但令人愉快的事不多。让我回忆起来比较愉快的,是高中时周六从县城回家和周日返校结伴走在路上,特别是走在春天的路上,望着绿无边际的麦田,看着黄得令人眼花缭乱的遍地油菜花,还有傍晚临近学校时看到各个教室日光灯照在窗上的一片又一片灯光。这都能让人心旷神怡。

    但我青少年时最愉快的,还是“文革”后第一批上了大学,是大学和研究生期间的思想解放,是没有就业压力的自主学习及海阔天空的自由讨论,是国家由此开始的一段比较自由祥和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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